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俊：翻译家算半个先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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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句子并不是惟一的困难。福克纳的作品是一个整体，必须对他的全部作品大致有所了解，才能译好其中的一篇。福克纳是语言艺术大师，文风时庄时谐，有时像莎士比亚和艾略特，有时却又土得掉渣。这一切均需译者悉心体会，紧紧追随。 在译《押沙龙，押沙龙！》的整整3个年头里，李文俊日日夜夜都在受着这样的煎熬，往往一天只能译一小段甚至一个长句，第二天再将之改定。他至今对译毕当天的情景记忆犹新：“那天下午4时45分，我将圆珠笔一掷，身子朝后一仰，长长地叹了口气：总算是完成了。这是我译的第四部福著，我对得起这位大师了。” 说到这里，李文俊走向书柜，在我们惊异的注视下，拿出那本《押沙龙，押沙龙！》，轻轻地把第一段的译文念了出来： “在那个漫长安静炎热令人困倦死气沉沉的九月下午从两点刚过一直到太阳下山他们一直坐在科德菲尔德小姐仍然称之为办公室的那个房间里因为当初她父亲就是那样叫的——那是个昏暗炎热不通风的房间四十三个夏季以来几扇百叶窗都是关紧插上的因为她是小姑娘时有人说光照和流通的空气会把热气带进来幽暗却总是比较凉快，这房间里显现出一道道从百叶窗缝里漏进来的黄色光束其中充满了微尘在昆丁看来这是年久干枯的油漆本身的碎屑是从起了鳞片的百叶窗上刮进来的就好像是风把它们吹进来似的。” “文学在合适的位置上就行” 人物周刊：现在您和太太还翻译吗？ 李文俊：当然，还翻译一些东西，出版社叫我翻译一个中篇。现在我不做苦工了，一天两个钟点，3个钟点顶多了。昨天就少些，因为陪太太去了亦庄的同仁医院。她是搞德文的，黑塞、歌德、豪夫，古典的也译一些。她现在译得少了，德国的一本正经的东西现在出版社不大出，时髦的那些她不喜欢，也看不懂。 人物周刊：您是复旦新闻系毕业的，怎么没有做记者，而成为了翻译家？ 李文俊：最初没想专门做翻译，而且我的外文学得也不怎么样。一般的看得懂，但是文法结构搞得也不是很清楚。后来一点点做起来了，才弄清楚这之间细微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考大学的时候，复旦大学新闻系和燕京大学新闻系是最有名的。当时想像萧乾那样到英国去访问，做战地采访什么的。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比较灵活，跑跑写写应该还行吧，就报的新闻系。考上后第二年上海就解放了，然后就强调要贯彻党的意图，没有什么个人发挥的余地。很多同学都分配到广播电台，做了一辈子，到退休也没什么太大的成就。当时有哪个是有名的记者？没有，都不让出名的，写的全是干巴巴的会议报告。我感觉没有什么活动余地，我还是搞翻译，搞文学吧。因为我在大学里出了两本书了，分配的时候就把我分到了作家协会。 人物周刊：作协一直是各种运动集中“整顿”的部门，没有受到冲击吗？ 李文俊：我们作家协会名额多着呢，你想呀，丁玲、艾青什么的都是在一块儿的，这些人首当其冲。轮到我们编辑部，就只有一个人历史有点问题，是国民党励志社培养的，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其实人很好，对我帮助很大。当时是杨朔（写过《荔枝蜜》）负责审查，他的《三千里江山》薄薄一个中篇，不知印了多少万册，靠这个买了一个四合院。当时我是负责记录，杨朔打了电话给我，我就和那个有“历史问题”的同事蹬着自行车去杨朔的四合院。 人物周刊：后来您下过干校吧？和钱钟书同一拨。 李文俊：下干校是1970到1972年，到河南。钱钟书比我去得早，不过都是盖房子、挖井。后来我被分到木工组，做木匠去了。手艺还没学会，上面就没人抓这个事情了，因为林彪失宠了。后来，钱钟书被调回去翻译毛泽东诗词。不久，我也被调回去了。从干校回来以后不能做业务工作，但是图书馆开放了，可以借点书来看。那时候看了很多英美小说，尤其是钱钟书借过的书，我会特别注意，也借出来看。《伤心咖啡馆之歌》就是那时候看的。 人物周刊：《世界文学》最初和现在的发行量是多少？ 李文俊：最多时30多万，现在1万以下吧。这就算不错了，文学在合适的位置上就行。 人物周刊：您怎么看80年代的外国文学热潮和它的慢慢退去？ 李文俊：这个社会变了啊，那时候是从不开放到开放，你们这一代人或者比你们更早一代的人，经历了一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像海绵一样吸收外国的各种新鲜的味道，如饥似渴。现在，人们要买房子、买股票，各人走各人的路、各人奋斗啦，不然你房子都买不起，怎么娶老婆啊？各人有各人现实的困难，你再喜欢文学也没用了。 人物周刊：您是这样的看法？ 李文俊：社会是这个看法。我个人是不会说要挣多少钱，够用就行了，活得下去，能去潘家园淘点古董就行。反正我也没那么多本钱，也不和富豪打交道。4亿买一幅黄庭坚的字，拍卖公司收12%，多黑啊。我是做不到他们这样。 人物周刊：“文革”之前的翻译稿费是怎么算的？ 李文俊：大概10多块钱1000字吧。那时候的10多块钱比现在100多块钱还多呢。所以那时候有职业翻译家，别的不干，就在家里翻译也能维持生活，而且生活挺好，像傅雷、汝龙就这样。他们也不愿意出来工作，觉得浪费时间挺多的，又要开会，又要政治学习，这些时间都去掉，剩下来翻译的时间就不多了。但是时间一长，书出少了，翻译速度慢了，收入就受影响。傅雷就写信给上海文化部，这信在《傅雷书简》里还可以看到，说他生活困难，维持不下去了。文化部就批，让出版社多预支他点钱。其实1950年代的时候，靠稿费也可以生活下去。 人物周刊：现在稿费标准似乎没太大调整。 李文俊：大牌出版社也就是1000字60元。有的出版社对我客气一点，给我80块钱，特别高的就100块。反正我也活得下去，退休金涨啊涨的，到现在也快5000块钱了，还有国家特殊津贴，还有我太太的退休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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