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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未能如期出版的一部论文集

来源：人民政协报

2012-09-28 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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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12月上旬，郭沫若读到陈著《论〈再生缘〉》。自1961年1月至1962年1月，郭沫若反复通读四通，并以三种版本进行核校。郭沫若先生边阅读边发表了九篇论文，这一点在解放后的郭沫若那里是极其少见的。因之，有研究者认为郭沫若此举负有政治使命。

　　期间，郭沫若先生还两次前往拜访陈寅恪，彼此交换看法及意见。

　　几乎同时，中华书局历史一组检出了陈寅恪的论文目录，金灿然将目录送交齐燕铭过目，并附有一信:

　　燕铭同志:

　　关于出版陈寅恪论文集一事，我曾口头请示过周扬同志，他表示可以；也曾问过郭老，郭老赞成。最近接到杨荣国同志信，附上。为慎重起见，我们就手边的材料查了一下陈到底发表过哪些文章，草目附上(不全)。请考虑可否正式向陈约稿。从争鸣上讲，似可以约稿，但据说他的稿子是不能动的，约了可能有麻烦。

　　陈关于隋唐史的两本书和一本元白诗笺证稿，解放后均已出版。目录中关于元白诗的文章，均已收入后一本书中。

　　敬礼　金灿然6/1(1961年)

　　同年的3月，齐燕铭在金灿然信后批示:

　　可由中华提出向陈约稿，只告他文中如有涉及兄弟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因中国古代史常有把这些国家作为藩属和文中带有污辱话的情形，今天发表容易引起对方不快)，请其慎重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此外问题随其任何论点均不必干涉(对少数民族似关系不大，因国内问题总好讲清楚，当然也要看讲话的分寸)。又约稿可否通过杨荣国与之面谈，比写信好。

　　因此，在1961年11月的“中华书局1962年编辑发稿计划(初稿)”中，即将陈寅恪的学术论文集列入了出版计划。

　　可是，这部已列入出版计划的论文集，最终却夭折了。
 
　　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华书局上编所已将陈寅恪先生的《金明馆丛稿》列入同一年的出版计划。这一点体现在陈著上编所责任编辑之一金性尧(另一位责编是梅林)代上编所所拟，致中华书局总公司的信中。 　　总公司编辑部:

　　本年三月二十九日曾致1097号函一件，函中说明刘大杰先生的学术论文集，已列入我所本年度发稿计划中。目前大杰先生正在修订其《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册(上册已于三月间发排)，俟该册修订完毕，即可整理论文集。故希望你处同意此一选题由我所出版。至今已逾一月，未荷惠复，想已蒙同意。其次，我所戚铭渠同志最近因公前往广州，特乘机专程拜访陈寅恪先生，除向其问候外，并重将其《钱柳因缘诗释》、《金明馆丛稿》加以明确，要求俱由我所出版。当蒙寅恪先生亲自允诺，并说此二稿早已定约，将来完稿后自当先后寄给我所出版。此外，我所为了积极贯彻党的二百方针，并拟有系统地印行全国有高质量的学术研究论集，上述刘、陈诸先生著作，则早已列入计划之中。现因刘著论文集及陈著诗释、丛稿，都已落实，为了加强彼此业务上的声气，特此专函布闻，并希察洽为荷。

　　此致敬礼　1962年5月7日上编所向陈寅恪约稿的时间早在1958年。不论是从约稿的时间上，还是中华书局所编论文集还没定型上来说，由上编所出版都更合理一些。再说，从出版计划上说，一家出版社也不可能同时出版同一位作者两部并不成系列的著作。

　　另有一事值得一说。1962年春，胡乔木在陶铸陪同下，到中山大学看望陈寅恪先生。陈先生在谈及所著虽已交付书局但迟迟没能出版时，感叹“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

　　陈寅恪先生显然明白之所以延宕的原因主要是在《论〈再生缘〉》上。而胡乔木的回答大半属安慰性质，很难说是什么许诺。

　　此时，中华书局的陈著论文集尚在未定中。中华上编的《金明馆丛稿(初编)》陈寅恪先生虽答应交给上编出版，但仍没有编定。在当时的情势下，不论是哪一部论文集，《论〈再生缘〉》都碍难选入。即使“中华书局1962年编辑发稿计划(初稿)”中曾将《论〈再生缘〉》收入其中，甚而1961年5月上旬，金灿然借到广州参加学术会议之机，当面向陈寅恪先生提出将《论〈再生缘〉》修改后交中华书局出版。最后，《论〈再生缘〉》仍被剔出。变化在于，《论〈再生缘〉》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实，就《论〈再生缘〉》3万字的容量来说，出单行本稍嫌单薄，放在论文集里应更合适。故而，陈寅恪先生对胡乔木言谈所指概略上是中华书局拟出版的论文集，但症结是《论〈再生缘〉》。

　　而根本的症结却不在这里。时在光明日报工作的穆欣在其发表的《郭沫若考证〈再生缘〉》一文中说:

　　因为《〈再生缘〉》中宣扬元朝皇帝“征讨朝鲜”的战事，1962年初，周恩来总理曾经叫人向笔者打招呼:不要再在报纸上讨论这个问题，以免由此伤害中朝友谊，在国际上造成不良影响。郭沫若后来未再就此续写文章，从此在报纸上停止了这场讨论。本来，郭沫若已将他核校的《再生缘》前17卷交由中华书局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拟出版陈寅恪《论〈再生缘〉》，并请郭沫若写序，因此也都未能实现。

　　1963年，陈寅恪旧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由中华书局重印出版。此举，中华书局一是不得已为之，二是期望能给陈寅恪先生一点安慰。（孟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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