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勤：原罪与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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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蛙》是一部对中国当代乡村的现实看得很深、思考得很透的作品。“蛙”到底象征着什么呢？那些不断鸣叫、有着旺盛的繁殖能力却又是如此“低贱平常”的生物，承载着莫言的深刻思考。小说的题材有着独特意义和相当的敏感性。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在中国具有合法性和必然性，因为人口是一个国家走向繁荣的前提，而控制人口又是后发展现代国家实现艰难的现代转型的无奈但必要之举。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而控制生育，又是人实现理性生存的必要手段——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曾经半工业化的农业国家，也面临着国际上从“人权”角度而来的种种责难与批评，而在此国策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更是由于文化、传统、伦理、政治、权力、金钱等各种因素而变得异常复杂。莫言的《蛙》并不是要理论性地探讨、评判计划生育本身的功过是非，而是要把计划生育处理成一个精神事件和精神背景，以此来表现其对中国人的生存、生命以及精神和灵魂的影响。 主人公姑姑是一位复杂的女性形象，她终身未婚，她所有的人生理想和追求都化为了“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奇异人生。她是英雄，又是罪人；她活人无数，给无数婴儿接生；她又“害”人无数，用双手强制性将无数孕妇流产，甚至造成过“一尸两命”的悲剧。小说没有简单化地认识计划生育，而是努力挖掘数十年来计划生育政策所呈现出来的历史细节。生命之痛、人性之痛与个人的善恶人性和道德无关，姑姑是高度符号化了的时代英雄，是以忘我的甚至无我的“螺丝钉”精神去服务革命或进步事业的，她没有选择，没有退路，她追求人生至善的理想。 《蛙》不仅表现了精神救赎的艰难历程，更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力量和寓言意味。在小说家笔下，某种理性的政策成了某些别有用心者的发财工具，成了某些走投无路的穷人的谋生之道，成了某些有权有势的人物的“特权”。有钱的破烂王用大笔的罚款可以公然漠视计划生育的约束，而当代商品经济对人性的控制也到了骇人的地步。袁腮利用代孕谋利甚至带有半黑社会性质，孩子成了出卖的商品，而陈眉等女子却因家庭贫困被迫沦为“孕奴”，那在现代作家柔石笔下《为奴隶的母亲》中出现的“因贫代孕，以替富人传宗接代”的故事情节，竟然荒诞地“再次”出现在了我们当代社会，这是怎样的令人震惊！ 小说以解放初期、“文革”、改革开放、新世纪这四个不同的历史空间作为小说展开的背景，围绕“计划生育”的不同叙事，努力使得这四个时空的“计划生育故事”形成互文参照性，在历史痕迹的缠绕互文中，以一种朴素的民间道德姿态，反思了中华民族为繁荣和富强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批判了在中国充满悖论的现代化进程中顽固的国民性痼疾以及由此而来的人性悲剧宿命化的延续性。 《蛙》的叙事和语言对比莫言过去的作品无疑是干净而内敛的，莫言放弃了他最为擅长的泥沙俱下的描述性语言流，也没有利用众声喧哗的民间口语，而是力求返璞归真，用超然的第三者视角朴素、简洁、干净地讲述催人泪下的故事。这也许是莫言在批判与责疑声中的自我改造与升华吧。但说实话，我还是不太习惯一个文质彬彬、西装革履的莫言，而更喜欢那个粗野的、狂放的、不按常规出牌的莫言。好在，《蛙》还是贯穿着一片嘹亮的具有穿透力的蛙声，在蛙声中我可以不去想象莫言形象的改变，而是专注地触摸其中华丽却锋利的思想刀锋并久久地感动、沉思。 (吴义勤 文学评论家，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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