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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戏剧:由“俗”到雅的启示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廖文
2012-09-28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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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众文化也能产生“大家”,诞生经典。从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看,大雅多自大“俗”生。

    群众文化的兴起和蓬勃,是文学艺术发展繁荣的重要契机。群众文化对于专业文学艺术来说,不可或缺。

    莎士比亚戏剧历来被奉为经典,从普通大众到学者精英,对此都毫无争议。事实上,莎士比亚戏剧开始时并没有得到戏剧界的认可,并且因其过于“通俗”而被当时的专业戏剧创作者排挤、轻视。但大众剧场为其带来了无尚荣耀,之后的四百年多来,莎士比亚戏剧不仅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经久不衰地演绎,同时也成为戏剧艺术家的必修课,进入精英学者研究领域,得到评论家众口一词的赞誉,被高高供于戏剧史乃至文学史的神坛之上。这个由“俗”到雅的过程,给我们带来重要的启示:群众文化也能诞生经典、产生“大家”;大雅多自大“俗”生,贴近群众的“俗”的艺术,更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群众文化的兴起和蓬勃是文学艺术发展繁荣的重要契机。

    群众文化也能诞生经典。莎士比亚从一开始就以大众剧场的所有观众为对象,上到高官显贵,下到贩夫走卒,根据他们的爱憎喜好创作戏剧。其涉及的主题包含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观照着人的爱情、仇恨、野心等种种俗世情感。台词对白更是取材于群众,大量运用民谚俚语,插科打诨,甚至常有语带双关的男女关系的隐喻,不可谓不“俗”。但莎翁的剧作绝非哗众取宠,昙花一现,不仅在当时得到热烈追捧,更引起后世各种人群的共鸣。俚俗的台词与华丽的字句一起,构成奇妙的审美效果,并进入现代英语的血液,成为英语文化的一部分。能够达到如此成就的作家,屈指可数。诚然,莎翁的成功有其戏剧创作的天才因素,但更与其长期生活在市井村野密切相关,来自群众的艺术的灵感和语言营养,加之艺术化的呈现,使之“雅俗共赏”。从群众文化中汲取养分,以群众为永恒的创作对象,是其成功的关键所在。

    群众文化也能产生“大家”。莎士比亚起于“草根”阶层,却广泛受到各个层次观众的热烈追捧,并经历了历史和国界的检验。而与莎翁同时代,在当时知名的剧作家,瞧不起这种贴近群众甚至迎合群众的姿态,到今天,他们的名字却只有在专业研究者那里,或者借了莎翁的光,才能被提起了。由“草根”而入“庙堂”的,古今中外,不独莎翁一例。宋代的词人柳永,曾因“倚红偎翠”、“浅斟低唱”入不得庙堂,但谁也否认不了“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事实,“杨柳岸晓风残月”成为流传千年的经典,而柳永也作为宋前期最有成就的词人之一,无可厚非地重回并永居庙堂之上。群众对文学艺术的喜好,并不为所谓权威和地位左右。

    从文学艺术的发展规律来看,大雅多自大“俗”生。传世经典多生发于群众集体智慧的创造和传播。三百国颂民风,多出自劳动人民口中,采编成册,可以称“经”;文白对峙,白话胜出,章回体小说由市井流行渐成名著经典。传说蒲松龄坐在树下数年,免费请路人喝茶,交换条件是讲一个故事,写成《聊斋志异》,虽说“树下请茶”的说法有待考证,但其多年搜集整理群众编创口口相传的故事,妙手著成“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的经典,却十分可信。“俗”与“雅”是辨证的,一种艺术形式或一部作品最初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往往是通俗的,因为其最贴近“人”的喜怒哀乐、欲望和需求,但又会蕴藏着无限的艺术生长力,在其中萌发大美、大爱,催生更加成熟的形式或作品,最终成为经典。

    贴近群众的“俗”的艺术更能经得起历史检验。事实上,“俗”与“雅”的较量,早已有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在法国分出了“贵族派”和“平民派”两种力量,“贵族派”只为少数贵族服务,虽然在诗歌和法语的发展上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却远没有写出《巨人传》和《十日谈》的“平民派”作家拉伯雷与薄伽丘的名气。后二者因为用民间语言写出了现实主义关注人性的通俗作品并广泛传播,而在文艺复兴的史册上声名赫赫。不论在当时还是后世,“俗”的文化都战胜了以“雅”为出发点的艺术。“平民派”的“俗”,本质是以人为本,文艺复兴的起源就是挑战教会思想文化的统治,归回最普通大众的人性,因此莎士比亚才能作为英国文艺复兴的伟大代表,代表群众言说政治,呼唤自由,享有追求真善美的权利和能力。

    疏离了群众的唯“雅”的文学艺术生命是无力的。没有坚实的根基,为雅而雅的创作,没有经历“俗”的历练的创作,远离群众的欣赏需求而高高在上的创作,是生而孤独的。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虽然被誉为20世纪100部最佳英文小说之首,但其情节的复杂性,意识流手法的晦涩性,致使能够阅读这本小说的人寥寥无几,作者在小说中塑造的主人公布鲁姆这样的大众人物,是不可能读也读不懂这样的书的,其创作之初就已经把绝大部分读者挡在了门外。而认定其为最佳小说的机构,就是它的出版商兰登书屋。尽管兰登书屋的排名有一定的权威性,但这种自卖自夸的方式仍有藐视大众的嫌疑。西方现代主义兴起以来,大量文艺家面对群众文化的兴起和群众文艺素养的提高,为了保持文学和艺术的神秘感与高贵感,为作品打上所谓的“精英”烙印,刻意用难懂、晦涩、高深的词语和语言组合方式制造陌生化的效果,用以作为区分受众的标志。这种风潮在中国的表现也非常突出,却难免显露出蹩脚的跟风和模仿痕迹,钻进所谓“纯文学”、“纯艺术”的牛角尖,以“高雅”和“精英”之名创作,这样的文艺形式或作品却常常是失败的、苍白的。将群众排斥在真实的创作对象之外,在文学艺术上试图保留“垄断”地位,拒绝普通大众的欣赏和点评,或者指责质疑大众审美水平,我们完全可以将其看作是在艺术上心虚的表现。不经由人民群众的检验,仅由少数上层知识分子和文化人认定的“经典”,其经典的真实性和持久性,始终是存在争议的。当然这里不是否定《尤利西斯》或者现代主义的文学价值,而是要说,这种创作,可以是少数文艺家的艺术尝试,绝不应是大多数文艺家长期的艺术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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