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战军:这一个世界有多深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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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她来了”,我曾以这种情不自禁的欣喜语气,表达过我阅读肖勤的小说的感受和心情。我看到,在短短数月的时间里,《暖》、《云上》、《霜晨月》、《我叫玛丽莲》、《丹砂的味道》、《棉絮堆里的心事》……这些作品就像电站开闸出水一样,可控地释放能量,带着跃涛激雾的飒爽声势,气象蒸腾,在草树之上、山谷之间,现出异样清新的文学彩练。 对乡村、城市和人心的认识考量,肖勤脚下踏实,心中有数,她选取不激不随不偏不倚的正路来走。即便是面对奇崛困窘的形貌和心态,她以细节上体恤同类的知心、整体上出泥迎泽的清朗,尊重着生存的原味和生命的温度,与某种“纯文学恶俗”带来的过度虚构习性,客观上形成了明显的区别。 肖勤的小说里不再有对乡村干部脸谱化的刻意而为,也超越了长期以来创作对乡村社会的惯常认知:上世纪前期那种对乡民作出的麻木无心的“国民性”载体及其后“人性小庙”之神的指认、上世纪中期塑造的或者天然革命者或者狡黠利己分子的新旧判别、上世纪后期以来被作家附体的或者励志榜样或者思想巨人或者欲望化身的新工具化设定。尤其相对于流行在城市“知识分子”笔下貌似乡怨实则乡愿的悬空的“城市性的乡土叙事”而言,肖勤的乡村背景创作,接地也关天。这种在今天确凿存在的“乡村小说”,这些弥足珍贵的作品,对一个时期以来豁边破损的现实叙写来说,甚至构成了一种在文学进程上的修补和还原的意义。 也许她并不了解这种从遗憾和缺失角度来看待的乡村小说史,这,更可能是件难得的好事。正是没有遭染惯性的裹挟和影响的焦虑,她的写作资源才更具野生自在的定力:让素朴和感伤都在人与情境的关系里单纯厚道地存在着,念想就是念想,渴望就是渴望,变故就是变故,困境就是困境,有时运被命锁住,有时命受运所助,它们错杂交缠成乡村的图景,也错落交织为人心的秩序。知情善解,悯生温贫,是支撑作者朝深里走、往细处看的内在动力。 痛苦的表情、痛切的代言往往背藏着假痛的心肠;恰当的语感和恰切的呈现定然蓄积着真爱的情感。像肖勤这样的真切的叙事,是装扮不出来的,就仿佛自然村落一样有其地缘人气的来由。“乡村”已经被普遍地标贴了“底层文学”的符码,无论专业评家还是普通读者,都对“乡村文学”趋于一种共识性的先验判断,即只要是写乡村生活的作品,都首先要探究它是否有“问题意识”,以及对问题是否采取了“正面强攻”的姿态,似乎只要如此,便可通过良心验收。其实这也没错。关键是,如何摆脱抓了“问题”就丢了“小说”的流弊,让“问题”与“小说”相得益彰,由此保持并创生出既包含“问题”又大过共识性“问题”的文学性思想,而不仅仅是诠释和强调已知的问题。在超越周知性“问题”中发现更有世情穿透性的“问题”,进而在文学性的前提下包含这种令人恍然而悟的独到的发现,是我们目下更应思考和努力的方位。 肖勤新近创作的《金宝》,是在这样的方位上走得更广远的佳作。它使“问题”不再直接化和简单化,但也绝对不是一味的复杂化,“显问题”连带着更触目惊心的“隐问题”,生活与经验的启悟再一次在作家笔底生成了不同凡响的艺术力量。上访、上访专业户,这样的公共问题,更具社会敏感性。《金宝》所写,却并非是已经习见的上访,而是关涉“上访异化”问题,它使得我们对乡村现象和对人心的认识探入了另一更为真切的层面。 长相俊美的金宝单恋的银行职员何小芍被害。金宝作为怀疑对象被派出所干警询问精神受刺激成了花痴。其父郑老四便讹上了派出所,不断上访。上访的性质从一开始就有些变味儿。第一次上访没有达到目的后,出现了一位叫赵德的“上访中介”人士,以看起来分成并不算高而且先借给钱垫资的条件,支持并指导郑老四继续上访,这样,上访性质变成了债主放债、当事人还钱的关系。随着金宝的康复,郑老四的债务越来越重,上访也越来越升级,在中介债主的鼓动和胁迫下,上访已经与给金宝治病几乎无关,成了越来越沉重的生存负担和精神负累,派出所长的蒙受牵累使原本本分的郑老四的歉疚感已经漠然。至此,原本令人同情和敬重的属于维权自救的上访,从变为讹诈开始,经过落入欠债还钱的圈套的过程,终至一种可怖的自我伤害的结果——乡村向城镇化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和精神建构问题被敏感的作家以充分文学化的方式呈现在读者眼前,而人性从阳光下的正义自尊转向幽暗中的利益私心的链条,更是被作家用独到的发现环环相扣地予以索解。高妙的小说,常常从“问题”开始或者借“问题”切入更广阔的世情和更深远的心界,对小说来说,“问题”只是一扇“魅性之门”。《金宝》更是这样,这是一篇注定要留在乡村小说史中的力作。 当然,仅仅有乡村实地的呈现是不够的。扩延并超越自己的经验,借助地气之力将笔触探入历史和人性的相衔处,是肖勤通过《好花红》,向读者展现的新的创作可能性——无自我经验的历史是否能够作为写作对象,是否能够逼真于合乎历史经验逻辑的想象,《好花红》这一个案在整体上提交了成功的答卷。《好花红》是一首广为传唱的布依族民歌,自然也包含着故事。小说女主人公叫花红,她从少女到女指导员的成长,始终可爱、单纯、爽利、重情,父母辈的恩怨和自己的情感经历,伴随着她野性又厚诚的长大成人,时代与地域因素造就了她地方性鲜明的言语行止和心性品质。这部小说,跟大多数状写革命时期的人与事的作品一样有故事性较强的特点,情节的曲折性和人物的动作性也随之加强,地上地下、山中城里,人物的行踪不断挪移转换,但是,《好花红》正像唱了几百年的同名贵州民歌的主调一样,情感的寻求是始终连缀性的命运线索背后真正的贯穿性主线,相恋、惦念、找到、不忍、生命同归,情感寻求之旅结束之时,小说的主题已经升华为超越“拿命在求寻的公道和正义”的“情诺”的绝唱。 《金宝》和《好花红》两篇新作,分别对“问题小说”和“历史叙事”所产生的刷新意义,是值得我们仔细解读并加以肯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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