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新作《白雪乌鸦》用灾难考量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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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讲述鼠疫下的哈尔滨 迟子建用灾难考量人性 “在小说中，我并不想塑造英雄式的人物，虽然医生伍连德确实是个力挽狂澜的英雄。我想展现的，是鼠疫突袭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作家迟子建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她的最新长篇小说《白雪乌鸦》并不单写鼠疫灾难，而是着眼于灾难暴发后人们的生活常态及人性温度。《白雪乌鸦》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讲述了发生在1910年冬至1911年春，哈尔滨暴发鼠疫死亡数万人的故事。 故事 只看到灾难是我失败 1910年至1911年秋冬之季的东北大鼠疫，最早出现在俄国境内，后经满洲里蔓延至哈尔滨。这场由流民捕猎旱獭引发的灾难，到了1910年底，呈现出失控状态，哈尔滨的傅家甸尤甚。《白雪乌鸦》的故事就发生在鼠疫肆虐的傅家甸，讲述几户寻常人家在鼠疫来临后经历的种种悲欢离合。小说从底层市民王春申“三铺炕客栈”里的家庭纠葛开始写起，写到鼠疫的暴发、经过，直至恢复平静，着力写了王春申、翟芳桂、翟役生、于晴秀、喜岁等普通民众的人情冷暖，以及官员于驷兴、医生伍连德等人面对灾难的态度。小说内容密集、丰富，不张不扬、徐徐道来，如一幅市井图，充满小人物的悲欢哀乐。 迟子建上一部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讲述的是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沧桑的故事。对于此次写鼠疫灾难，迟子建解释说，她是在非典那年才知道近百年前哈尔滨发生过一场鼠疫，当时就陆陆续续看了一些资料，作为小说素材暗暗记下来，准备在合适的时候写成小说。与此同时，老哈尔滨华俄杂处的生活，也对她有着极强的吸引力。终于，在酝酿了多年后，她才将这部小说写出来。 迟子建说，她关注鼠疫灾难，但不局限于灾难本身，她意在借鼠疫这一灾难，还原那样一个时代，民众的日常生活状态以及他们面对灾难的态度和灾难面前的人性呈现。迟子建说：“假如读者从小说中仅仅看到了灾难，那不是你的错，恰恰是我的失败。” 创作 绘制地图搭建起骨骼 在确定写鼠疫下的哈尔滨后，迟子建尽量搜集1910年哈尔滨大鼠疫资料，并做了满满一本笔记，慢慢消化。此外，她逐页翻阅黑龙江省图书馆所存四维胶片的《远东报》，眼睛几近看花。随着资料的充实，那个时期的商品广告、马车价格、米市行情、自然灾害、街市布局、民风民俗，一点点地进入她的视野，搭建起小说的舞台。 为切身感受故事发生地傅家甸的真实面貌，迟子建不止一次去傅家甸，想把自己还原为那个年代的人。她说：“虽然鼠疫已过去一百年，但一个地区的生活习俗总会以某种微妙的方式沿袭下来。那一段正在进行改造，到处是工地，尘土飞扬，垃圾纵横，一派喧嚣。我在街巷中遇见了崩爆米花的、弹棉花的；遇见了穿着破背心当街洗衣的老妇人、光着屁股戏耍的孩子、赤膊蹬三轮车的黑脸汉子以及坐在街头披着白单子剃头的人。这些情景，是在我所居住的南岗区极难见到的。我感觉傅家甸就像一艘古老的沉船，渐渐浮出水面。” 构筑好小说的框架后，迟子建绘制了一幅地图。“地图基本涵盖了小说中的主要场景，譬如各色教堂、粮栈、客栈、妓院、烧锅、理发店等。地图上有了房屋和街巷，如同一个人有了器官、骨骼和经络，生命最重要的构成已经有了。最后我要做的是，给它输入新鲜的血液。小说血液的获得，靠的是形形色色人物的塑造，只要人物一出场，老哈尔滨就活了。” 人物 塑造群象不重写英雄 《白雪乌鸦》中虽然出现的人物多达数十人，但仔细阅读却发现没有浓墨重写的人物，陈雪卿、王春申、翟芳桂、翟役生、于晴秀、喜岁等普通民众，以及官员于驷兴、医生伍连德的行为与状态共同支撑起了《白雪乌鸦》。不过，迟子建强调了医生伍连德在消灭鼠疫灾难所起的作用。 迟子建介绍，伍连德在历史上真有其人，他是公共卫生学家，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1910年末，东北鼠疫大流行，他担任全权总医官，深入疫区领导防治，不久即告控制。他先后主持兴办检疫所、医院、研究所共20所，还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尽管这样，迟子建说，她无意将伍连德塑造成英雄。“虽然伍连德确实是力挽狂澜的英雄，但我想展现的是鼠疫突袭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也就是说，我要拨开那累累的白骨，探寻深处哪怕磷火般的微光，将那缕死亡阴影笼罩下的生机勾勒出来。”当然，迟子建也为伍连德被今人淡忘而遗憾，她希望读者通过读她的这本小说记住他的名字。 迟子建称，她试图通过群象再现鼠疫到来时人性的复杂。比如，每个人对待疾病和生死的态度都不一样。鼠疫一来，有人被吓疯甚至死亡，如李黑子；也有人从容淡定，如傅百川。再比如王春申，在日常生活中，别人眼中的他可能是个窝囊废，可是鼠疫一来，他身上的英雄气质就被激发出来了。出宫的太监翟役生，他活着没有尊严、没有爱情，生不如死，盼望所有人都像他一样不幸，但鼠疫让他改变了这一想法。 主题 人性光辉把深渊照亮 对于创作这样一部灾难题材小说，迟子建坦言感觉到了艰难。这艰难不是行文上的，而是真正进入了鼠疫情境后，心理无法承受那种重压。这在迟子建写作中是从未经历过的。迟子建认为《白雪乌鸦》与《额尔古纳河右岸》完全是两个文本、两种气息——一个在莽莽林海间，可以看见碧水青山；一个在苍凉的冬季，被瘟疫笼罩。她说：“在写作《额尔古纳河右岸》时，尽管我的心也是苍凉的，可是那支笔能够游走在青山绿水之间，便有一股说不出的畅快；写作《白雪乌鸦》，感觉每天都在送葬，耳畔似乎总萦绕着哭声。依照史料，傅家甸当时的死者竟达5000余人，10人中大约有3人死亡。我感觉自己走在没有月亮的冬夜，被无边无际的寒冷和黑暗裹挟，有一种要落入深渊的感觉。作家就是要从深渊中寻找那一点点的希望亮光，而人性的光辉会把深渊照亮。当生活的潜流在鼠疫中激活后，生命的光芒就重现了。” 小说取名《白雪乌鸦》，迟子建解释说，鼠疫是一个很沉重的题材，鼠疫时期每天都有人死亡，死亡比例很高。那段时间，乌鸦在天空盘旋，天上下着雪，雪上又有乌鸦，一黑一白两种东西结合到一块就成了一个意象。她觉得“白雪乌鸦”比较切合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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