忆第一次文代会:张爱玲女士坐在会场靠后的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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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北平已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在这令人振奋的日子里,我人在香港,心系祖国,携新婚不久、有着身孕的妻子周荫君,打消她可能在船上流产的顾虑,怀着急于回到新生的祖国、急于参加新的工作的迫切心情,与生活书店在港的工作人员一起,登上党组织特意安排的一艘专送在港民主人士和文化人的外籍轮船,回到了新生的北平。 在北平的生活还没有完全安定下来,上海也解放了,这在我心里引起了巨大的波澜。在学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的文件和许多作家的发言后,我强烈地意识到,展现在我面前的是陌生而又奇异的新生活,如果不去体验,将会两眼漆黑,无法写出像样的文学作品来。 我决心辞去生活书店的工作,回到自己熟悉的上海,为自己的“城市写作”寻求一个更丰富更扎实的新空间。离开北平前夕,我专门到北京饭店向茅盾先生辞行。茅盾先生对我想回上海下生活的意愿表示了肯定,并说把写作放下一段时间没有什么关系,要紧的是须有长期深入生活的思想准备,为自己今后写作开辟一个新的起点。他当时还写了一封信,让我带给时任华东局统战部副部长的周而复同志。 我当初并不知晓信中的内容,只是担心误事,回沪不久就赶紧找到上海大厦周而复工作的地方,将信交给了他。周而复看信后对我说,茅公提到你回上海是想深入生活,要我有机会时提供帮助。我听了,觉得一股热流涌上心头,差一点掉下泪来。其实我和茅盾先生并没有太多交往,对一个文学青年,他竟如此的关爱和支持,这使我深为感动。 不久,我接到通知,去上海市政府重工业处报到,随后被分配到上海第三钢铁厂,任军管会军事助理员;一年后,又继任副厂长。我的生活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其间,我出席了上海市第一次文代会。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张爱玲女士也参加了文代会,坐在会场靠后的位子上。会议开了六天,圆满闭幕。我深受鼓舞,更坚定了到生活中去的决心。 我在钢铁厂工作了三年,后又到江南造船厂下生活一年多,这些都为我创作城市题材的作品提供了现实依据,也促使我展开了想象的翅膀。在钢铁厂期间,我创作、发表及出版了建国后第一部长篇小说《不疲倦的斗争》,独幕剧《炉边风波》,三幕话剧《钢铁的力量》等。短篇小说集《竞赛》出版后,其中的三篇作品还被日本《新の世界》等杂志翻译发表。 后来,我调到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任专职编剧。从严格意义上讲,进入创作所以前的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写作不是维持生活的主要来源。而现在,被正式任命为专业作家,这让我感到惶恐不安,也感到肩头上的分量。这段时间,我渐渐以写电影剧本为主,先后写作、拍摄、出版了电影剧本《伟大的起点》和《护士日记》,还有四幕七场喜剧《幸福》等,共十余部。另有长篇小说《浮沉》(《护士日记》即取《浮沉》中的故事)。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开始着手写作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火焰三部曲》。第一部《火种》写大革命时期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于1962年出版,再版四次,发行九十余万册。第二部《燃烧吧,上海》由于“文革”的横生波折,出版发行已是二十年后的事了。前几年,出版了六卷本的《艾明之文集》。 我年事已高,回顾自己六十多年的创作道路,虽然也曲折,也艰辛,终究还在向前走。但由于自己努力不够,仍感有愧于时代和人民的要求。(艾明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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