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时代的精神状况与文学理想的浮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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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委靡之相当然是时代精神状况的产物，而这种精神状况首先作用的却是作家，这就不得不涉及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在我看来，作家与时代的关系虽然说起来复杂，但有两种关系更值得注意：其一是顺应，其二是反抗。当时代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精神气象时，顺应时代便能让作家身心舒展，文学也会呈现出刚健之风、进取之态，盛唐时代的诗歌便可作如是观。而当时代变得物欲横流或委靡不振时，顺应便成为一种共谋，文学因此也会遭殃，这时候就有了反抗。反抗是作家的自我拯救，同时也是让文学振作起来的一种手段，但势单力薄的反抗往往又会成为堂·吉诃德式的举动。当然，顺应与反抗也并非那么纯粹，许多时候它们都相互纠缠，从而让作家与时代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暧昧。比如歌德已是一位伟大作家，但恩格斯却依然分析出了他与时代关系的矛盾性：“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恩格斯在这里特意提到了德国的鄙俗气，那应该就是当年德国的时代精神状况。连歌德都被这种时代精神击中而无还手之力，可见其鄙俗气的强大。 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中其实也是存在着一股鄙俗之气的，但许多作家或者浑然不觉，或者予以认同。如此一来，文学自然也就浊气上升，清气下降，失去了清俊挺拔之姿。这其中自然也有反抗的作家，但他们的言行却一度受到批判和嘲讽。遥想90年代中期的张承志和张炜，他们曾有过“抵抗投降”的激烈言辞，今天看来，或许二张就是抵抗鄙俗之气的先知先觉者。然而，不但他们被扣上一顶“道德理想主义”的帽子而遭到攻击，就是“抵抗投降”的先驱鲁迅先生也受到了牵连。在这种质疑、嘲讽与批判中，反抗时代的流行趣味不但成为尴尬之举，而且似乎也成了一件“政治不正确”的事情。正是由于诸多作家与时代鄙俗之气明里暗里的合谋，理想主义换算成道德理想主义后被清剿出局，文坛或文学从此进入到你好我好他也好的太平时代。 海德格尔说，贫乏的时代往往会隐藏存在和遮蔽存在，诗人的职责在于认识时代的贫乏，进而让存在敞开。(《诗·语言·思》，第85页)这当然是对作家的高要求，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作家很可能还难以企及。那么，我们的作家是不是可以向恩格斯所批判的歌德学习，退而求其次？如此这般之后，作家在顺应与反抗时代之间游走，进而形成了一种深刻的矛盾。这时候，他们的作品或许才能呈现出灵魂的悸动，心灵的歌哭，而不至于成为一种无病呻吟的平面化的东西。 然而，学习歌德也颇不容易，因为歌德是非常看重文学理想的。他认为，欧里庇得斯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那个时代的文艺趣味是前进而不是倒退的”(《歌德谈话录》，第86页)。他指出，近代文学界之所以弊病多多，原因在于“我们所缺乏的是一个像莱辛似的人，莱辛之所以伟大，全凭他的人格和坚定性！”(同上，第92页)他呼吁：“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同上，第137页)这里所谓的前进的文艺趣味，作家高尚的人格，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都可看做歌德对文学理想的向往与追寻。我们的作家也能形成类似歌德这样的感受与思考吗？我不清楚，但还是希望他们多少能有 一点，因为这是让我们的文学有大出息的基本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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