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夏：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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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从“蹒跚”到成熟再到繁荣，走过了自己的30年。著名学者温儒敏教授这样概括该刊在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地位：“在这个浮泛的年代，《丛刊》不趋炎附势随波逐流，靠的是学术的实力和信念，是广大作者和读者的支持，使之成为全国人文社科界最有影响最有质量的刊物之一，也是海外中国学研究最常引用的刊物之一，在广大学者的心目中具有权威的地位。” 《丛刊》创刊于1979年，它的出现适应了那场全方位的“拨乱反正”。但这“重新评价”与纯粹政治意义上的拨乱反正又有不同，这文学上的重估是要“在‘五四’的旗帜之下”，形成“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的观念”。对“五四”传统的回归一方面是对“十七年”规范的疏离，另一方面则是对新文学以外的文学传统的排斥。当然更能代表上世纪80年代初的学科变革是王瑶等人提纲挈领地讨论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性质、视野、理论基础的文章。这些文章奠定了80年代初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时至今日，仍发挥着重要影响。 随着研究和反思的深入，学界提出了“文学现代化”的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在现代文学研究史上具有阶段性意义，对作家作品、流派时期的评价由多少带有平反色彩的重估深入到内在文学价值的探讨。作为这一转折的重要代表的《论新月派诗歌的思想特征》。在这里，现代文学史研究尝试着“破关而出”。一方面联系近代、当代，一方面联系世界文学。夏晓虹《“五四”白话文学的历史渊源》、杨洪承的《主体·变动·多样·世界眼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编写的思考》、陈平原《清末民初小说理论概说》正是这一趋势的突出代表。 9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以坚守为主，坚守中有探索和创新。《稿费制度的确立与职业作家的出现》、《毛泽东文艺思想与现代性》都显示了坚守中的新领域、新视野。这时期最重要并且是最有价值的论争是关于“现代性重估”的讨论。王富仁在《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认为，现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不应该把民间文学、通俗文学、旧诗词纳入现代文学。而另一些学者，如汪晖、旷新年等人站在“重估现代性”的角度对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提出质疑。“在什么意义上，‘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是现代的？”“我们用什么理由将同一时期的大量存在的文学实践排除在现代之外？”这个讨论的价值在于“重估现代性”所带来的矛盾性、复杂性极大地丰富了文学史的内涵，促进了文学史研究的多元化方向。 进入新世纪，新的探索表现出对以往认识的反思和深化。洪子诚的《当代文学的“一体化”》、王风的《为什么要有近代文学》致力于把当代文学和近代文学从现代文学的光环下拉出来，宣告其独立地位。而罗岗《现代“文学”在中国的确立》则对现代文学进行了更加根本的追问：“文学是如何转化为一种变动的话语实践？现代文学的观念和体制是如何转化为一种变动的话语实践？”(陈思和)。而温儒敏的《现代文学传统及其当代阐释》则力图通过“对传统资源的发掘、认识与阐释”，对当下发言，“参与价值重建”。该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重大研究项目”重要成果之一，具有重要价值。另外，新世纪的学术研究面临着充满危机的环境，浮躁的社会风气对文学研究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如何保持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拒绝商业和时尚的诱惑成为一个摆在众多学者面前的难题。《丛刊》总100期把“重建现代文学的文献学”作为一个重要命题提出，既是基于现代文学研究回归历史本身，也是对文学商业化浮泛化的一种抗拒。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30年精编》(复旦大学出版社)作为该刊30年探索的缩影，既是研究成果展示的需要，也是对“重建现代文学的文献学”这样21世纪初现代文学研究中重要历史事件的回顾。希望《丛刊》坚持以注重学术为本，不断在“既稳又新”的路子上走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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