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罪与非罪一个念头便可捅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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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非罪一个念头便可捅破 ——本报独家专访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当代亚洲最知名作家，因《挪威的森林》更被中国读者喜爱。从1979年的《且听风吟》到今年姗姗来迟的《1Q84》，三十年来，村上春树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在中国畅销不辍。他坚持跑步，坚持过一种很有规律的生活，从来不到俱乐部里面找女人一起喝酒，他说他一辈子只爱他妻子。《1Q84》，在上周被新浪评为2010年上半年好书的第一名，在纯文学世界，能取得口碑和销量俱佳的海外作者，只有村上春树。有人不知道村上春树吗？嘘，请不要承认！ 记者：《1Q84》是如何构想的，有何用意呢？ 村上春树：很久之前，乔治.奥威尔的《1984》便令我心中一动，我就想将不久前的过去写成小说。还有原因之一是奥姆真理教事件，我将60多位地铁毒气受害者的话总结成了《地下铁事件》，又将从八位奥姆真理教信徒那里听来的话写成了《在约定的场所》。之后，我也旁听了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的审判。我对奥姆真理教事件的愤怒却不能消散，我想更多了解杀害了八人后逃亡的凶手林泰男。他偶然加入奥姆真理教，被洗脑后犯下了杀人罪行。他并非是有犯罪型人格的普通人，最后犯下重罪，等回过神来已经成了不知何时会丧命的死囚，想象着自己孤零零地待在月亮背后。我多年来一直在考虑发生这种情况的社会背景和意义，这便是《1Q84》故事的出发点。 记者：你的作品让人深刻考虑所谓人类的高尚和恐怖，所谓的善恶和所谓的审判究竟意味着什么？ 村上春树：犯罪的人和没犯罪的人之间，他们相隔的墙壁比我们想象的要薄得多，甚至一句话一个念头便可捅破。假说中有现实，现实中有假说。体制中有反体制，反体制中有体制。 我想将这样的现代社会的所有系统都表现在小说中。所有出现在小说中的人物我都起了名字，并尽可能细心地塑造他们每一个人，让读者感到即使他们出现在我们身边，都不觉得奇怪。人性的善恶不能简单的界定，它与所处的社会系统紧密相关。 记者：作品中所有的人都有伤痕，有伤痛的过去，却拥有各自独特的魅力。即使作品中出现了两个月亮，看惯了电影和游戏画面的一代人也不会觉得别扭。 村上春树：对于自己所处的世界究竟是不是真正的现实世界，越来越不自信，这是很多现代年轻人的典型心理。 1995年连续发生了阪神大地震和奥姆真理教事件，日本民众应该比其他人更早的体验了“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这种脱离现实的背离感。除了《挪威的森林》，我的小说并不是所谓的现实主义小说，但却被冠以新现实主义小说而逐渐被世界接受。 同时，我喜欢像巴尔扎克那样描写世俗之事的小说，想将这个时代所有的世间百态立体地写出来，成为我独有的“综合小说”。超越纯文学的藩篱，采取多种尝试，在当今时代的空气中，嵌入真实的人性。人类越来越专注于个人感官与内心，甚至对外在的改变视而不见。 记者：小说在健身俱乐部工作的女子青豆和立志当小说家的教师天吾的故事中交叉进行。其节奏像雅纳切克的《小交响曲》般极具独创性。其中的登场人物与故事都是怎样设计出来的？ 村上春树：我是根据巴赫的《平均律键盘曲集》的格局、长调和短调，来决定交替写青豆与天吾的故事。一对10岁时相遇然后各奔东西的30岁男女，相互寻觅对方，我将这个简单的故事变成复杂的长篇，在写作的两年中，我要完成它的决心从未动摇过。我的写作是通常脑海中浮现出微小的片段，之后就顺其自然写下去。我可不想在知道故事情节的情况下写上两年！因此，《1Q84》没有纲要设计。 记者：您首次在长篇小说中使用第三人称的叙述口吻，但仍然感觉与“第一人称”接近，好像“他”就是“我”。《1Q84》仍保持着村上作品中独特的亲密性，因为年轻人是容易受伤的、美丽的。 村上春树：一般来说，作家越上年纪，越能写好所处年代的故事。作者也同社会一起成长。但现在，我对生于当代、正在逐渐成长的年轻人更有兴趣。虽然我并未和20多岁的年轻人打交道，也几乎不懂手机小说和动画，但这和描写真实的故事没什么关系。虽然30岁的时候只能写好自己30岁的故事，但是《海边的卡夫卡》中15岁的少年、《天黑以后》19岁的少女，我都是当成自己来写。《挪威森林》中的我，与《1Q84》中的10岁青豆、30岁的天吾，都是“我”。我也很想深入地写一下女性的感受和思考方式。 本报特约记者 轩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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