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奖得主:文化异质性不等于“中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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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近年来一直是个争议颇多的话题。在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垃圾说”之先,国内已有不少论者对当下文学的整体成就持尖锐的批评态度。去年11月,陈晓明和肖鹰两位学者就“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的评价问题又起争论。陈晓明教授强调,中国当代文学现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评价它需具备“中国立场”;肖鹰教授则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正走入低谷,“只有中国学者才能理解中国文学”的思路是一种“长城心态”的体现。此后至今,《中华读书报》、《文艺报》、《辽宁日报》、《北京文学》等就此问题展开了更广泛的探讨。究竟什么是好的文学?应如何看待中国当代文学?为何在中国作家、批评家、广大读者和西方汉学家之间,对同一阅读对象的评价会如此大相径庭?相比之下,国外的严肃文学状况如何?这些问题,是有进一步探讨价值的。本版将在今后陆续刊出作家、学者的探讨文章,以期能提供更丰富的视角和观点。 -文学疆域被“窄化”的忧虑 评判中国小说需要“中国立场”,这无疑是一个新瓶,然而在它里面装入的大约也还是旧酒,大约,是从“东方主义”延续下来的一种更为窄化的文化思潮,它的命题中有显见的伪。评价小说,或者说评价文学,无论在任何的国度,民族,都有一个普遍性的标准尺度,当然,有些小说的产生会拓展甚至“灾变性”撕裂这一尺度,然后形成对这一尺度的丰富——这种丰富从来不是以国家为界限的,不是以民族为界限的。之前,我们经历着“底层文学”对文学疆域的窄化,它用一种“道德正确”窄化了原本丰富的文学;我们经历着“市场”、“经济”对文学的窄化,把有无“读者”当成是评判文学存在合理性的标准,资本的无知和傲慢使文学多样性生态变得可危。我们还过多地强调过“经验写作”,那种把地域性差异看成是文化表达本质的观念多少排拒了人类性的“历史经验”和“阅读经验”,实现的也是对文学的窄化。现在,“中国立场”来了,它可能将文学带入民族主义的褊狭,无论这是否属于它的主观愿望。舍掉丰富性和宽阔,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视域内,是否属于一种独特的文化特征?我们的文学批评者为何那么乐于给自己和文学“画地为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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