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与逝者的对话 灾难是我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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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与逝者的对话 余秋雨的长篇记忆文学《我等不到了》，以平静的语调叙述了家族的历史。这是一部深入灵魂的“中国读本”。余秋雨称此书为“纯手工写作之记忆文学”:“也许这个奇怪的名称能够引发读者的一种想象: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握笔支颐，想想，写写，涂涂，改改，抄抄，再把一页页手稿撕掉，又把一截截稿纸贴上……这种非常原始的‘纯手工写作’，与‘记忆’两字连起一起，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灾难是我的宿命 在安灵堂，我祭拜了爸爸和余鸿文先生的灵位。他们的位置，离得不远。我特别向余鸿文先生的灵位深深鞠了一躬，他是祖父辈的长者，作为我爸爸、妈妈的婚姻大媒，他又是我生命起点的攒合者。 我的事情做完了，顺着安灵堂的甬道离开。突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笑容，那是一个骨灰盒上一帧发黄的照片。一看名字，原来是我的忘年之交徐扶明教授。他还是用那种忧郁而幽默的眼神看着我，我立即退后一步，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觉得这里可能还有其他文化界人士，便放慢脚步，左右打量。这一打量不要紧，就在徐扶明教授的对面，我看到了曾远风的名字。走过去看生卒日期，他是八个月前去世的。 我又回头看看徐扶明先生的骨灰盒，只隔了一条甬道。立即想起徐扶明教授那次给我讲的话:“老弟，人生如戏，角色早就定了。有人永远是打手，有人永远挨打。” 我想与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商量，能不能把这两人的位置移开一点，不要靠得那么近。但一想这必须通过双方家属，非常麻烦。而且，说不出理由。 写到这里，我想到了布莱希特。他曾经说，过程性的情节越丰富，越会让人产生习惯性迟钝。因此，需要阻断，需要间离，让讲者和听者都陡然停步，获得思考。他认为，这才是“积极的叙述”。 我一直在等待这种停步的机会，此刻出现了。在安灵堂门口，我又回首望了一眼。除我爸爸之外，余鸿文先生、徐扶明先生，包括那位我一时还不愿意称“先生”的曾远风，都一起在这里停步。那么，我也找到了坐下来的理由。 安灵堂不远处有两把石椅，朝着一个小小的松柏林。边上，又有一个浅浅的水池，水面上浮着大片枯叶。我便在一把石椅上坐下，微闭着眼睛。一开始思绪很杂，跳荡滑动，慢慢舒了几口气，安静下来。我的眼前，出现了这些老人，我对他们轻声说话。他们没有表情，但似乎又有表情。 我第一个想恭恭敬敬地上前交谈的，是离世不久的余鸿文先生。 余鸿文先生，我应该叫您一声爷爷。我出生时，祖父早已去世，因此从小没叫过谁爷爷。从前见到您时也曾经想叫，又觉得不好意思。现在可以叫一声了，但是我仅仅这么一想，还没有叫出口呢，就觉得自己已经蹲到了您的膝下。抬头看您，白须宽袄，太阳在您背上。 在您背后，仿佛还远远近近地站着我的祖父、祖母、外公、外婆，你们是一代人。他们走得比您早，因此看过去有点影影绰绰。 我不知道，我的长辈，当你们听说自己的一个孙儿成了“中国历来受诽谤最多的独立知识分子”时，会是什么感觉。是担忧、心疼、愤怒，还是自豪？这个称号，是几个学者经过认真调查才得出的。我当时一听也怀疑，后来仔细一想，如果不是只算一时一地，而是算二十年的连续不断，算每一次的全国规模，确实没有人能超过。 我估计，你们之中，独独对这件事感到自豪的一定是祖母，我已经看到她炯炯的目光。其他长辈，多少都有点困惑:怎么会是这样？ 对此，我愿意接受你们的盘问。 代表长辈盘问我的，应该是离世最晚的您，余鸿文先生。 我似乎已经听到您的声音。您说:“讨论诽谤，不必看内容，因为那必定是假的。讨论诽谤，只看它为什么发生。” 我点头。 于是您开始问了:“你和诽谤者之间，有没有权位之争？” 我回答道:“自从二十年前辞职后，我没有任何官职，也不是什么代表、委员，又早就退出一切官方协会，因此没有丝毫权位可言，他们能争什么？” 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利益之争？” 我回答道:“我几百万言的研究著作，十几万公里的考察计划，从开始到完成，从未申请过一分钱的政府资助。他们能争什么？” 您又问:“你与他们，有没有学术之争？” 我回答:“我的研究课题从来不与别人相撞，我的考察路线从来不与别人交错，我的表述方式从来不与别人近似。他们能争什么？” 您继续问:“你与他们，有没有意气之争？” 我回答:“你们看见了，那么多人连续伤害我十几年，有几个人已经把伤害我当作一项稳定的谋生职业，我却从来没有回击一句，也从来没有点过其中任何一个人的名。” 我看到，祖母在您身后擦泪。 您停止提问，静静地看着我。 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了您的声音:“你的每一项回答，大家都可以见证。看来你是一个最不应该受到诽谤的人，却受到了最多的诽谤。造成这种颠倒一定有一个特殊原因，例如，刚才我想，是不是你太招人嫉妒？” 我回答道:“嫉妒太普通，不是特殊原因。中国文化界可以被嫉妒的人很多，但他们都没有招来那么长时间的诽谤。” 您说:“听口气，你自己好像已经有答案了。” 我说:“我自己也曾经百思不解，后来，一番回忆使我找到了钥匙。” “什么回忆？”您问。 我说:“回忆起了我还没有辞职的二十多年前。那时候，我招人嫉妒的理由比后来多得多。我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文科教授、最年轻的高校校长、最年轻的厅级官员，而且还执掌上海市那么多人的职称评选。我当时的行事风格，更是雷厉风行、敢作敢为。但是，整整六年，我不仅没有受到丝毫诽谤，而且也没有听到过一句非议。连后来诽谤我最起劲的那几个人，当时也全部对我甜言蜜语、赞颂不止。” “我已经猜到了你的答案了，”您说，“你遭到长期诽谤的最重要原因，是比较彻底地离开了一种体制。” 我说:“体制是一种力学结构，就像一个城堡。身在其中，即使互相嫉妒，却也互相牵制，获得平衡和安全。不知哪一天，有一个人悄悄地打开城门出去了，城门在他身后关闭，而他骑在马背上的种种行为又经常出现在城里人的视线之内。他的自由，他的独立，他的醒目，无意之中都变成了对城内生态的嘲谑。结果可想而知，他必然成为射箭的目标。由于城门已关，射箭者没有后顾之忧。” “这样的城堡，可能不止一个吧？”您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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