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引争议 孙皓晖回应：从未赞美暴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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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西汉学者们列举的基本事实，大都经不起历史主义的分析。但是，他们毕竟还自觉注意到了批评者的举证责任。其后任何时期的攻讦，都因为不承担举证责任，不得不沦入咒语境地。颇有意思的是，两千余年来，除了秦末六国贵族的政治谎言，除了董仲舒等人臆断式的批秦之论，除了焚书坑儒等几则两千余年不断翻炒的案例，对秦政秦皇的攻讦，竟然一直未能出现系统展示历史事实的真正有力的论证篇章。客观地说，两千余年的批秦作文，绝大部分论断都是缺乏事实支持的。在他们的文章与言论中，既没有田野发掘重大事实的支持，也没有史书明载的基本事实的系统举证。 对于这个古老的问题，我愿提供一个论证方向，以资批评者考虑。 什么是暴政？当时的政治家们很清楚。商鞅的著名论断是：杀人不为暴，赏人不为仁者，国法明也。这就是说：依法处决罪犯，不是暴政；无视法律，滥杀无辜臣民，才是暴政。法律之外滥行赏赐，不是仁政；依法赏赐，才是仁政。这一论断，无论从历史实践看，还是从当代文明理念看，都是成立的，都是难以推翻的。但是，以某种当代法学理念，这一论断潜藏着一个隐隐的缝隙——法有恶法、良法之分；所谓恶法，就是将国家统治方式推向罪恶行为的法律；譬如希特勒的种族歧视法，导致了整个国家机器的种族灭绝罪行，就是恶法。如此理念之下，若能系统研究秦法，大量举证秦法的恶法律条，从基本方面证明：秦法是恶法，将秦帝国的统治方式与秦始皇本人的政治行为，推向了罪恶实践，出现了若干数量的大屠杀，导致了社会大倒退。倘能如此，无疑是暴政成立的最根本证据了。在此条件下，再去搜寻秦始皇的暴行，也许会容易一些。 至少，这是治学的正当路径，其力量远远大于概念化批评。 五、没有绝对的神圣儒家的历史缺陷是可以呈现的 儒家问题，是一个同样古老的问题。任何涉及春秋战国秦帝国的不同形式的作品，都不能绕开儒家。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态度是严肃的，慎重的。除了《大秦帝国》中的形象叙述，我写过《遭遇儒家》、《文化霸权和文明衰落》两篇专门谈儒家的文章，还在答媒体采访中多次谈及儒家问题。 我的基本理念是：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的一家，是保守主义的学说体系；在春秋战国崇尚思想多元化的健康文明环境下，儒家在整个文明形态的制约平衡发展中，有过客观的历史作用；但是，儒家的最大缺陷，是反对变革与创造，是主张中庸之道，所以只是中国古典思想的一个特定侧面，远非主流，更不是代表；因此，抛弃多元思想体系而独尊儒家，是中国文明的悲剧；从当代文明跨越的历史需求看，应该清理并重建先秦时代的多元思想体系，分析研究各家的优势与缺陷，将所有的优势思想综合起来，作为中国古典文明的优秀传统；其中的儒家，只是中国古典思想的构成部分之一；若将儒家作为中国古典思想体系的唯一代表，覆盖具有创造性的其他思想体系，甚或仍然主张独尊儒家，我们这个民族将再度陷入文明发展的悲剧。在儒家问题上，我所以遭到激情批评，在于中国当代仍然存在这样一个虽然已经日渐稀薄的文化气场：儒家等于中国传统文明，儒家圣贤是完人，不能表现他们在生身时代的尴尬，更不能展现他们落后于时代的一面；否则，就是丑化儒家，就是反儒贬儒。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儒家忽然重新变得不能触摸了。 战国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孟子大师。这位夫子很雄辩，但论战作风却很差。他以很刻毒的语言，几乎骂遍了当时的主要学派。在春秋战国各个学派的所有大师中，没有一人如此失态。动辄诛心，攻人而不对事，也是儒家曾经的重大缺陷之一。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判词，首句就是“心逆而险”，根本没有事实举证。论战之道，当时的“稷下之风”是优良传统；所谓百家争鸣，正是稷下学宫的历史盛况。 这些，都是历史的事实。《大秦帝国》展现了这一类场景，也让张仪“反骂”了孟子一场。但是，张仪驳斥孟子的言论中，没有一句类似于孟子骂纵横家那样的狠毒粗口。于是，《大秦帝国》就被戴上了丑化孟子、贬低儒家、反儒等等的帽子。激情批评者们的基本理由是：孟子有浩然之气，如此一个大师，绝不会那样表现。没有一个批评者提到，孟子爱骂人是事实，儒家要好好反思，认真改改这一风气。 历史地看，思想独尊，从来都是宗教世界才有的法则，其实质就是思想专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奉行宗教式的思想独尊，无异于全面扼杀这个民族的精神活动创造力。反思这种作为历史遗产的思想独尊的危害，对于我们这个民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重要的是，我们指出儒家的历史缺陷，不是刻意贬低儒家，更不是主张从华夏古典思想体系中剔除儒家；而是要恢复儒家思想的保守主义本质，将它从绝对神圣、不能评点的高台上请下来，与所有健康的积极的光明的向上的思想体系组合起来，共同构成我们民族的良性文明遗产。 我相信，儒家绝对神圣的时代，已经永远地过去了。 《大秦帝国》是一部精神本位的作品 对《大秦帝国》的创作理念，无论是褒扬，还是批评，其本身都必然会直接地深入到中国文明史的价值评判讨论之中。思想，总是在相互碰撞中一步步接近真理性的。自1840年以来，对中国古典文明的新价值评判思潮，已经以种种形式弥漫了160余年。这风雷激荡的160余年，我们打破了不知多少藩篱，却仍然没有获得普遍性的文明价值共识。但是，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认真，我们必然会继续接近真理的境界。 历史的烟雾，不会永远地遮蔽一个智慧勇敢的民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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