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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颐武：在新的起点思考新的价值

来源：z中国作家网
作者：张颐武
2012-09-28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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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否具有重要价值的讨论，其实已经持续了许多年，从当年的“垃圾说”开始，关于近年来中国文学的价值问题，就存在着尖锐的分歧，而且两种意见对于当下文学的评价截然相反。现在我们所纠结的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是前所未有的高峰还是前所未有的低谷。价值判断的一清二白和非此即彼往往让局内人莫衷一是，局外人雾里看花。但无论评价的高低，在这里都难以找到讨论问题所具有的基本前提，因此，不同的意见其实没有多少对话的基础，大家讨论得异常激烈，但其所涉及的理论前提尚存在问题。

　　现在所进行的有关文学价值论的讨论，其实凸显了我们在对于新世纪以来的中国或全球华文文学的认知角度以及知识方面的巨大差异。这里所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清晰的文学图景，而是在当下文学所呈现的复杂形态中进行把握的强烈欲望和阐释焦虑。今天的文学现象和众多文本逃逸出我们的阐释和分析，它们所呈现的形态也让我们越来越难以明确其“位置”。我们对于当下文学的“阐释焦虑”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同时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引发情绪激动和言辞激烈的争端。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现在有了新的状况，中国文学在当下世界的位置暧昧难明，过去的一些判断和分析已经被突破了；另一方面旧有的“新文学”机制在当下遇到了更加复杂的状况和格局而难以延续，过去惯用的文学分析和阐释模式已经不再适用。因此，价值判断与讨论的困难在于我们对于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新形态的认知尚存在不少困惑和问题。价值的讨论应该以认知为基础才可能得以展开，所以还是需要回到知识、回到对于“新世纪文学”的重新认知之中。这是我们难以回避的宿命。和争议与讨论所关注的“好得很”还是“糟得很”不同，我们其实还得心平气和地回到重新认知的问题之中。这种认知包括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也是争议的焦点所在：一是在共时性上，“中国文学”在全球华语文学和世界文学中的位置究竟如何？二是在历时性上，中国文学在内部经历了何种变化，中国文学内部的新的结构究竟如何？厘清这些问题在对于我们的认知会产生作用的同时，也会对我们的文学价值判断有所帮助。

　　中国“新世纪文学”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学出版活动的一个有机的部分，也已经成为全球华语文学写作和出版的中心。这其实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是对于全球文学格局的重要改变，也是全球华语文学格局的重要改变。30年来我们的文学所走过的道路其实是有重大扩展和开拓的，对于中国文学而言，一个新的世界性的文学平台已经形成。

　　在“新时期”文学的开端时刻，我们所焦虑的是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文学”，如何让原来封闭在内部的“中国文学”获得一个新的开放的空间。这里值得提及的是80年代一部具有代表性的文集《走向世界文学》。这部文集集中了当时的年轻学者们对于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思考。虽然书中的各个章节是讨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家们受到的西方文学的影响，但其导论却提出了世界文学“一体化”的宏大主张，认为中国文学在“五四”之后才融入了世界文学之中，后来却又和世界文学相互隔离，直到“新时期”才回到“世界文学”之中。这个“世界”之中的中国文学其实是在两个向度上展开的。

　　首先，“世界文学”所指认的“世界”，其实还是在西方“现代性”的框架中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所谓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实际上显示了其时间上的滞后和空间上的特异。正是由于这种时间上的滞后和空间上的特异，中国文学被视为一种外在于“世界文学”的边缘存在，仅仅具有在中国内部的意义，而不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在中国内部，文学的功能是进行国民的“启蒙”和民族的“救亡”。因此，外部的读者对于中国文学的兴趣仅仅是由于中国文学具有社会的认知价值和意义，而在中国文学内部对于“世界文学”的兴趣也正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重要的动力。

　　其次，“世界文学”实际上还包括自“新时期”以来才纳入我们视野成为一种现实存在的全球华语文学。它包括海外华语文学和港澳台地区的文学。这些文学在新中国文学的前半期几乎完全不为我们所了解，而中国大陆在1949年之后也对于全球华文文学缺少了解。在这种大陆和海外完全隔绝的条件下，“世界文学”之中的“华语文学”也处于一个分裂为不同部分独立发展的状况，它们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传统继承都有极大的差异。因此，中国文学也和海外及港澳台的华语文学之间有着断裂性。可以说，全球华文文学有“海外”和“大陆”两个独立发展的平行结构，两者之间并不相关地独立发展，在各自的语境之中延伸成为当代文学史的独特景观。而这部分的文学中相当部分如白先勇、聂华苓等人的作品，在“新时期”早期就迅速进入了中国大陆，对于“新时期文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经历了30年高速的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和市场化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所有方面，文学的发展也出现了根本性的格局改变。一方面是“新时期”以来对于西方和世界其它地域文学的广泛介绍和翻译形成了“世界文学”的涌入；另一方面则是对海外及港澳台文学的广泛介绍和了解，使得以中文为基础的全球华语文学的新的沟通与联系开始出现。经过了这些年的变化，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已经发生了极为深刻的改变，而它在全球华语文学中的中心位置也已经得到了确认。中国文学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结构性的要素，而不再是一个时间滞后和空间特异的“边缘”存在；它已经不再是巨大的被忽略的写作，而是一个全球性文学的跨语言和跨文化阅读的必要 “构成”，是所谓“世界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华语写作的影响力其实已经是相当稳定的存在，这往往并不为中国国内的读者所充分了解。我们所知道的全球“纯文学”的空间实际上就是相当小众的，而在这个小众的圈子之中，中国文学其实已经被视为华语文学的主流。中国现有的“纯文学”的翻译和出版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小众化国际阅读文化的组成部分。像莫言等作家已经跻身于国际性的“纯文学”重要作家行列，他们的小说已经建立了一个虽然“小众”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市场，这种影响力是海外华语文学和港澳台文学难以具备的。他们的新作出版后很快就会得到不同语言的翻译，由各个不同语言的“纯文学”出版机构出版，经过多年的培育，已经有了一个虽然相对很小、但其实相当稳定的读者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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