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郑兴富:《新疆60文学作品大系·诗歌卷》序

    繁荣的新疆各民族的诗歌创作
    ——《新疆60文学作品大系·诗歌卷》序

    郑兴富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地区,长期生活在这片广袤、神奇的土地上的各族人民,自来就有诗歌的优良传统,世界东方三大著名英雄史诗,即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和藏族的《格萨尔王传》,就产生在这里。维吾尔族是一个具有诗歌传统的民族,例如诗体文学名著《福乐智慧》,十九世纪的纳瓦依的《五卷书》(5部长篇爱情诗)和十七世纪的大诗人纳扎尔的《爱情长诗集》(共12部)等,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名著。哈萨克族也有着悠久的诗歌传统,谚语说:“骏马和诗歌是哈萨克的两只翅膀。”民间叙事长诗《萨哈里与萨曼》和《巴哈提亚的四十枝系》等流传于世。进入现代,维吾尔族出现了爱国青年诗人黎·穆塔里甫,哈萨克族出现了大诗人唐加勒克等。至于汉族诗歌,则涌现了自唐代李白和岑参等人开创的、中经元代的耶律楚材、贯云石、长春真人,直到清代的纪晓岚、洪亮吉等为代表的源远流长的边塞诗,可谓名家辈出,名作络绎不绝。但是,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新疆各民族的诗歌创作跌入了低谷,格调沉郁。

    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掀开了新疆历史崭新的一页,也使新疆各民族的诗歌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一改以往沉郁的格局,换上了明快热烈的色彩。但在不同时期又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诗歌

    时代的巨变,人民的解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激发了新疆各民族诗人的创作热情和灵感。纵情歌颂共产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的领袖,歌颂亲人解放军,成了这一时期诗人创作的重要题材和重大主题。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在这一天,维吾尔族著名诗人库尔班·依明(1914~1995年)在喀什写了《黎明颂》一诗,热情讴歌了这一喜庆幸福的日子:“今天我得悉了这一巨大的喜讯,/我的心快要蹦出胸膛,/它就像欢快的小马驹一样,/不停地跳来跳去。/长期流淌的苦难的眼泪,/今后不会再流了,/因为高兴使我们扬眉吐气、头颅高昂。”锡伯族著名诗人郭基南情不自禁地歌唱:“这一天,/劳动人民终于盼来了。/解放的炮声隆隆,/扫荡了旧时代的膻秽,/迎来了新中国的春光。/无数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像美丽的吉祥鸟,/飞上祖国的蓝天。”这些激越高昂,明快欢畅,渴望解放和欢乐喜悦之情,代表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心声。

    著名维吾尔族老诗人尼米希依提在创作上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写下了《我日夜思念着北京》、《喜事》、《无尽的思念》等著名诗篇,唱出了维吾尔人民热爱祖国、热爱党和领袖的心声。《无尽的思念》是尼米希依提歌咏祖国的重要代表作。维吾尔族著名老诗人艾里坎木·艾合坦木和当时年轻的维吾尔族著名诗人铁依甫江,分别以不可遏止的澎湃激情创作了《黎明》、《心灵的微笑》、《献给共产党》、《北京》和《妥依——献给国庆一周年的歌》、《心里的话》、《祖国》、《祖国,我生命的土壤》等有代表性的作品,热情歌颂新中国、共产党、领袖和兄弟般的民族团结。著名的哈萨克族诗人库尔班阿里,1950年创作了《从小毡房走向全世界》,唱出了我国历史巨变中一个少数民族的心声。这首诗译成汉文后,为他在我国诗坛上获得了声誉。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使新疆的面貌和各族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这一时期诗人们满怀喜悦之情,情不自禁地歌唱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人新事、新生活。如尼米希依提的《当欢乐的日子到来的时候》、《在时代的讲坛上》、《卡额里克之歌》、《昨天和今天》;阿不列孜·纳孜尔的《黄河浪涛》;克里木·霍加的《播种者与种子》 、《阿扎提》、《祖国的眼睛》、《在路上》、《阿依汗》等诗,是其主要代表作品。

    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是著名诗人闻捷。他的《天山牧歌》和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是诗人在新疆的重要著作。《天山牧歌》是一部描写新疆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诗篇。闻捷在《天山牧歌》的《序诗》中说:“记载下各民族生活的变迁,岂不就是讴歌人民的诗篇?”他的爱情诗,正是“记载”了这个“变迁”,因此,《天山牧歌》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时代感,是新时代铸成的情诗。这些情诗内容丰富,情操高尚,语言清新,诗味浓郁,精巧隽永,生活气息浓厚,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既有丰富的生活情趣,又充满希望和信念;既是一首首情景交融的抒情诗,又是一幅幅优美的风俗画。特别是闻捷的《复仇的火焰》,是一部规模宏伟壮丽的史诗。“它像一幅浓墨重彩的画卷,以时而奔放潇洒、时而凝重深沉的笔触,写下了当代哈萨克人历史命运的大变迁,写下了展现这个民族面前的新的生活秩序的严峻开端,以及这个开端的意味着苦楚与阵痛,特别是那种不得不付给历史进程的血与泪的高昂代价。”(周政保:《闻捷的诗歌艺术:严峻的历史获得了诗的折射》)它在当代诗歌史上具有光彩夺目的重要地位。同时,闻捷的诗歌创作,奠定了新边塞诗的基础,具有开创的作用。

  其他汉族诗人的诗歌创作,主要题材和内容是以描写边疆民族风情、屯垦戍边的兵团生活和边防战士的诗歌较多。其中李幼容的《天山进行曲》、东虹的《通向塔里木的路》、杨眉的《创业塔里木》为代表性作品。

  这一时期,由于1957年的反右斗争,不少诗人被打成右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严重影响到了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新民歌运动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限制了诗人艺术创作个性的发挥。所以,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有不少作品,内容空洞,题材单一,公式化概念化现象比较严重,能经住时间的考验、艺术价值高的作品不多。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诗歌

  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给文艺界带来深重的灾难和空前的浩劫,许多著名诗人,如刘肖无、铁依甫江、尼米希依提、克里木·霍加、洋雨、杨树、伊萍、雷霆、郭基南等人,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残酷迫害,被剥夺写作的权利,其中尼米希依提被迫害致死。甚至连当时一些年轻诗人,如杨牧、石河、李瑜等有才华的诗人也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同时,林彪、“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把文学创作引入了歧途,假、大、空的诗风笼罩着中国诗坛。但在这一时期,一些优秀的诗人仍然写下了不少情真意切的诗篇,表达了他们对“四人帮”的愤恨和对未来充满必胜的信念。如维吾尔族著名诗人克里木·霍加写的《与心谈心》、《你的希望之花将开满园林》、《致××》、《回答》等诗。其中《与心谈心》是他的重要代表作。这首诗是诗人1972年在乌鲁木齐近郊乌拉泊文教系统“五七”干校时写的。当时作者“只能默记在心,不敢写到本上,只在个别知心好友中朗诵过”(《作者附记》)。诗人在诗中这样写道:“心,前来,咱俩好好聊聊,/你别学水上的浮沫随波逐流;/……/不能说真话就宁肯装哑巴,/也别放空炮作哄人的骗子。/……/千万不可指良为莠,指鹿为马,/损害别人而为自已谋求名利。/……/来吧,心,让咱们一块儿探求正道,/别在那蹊径小巷中徘徊旋绕。/既然为人之道要讲究忠厚、耿直,/那就坚持下去,莫因风风雨雨而动摇。/……/喂,霍加,你大可不必悒郁悲怆,/美好的愿望最后终将如愿以偿。”诗人在逆境中没有消沉,没有迷失,而是更加严肃地思考生活,探索真理,在政治思想上变得更加坚定、更加成熟,充分表现了诗人的正直、坚贞、乐观和对革命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念;同时,也充分展示了诗人深邃的思想和哲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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