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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典:谈一点点我的写诗观(2)

  我们说“诗是故事”,就好像说伟大的书是一首诗一样。过去有句名言:“波德莱尔是半个但丁”。此话不仅指他写出了类似地狱的法国社会和恶之花,还指他写抒情诗,具有但丁写地狱那样的故事性。再如兰波说:“《悲惨世界》是一首真正的诗”。也是这个道理。好的大部头书,会像一首诗一样凝练,紧凑,几乎没有多余的部分。而好的诗也会像一本大书一样,充满情节、细节和故事。自爱伦·坡以来,近代活跃的西方诗人,都是在故事性上做过文章。譬如布罗茨基《二十世纪的历史》,几乎每句一个故事(即缩写历史)。此法启迪了不少中国诗人,包括现在的文献改编。还有如勒韦尔迪、策兰、阿米亥、米沃什、沃尔科特、达维什或北岛等。包括现在最流行的柯恩或阿多尼斯,或者你去读任何即兴诗,图像诗、有声诗歌等。仔细读好诗人的作品,你都会发现诗中的情节。意象越来越先锋,但其讲故事的传统依然是古典的,而且相当古典,即符合三一律的原则。

  我们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读到《凯撒的暴怒》《地狱一季》《空心人》或《列宁格勒》等诗时的感觉。那是一种类似“走入电影”并被催眠的感觉。而当诗歌一结束,则如电影散场。外面天光大亮,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这就是戏剧性或故事的魔力。说到这个,我也不禁想起中国古诗里的一个现象。譬如,为何唐宋以后,好的汉语长诗越来越少,即使有也是迂腐之作。那种来自“乐府诗”的传统,来自《琵琶行》《孔雀东南飞》《大乐赋》或《木兰辞》之类的长诗传统,都跑去了哪里呢?我以为,它们都去了元杂剧、明戏曲或清京剧等戏剧领域了。譬如王实甫、汤显祖、洪升与徐渭等人,其本质都是诗人。长诗是汉语的弱项,那就让它与戏曲合二为一罢。古代中国的戏曲就是诗剧。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所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在20世纪的西方,进入现代主义以后,有着更多的小“诗剧”。主角也还是诗人自己。尤其在残酷戏剧和荒诞派相继出现之后,作为一种新的体裁,“诗剧”一直都非常活跃。从艾略特的《大教堂谋杀案》,洛尔迦《血的婚礼》《叶尔玛》或奈利·萨克斯的《沙中的记号》……一直到八十年代,虽然汉语并不适合写长诗,可海子还是硬着头皮写下的那个不成熟的《弑》等,都是这一影响的结果。

  如果你没有情节故事,只会一个劲儿地抒情发泄,那诗歌就会像垃圾箱一样,只能承载着你无聊的牢骚、胡思乱想的烟头、手纸和瓜子皮。在这些垃圾下掩藏的,也不过是一个平庸文学青年那点怨妇式的灵魂。

  为了体会这一点,我也用了不少时间反抗自己。

    甚至,我也一度觉得自己写不好了。

  前些年,我还曾说我要停笔二十年不写了。我要在生活中漂浮,而不是写作中。这个时间是不是本身就很浮躁呢?难道我也会象瓦雷里那样,去搞二十年数学,再反回头来写诗?恐怕很难。时代不允许,环境不允许,条件不允许,本能也不允许。诗如每夜练琴,晨起焚香,饭后散步,临睡洗脚……全都是随性的,即兴的,却又象阳光、空气与水一样是每天不可或缺的。

  诗人子午职业是记者。我记得,有一年他把重庆周边山林里的大小古刹和寺院都翻遍了。他说他遇到过一个老和尚,让他感动。那天,他和老和尚聊天,和尚站在山顶上,俯瞰重庆,忽然即兴念了两句诗:
  
  人间多少伤心事
  泪洒诸天痛断肠
  
    这两行普通的诗里,难道不就是对人间故事的吟诵吗?

  天下事、物与人,千变万化,林林总总,凡是文字所能触及到的领域,都有可能被诗化。而好诗有很多种,有“明朝散发弄扁舟”。有“黄金、老虎和镜子”,有“怪人叶甫盖尼,因贫穷而害羞,他吸着汽油并将命运诅咒”。也有“我转身:无人”。而在全世界当下的诗歌写作中,影响的焦虑与对过去文化的普遍借用,都曾让一些写出过好诗的诗人忽然江郎才尽,不得不封笔。光是说诗无达诂,或诗无定法,又何用呢?这也是一句空话。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心到手到,又不按规矩出牌?这需要一个人在诗歌以外有更多的胆识、阅历和智慧。我自己的诗,也是试图以一切神学、语言和百科全书的方式来诠释,用波澜壮阔的题材和浩若烟海的念头来表达我内心的秘密故事,写出我一个人的戏剧。我涉及成千上万的文本种类,提炼其中不计其数的体裁、事件、典故和人物,都是为了把故事讲好。清代画僧石涛有一组画,叫“搜尽奇峰打草稿”。这句话虽本来指的是绘画,但也可以借用来比喻一点我的诗学:即把故事讲好,忘掉抒情和修辞。

  好了,篇幅有限。为了实证我的观点,我最后再引一首诗来作为上文的诠释吧。这是以色列诗人阿米亥的一首小诗《忘记某人》。很小,很短。但是你看,这短短的几句,就叙述了一个多么美而诡异的故事:
  
  忘记某人,就像是
  忘记关掉后院里的一盏灯
  任它整夜都亮着
  但正是那光
  又使你记起

  2009-12 北京

  注:本文主旨是谈写诗技巧,而非写诗精神或诗人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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