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和：读林昭《海鸥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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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冲进死亡去战胜死亡” 这首荡气回肠、感天动地的自由绝唱一经问世就已经不只属于诗歌，虽然强烈的青春激情足以使自由的羁绊彻底烧毁。其中的光芒与其说是抒情的，不如说是理性的，但理性也并未损伤其中的诗性象征。因此，我不再愿意在文学的意义上谈论这首诗，以防阻断了她带给我们的历史精神信息。这首诗写在太阳工程最为耀眼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大多数中国人沉浸在被解放的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喜悦之时，林昭没有加入迷信的大多数，而是有自己确认的真理，并且不愿自己的自由被暴力地解放。当时的语境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的自由的反对者喜欢用真理反对自由，强迫别人去确认圈定的真理的时代。但林昭清楚地知道，任何以真理的名义要求他人放弃自由的真理根本就不是真理，而是对自由剥夺的残暴。世俗世界中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绝对的迷信。真正的真理不会剥夺人们信仰的自由。而迷信因为害怕被治者，为了维护这种迷信常以剥夺人们的思想自由来得以实现谎言。在万里神州迷信的海洋中，林昭凭着她的智慧和信仰看到了真理的光亮，她要为此而上下追索。这首诗诞生于林昭的精神故乡——五一九运动时期，这个一度被历史遮蔽的新五四运动，使林昭与她的青春唤醒了人的主体性权利。作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她的自由和幸福不是任何主义强加的，她需要自己的独立思考、独立表达和自由选择。要知道，这种觉醒需要完成多少不可思议的现实挑战，或者要付出世俗世界的全部生存代价。但为了“真正把宪法规定的人权还给人民，使六亿人民自己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钱理群回忆五一九运动）林昭“宁愿让满腔沸腾的鲜血，/酒上那冰冷的枯瘠的土地。”林昭这种对于自由义无反顾的追求不是文学和诗歌意义上的，根据披露的有关林昭十四万字的血书知道，当时的她已经发现了通往奴役之路的危险。不管有多么美好的理想和坚定的承诺，道路的途中使人们放弃人的权利和尊严本身就是一种邪恶。同马丁·路德·金一样认为邪恶的手段根本无法实现美好的目的，因为手段是因，目的是果，并且手段是目的实现中的组成部分。要知道当时正是一个知识分子们放声歌唱的时代，尤其那些时代的抒情诗人们更是激情澎湃、引吭高歌。历史就是这么残酷，真理往往在少数者手里，而且必须为获得真理付出巨大的生存代价。然而，历史的法则往往是迟到的公平。林昭当年在狱中用血写下“在历史的法庭上我们将是原告。”“历史将宣告我无罪”。用青春的鲜血写成的《告人类书》、《海鸥之歌》并不是受于某种宏大的理想的感召，而只是重申了一些常识。这些常识在今天看来有的已成为常识，有的还在被权力的傲慢所踩踏。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相对自由言说的时代，但是言说者多，而在众声喧哗之下仍然是真正言说者的寂寞。这种喧哗中的寂寞一方面来自认知的欠缺，言说者没有能力发现诱惑中的危险，只是为了言说而言说。一方面来自人性良知，应有的良知泯灭在盲从与势力之中，从对暴力的服从进步到了对利益的追逐，真正的言说不再关注。在策略文化和市场利益的背景下，中国文学的言说能力一直未能形成言说的力量，甚至面临多重世俗势力的围剿。当铁凝刚刚动情地自问“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的写作配得上这个伟大而艰难的时代吗？”之时，有人问起她对重庆“唱读讲传”活动有何评价，她竟然智慧地说自己没有资格回答这样的问题。虽然从她的回答中我们已知道她对于“红色运动”的评判立场，但这种言说策略不是一个作家的，而是政客的。不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而是一个投机商的。在此，我看到了季羡林的精神遗传，我又怎么去要求她读一读林昭的《海鸥之歌》？这种带血的天地绝响没有任何言说策略，只是为了“把自由释成空气和食粮。”也不知身在作协皇冠上的铁主席读了这样的诗篇能否有评价的资格？ 这首《海鸥之歌》又是超越思想意义及世俗政治学的。如果单纯以为她在用整个生命抗争了专制文化和暴政则会使她的真正精神受到伤害。可以说这首具有象征意味的诗歌是汉语思想中的奇迹，打破了汉语思维的历史局限，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神高度。她的意义不仅在于发现自由缺席的地方“永远是人对他的同类的迫害”，或者“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在我死去之前，/也得要吸一口自由的空气，/即使我有三十次生命的权利，/我也只会全部献到神圣的自由祭坛上。”而且这里的“自由”不是我们理解的显而易见意义上的自由，这里的“自由”恰恰是从世俗意义上的不自由开始。这种“自由”的最高主题不是关于道德和心理问题。可以说在一个极权主义的时代，这种对于真正自由的发现和追求是汉语思想史上的幸运，因为一个林昭足以给那个年代的汉语表达挽回些历史的荣誉。否则只能剩下郭沫若和那些《金光大道》了。这种对超验自由的追求打破了当时的乌托邦神话，世俗世界中不存在绝对的真理，超验世界才有绝对的道路和生命。正是这种无神论背景下的超验信仰，才使得她“活得高傲死得坚强！”她的存在以及《海鸥之歌》的存在说明了乌托邦构建的失败，世俗世界的神话无法经得起“海鸥”在飞翔中的质问。林昭在诗中深刻地发现了一种邪恶，这种邪恶不是来自罪恶的个人，而是来自个人的罪恶。所以才出现“枪弹追赶着她的行程，/波浪也卷着他死死不放。”“枪弹”是具体的执行权力，“波浪”则是吞没自由的背景和底色。如何在这种底色下找到自由的空气，当进行了种种努力而无法实现之时，只有“冲进死亡去战胜死亡”。用汉语思维看来这种“死亡”带有了过多的悲壮色彩，极易把林昭的死去作为一种自由先驱，或者是反抗专制的烈士。但作为已有正信的林昭远未在这种经验层面上，她战胜“死亡”的方式是决绝的、但又是经典式的。其中透露给我们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远非江姐和刘胡兰的意志层面。因为她在毅然决绝之中看到了上帝的微笑，回归了宇宙的秩序。她留给我们的《海鸥之歌》和个人悲剧的全部信息深不可测，在一个精神几近荒芜的年代，显然是上帝没有忘记这片红色的海洋。当林昭完成了这一使命之后，“残留的锁链已沉埋在海底，/如今啊，他自由得象风一样。”在现实层面来看，没有自由，毋宁去死。宁可去死亡之地寻找自由，也不愿在生存之处背负枷锁。在超验意义上看来，沉重的肉身已经放下，只有灵魂才能看到上帝的荣耀。这种“象风一样”的“自由”虽是对世间邪恶的拒绝，但已不是鞭笞和控诉，而是对肉身罪恶的宽恕。因为她已经知道现实神话构建中的恶并非真正的原罪，原罪的形式是人的本性之恶，实质是人的信仰能力的丧失。当一旦人丧失了信仰的能力，社会便会很快滑入迷信和盲从的大恶，从此丧失自由的能力和言说的权利。纳粹时期的德国大众、文革中的红卫兵、时下的世俗利益追逐都可证明这种危险。所以，在这首奇迹般的长诗中我们且不要动情于其中的人间迫害自由的罪恶，而要看到他们的可怜。因为他们离真理是那么遥远！他们甚至听不懂春天草叶上的露珠，也看不到山花烂熳时的微笑，甚至看不到晨曦微露中的霞光。他们的灵魂里塞满了阴暗、自负、残杀、谎言、暴力、恐惧、折磨和沉沦，所以波爱修斯发现“一个人恐吓人民，可能他自己却更惧怕人民。”而林昭通过受难完成了她的使命，在生命结束时豪迈地唱到：“啊！海鸥！啊！英勇的叛徒，/他将在死者中蒙受荣光，/他的灵魂已经化为自由——/万里晴空下到处是家乡！”林昭最后的胜利恰恰证明了世俗神话的破产，并且把胜利的微笑撒遍了万里晴空。今天，只要我们抬头，便能看到那圣灵充满的上帝的荣耀，那里写满了林昭的骄傲和自由的旷古绝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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