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琪：我的诗歌自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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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号结束的采风31号写出的《任性》证明了我火山喷发的写作方式，以最快的速度切入事件，按《国际歌》的说法是“趁热打铁才能成功”。在《任性》中，我整合进了人文经典、自然景点、人物对话、活动感受等等，我并且有意让景点中的对联词句譬如“一帘花影云拖地”“一镇乾坤”，让景点中的纪念人物譬如女娲、黄道周等参与我的诗歌创作，它/他们在诗中的现身无疑丰富了文本的历史含量并形成了时空交替的奇幻之感。在我看来，这些我们参观的景点，这些在身体意义上已死精神意义上还活着的人物，它/他们无疑将比我们这些参观者恒久，那么，就让它/他们到我的诗作中留下它/他们的语言它/他们的神态吧。看出了我此种写作心思的向卫国副教授一语中的：“所有她的每一首长诗在利用现场的有关材料时，都经过了精心的组织和重构，其用心之良苦，颇让人感慨……” 从《任性》开始，我的诗歌写作有了质的飞跃。按燎原教授的说法是：“而这一转折的根源，是她此时在自己宽敞的诗歌资源入口，对应出了一个使她的写作具有再生性质的人物——她的庞德老爹。” 继诗人西川第一个看出我受庞德影响并在2002年3月读了我寄给他的长诗集《任性》之后回信写到“庞德是个连许多男诗人都望而却步的诗人，你竟然能与之走上同一条创作之路，实在令人惊讶”之后，燎原教授是第二个明确指出庞德之于我意义的人，他同时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一般而言，这是只有少数男性诗人才具有的雄心和图谋。” 这个“雄心和图谋”在我写下“你一辈子都是在打诗歌的天下。”后似乎已昭然若揭？但我真的并不是想用这句杀/傻气腾腾的话作结尾，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在写作《任性》时状态十分饱满，写到“你一辈子都是在打诗歌的天下。”时后面还有很多想法但我实在太累了：一方面是采风刚结束身体的疲惫，另一方面则是我已写了前面200多行后心理的疲惫，我打算先停下第二天再继续，不料此后就再也接不下了。这句话于是很突兀地单独立在那里，成为我的另一句谶语似的预言。 1970年出生的徐南鹏在福建出道算早的，写作也一直比较成熟，他能牵头做这种全省性的诗事预示了他的行动自觉已暗合了之后全国范围内澎湃激荡的70后诗歌大潮。而我在应邀到福州出席这场朗诵会时拉上康城，其意自然有让他跟本省优秀诗人互相切磋交流的意思。这是我一贯爱做的举动，我希望我的朋友都是朋友，我希望优秀者在活着时彼此认定、惺惺相惜。我的这个性格一直保持到今天，所谓天下大同，所谓四海之内皆诗兄弟也。我也因为这个性格而得到众多朋友的帮助和回馈。 那时我正患着“现代主义诗写”热病，不仅自己热，也希望别人热。读到我认为传统的过时的诗总要不留情面地指出并希望他们修正方向，刘伟雄就多次说我这是“好为人师”。我的“好为人师”在漳州一帮文学青年中得到响应的就是康城，康城在2006年接受的访谈中如此表述到：“但直到1998年底我才认为自己真正跨入诗歌的门槛，个人认为自己没有资质，属于愚钝的人，1996-1999年开书店让我真正的接触到漳州的安琪等几位诗人，也可以说是真正的接触到当代诗歌，不再停留在书本的阅读印象，所以无论如何我非常感谢安琪。那段时间交流对我本人跨入写作领域具有特殊的意义。” 时至今日，受我强行灌输诗歌观念而产生质变的诗人有两位：康城和荆溪。后者在接受吴晨骏的访谈中如此表述到：“2002年长诗集《任性》对我的阅读构成了极大的挑战。我迷失在它的速度、力量、破碎、新奇的语词组合……使我产生极大的快感。我似乎明白我要找的是什么了。事过境迁，我的生活逐渐平静；我遇见安琪，她的诗歌给了我新的血液。” 福州回来后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广州的信，署名“黄礼孩”，一个很陌生的名字。相信在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一个名字，这一封来信的内容及其以后的实施将引发中国诗歌的地震，改写中国诗歌的历史格局！ 黄礼孩在信中自我介绍他的情况后说，他将做一份《诗歌与人》的民刊，第一期拟做“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特邀我担任编委，推荐并组稿福建70年代出生诗人4——5名。我马上电话告知徐南鹏、李师江、俞昌雄、侯荣这四个我刚在朗诵会上见到的70年代人，要他们直接把稿件寄给黄礼孩，漳州这边的康城则是我亲自附在信中寄去。因为担心黄礼孩对康城不熟悉，我特意写了一段推介文字，大意是“康城身上那种对万物的执迷和笨拙似的热爱使他的诗具有坚韧掘进的力量”。 2000年3月，一本绿色封皮设计朴质安静的《诗歌与人》创刊号飞到了我的案头，这本收录了55位70年代出生诗人的厚达144页的民间诗刊的出现，标志着中国70年代出生诗人的真正崛起。其中，我组稿的五位福建70年代出生诗人成为第一批跃上70后大潮的先行者而经常出现在关于70后诗群的评述文字中。 我伯乐般地感到安慰和自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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