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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发：本土文化基因在当代汉诗写作中的运用(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陈先发
2012-09-28 1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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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汉文化的本土基因里，还有一个很独特、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时空概念。这不同于你们那边的埃舍尔、米罗、毕加索那种强行扭曲的时空感。东方诗歌、戏剧、绘画甚至古曲，在许多地方表现出一种共时性。在那里，“此刻”这个词，既是即时的，也是历史的。“这个人”既是现世的，也是前世的。以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为范本。这样的时空的交叉与共振体现了东方诗歌一种特有的美质。受这方面的启发，我也做过一些写作上的尝试。在《白头与过往》这首长诗中，我企图将多个维度的时间与空间凝聚于一体。用极为具体的细节陈述来加强时空的幻化。在我看来，这只能是一个东方诗人的做法。在东方的伦理学与美学观念中，“个体”之中仿佛永远座落着一个“集体”之中：一个人身上的血缘、身世与循环不息的感怀。而且，他会在许多你意想不到的地方、角度来表达这种理念。我在《从达摩到慧能的逻辑学研究》一诗中写到：“为了破壁他生得丑／／为了破壁他种下了／／两畦青菜”。这样的写法，得益于禅宗的一些思路。他会在另一个不相干的空间，用不相干的方式来完成他的目的，这就是东方式的曲折和美学。而且在这里，在许多真正的东方诗人那里，所有空间的安置、“物象”的选择，无一不是意味深长的。“一根竹子”，被画到纸上，被写到诗中，不再是一种物象，可能还包含着谤佛讥僧的许多想法。这种方法来自一种古老文化的思维定势，可能许多人会觉得很无聊、很腐朽，但同样也会有许多人喜欢这种寓言式表达。在我看来，一个西方诗人可能不会如此苦心经营这样寻常的一个物象。通过特异的时间安排、物象构造，诗人的个人信息从中奔涌了出来，刘勰不是说屈原有“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吗？辞与谈，那是表层的构成，志和意，才是真正要体现的东西，也正是靠着它们才完全撑开了诗意的空间。屈原、王维、王羿、马远这些人，从技艺上都是空间安排的大师。这，是否有助于当代汉诗写作中那种因尽力于生活的具状描述而导致的平面感、狭隘感呢？

　　当下中国的诗人群体整体上很浮躁。一方面，那些对汉诗传统持极端否定立场的人，事实上，其中的多数人或者不懂得什么是汉诗的本土基因。网络时代的即生即灭的即性写作样式庇护了他们“以不懂而快速新生”的状态。他们举着反对的旗号却不知要反对的是什么。这种过度感性的革命方式，在中国文学史上似乎出现过多次了。从方法的角度观察，许多诗人用的即便不是东方人自已的旧东西，也难免是西方诗人的旧东西。所以他们的新生状态，是可疑的，也是不可能持久的。我这样说，类似于一种诅咒了。另一类倾向是对传统的非常浅薄的表层复制，这就更不可取了。简单地大喊所谓的王道思想回归、儒家体统回归并像死了亲娘似的哭泣，是对“传承”二字的极大羞辱。“周虽旧邦，其命惟新”。这里我也不想深谈。总之是，对汉语持有自觉性、严谨态度、自省态度的诗人太少了。而且，不同写作取向的诗歌群落之间，缺少有效的对话，更多的时候，形成一种相互攻击的关系，在诗坛造成一种浮泛的热闹，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至少我本人深恶痛绝。当然，从具体的诗人角度来谈，没有一种写作，需要承担起“非个人的使命”。但当代诗人集体，对汉语现代性的建设，实实在在是太重要了。古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过渡不足百年，又是一种缺陷性过渡，激烈的白话文变革是由少数几个大师主导着完成的，在大陆又很快被铁板一块的政治话语笼罩着，使她在语言疆域上的可能性，呈现一种紧缩的状态。以语言拓展为使命的诗歌写作，理所当然地就被赋予了一个重要使命。有一些学者认为，当代汉语的范式受翻译体“语言变体”、和未经筛选的方言表达形式的侵袭比较厉害。恰恰在这时，曾被维特根斯坦否认的“私人语言”，确应受到更多的重视。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个体主观主义(individualistic  subjectivism)语言学有一个观点，我觉得很重要。他们认为“语言的基础是个体的创造性言语行为。语言的根源是个体的心灵”，而“解释语言现象，也就是把语言现象当成是有意义的个体创造行为来看待”。当代汉语诗人无疑是首当其冲的私人语言实践者。奥迪亚•奥菲曼（Odia Ofeimun）告诉我，在他的国家里，同样存在这一问题。我在想，他们那边，可能是另一种类型，不同于现代汉语因为从原母体的蜕变时间太短，在这太短的时空之中，受意识形态操控的集体话语权力统治又太长。他们那边，是受另一种外来语言的奴役问题。如果让我发言，我要说，从“本土基因”的取舍上出发的，立足于私人语言经验之上的当代汉诗实践，对这个民族的语言发展是多么地有意义啊。相对其它文体的贡献，它的重要性无疑将更进一步地显示出来。（完）
 
　　（注：根据２００７年秋天的一次即兴谈话整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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