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左春和：纪念吴尚杰先生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左春和
2012-09-28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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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住在木桶里思考哲学的第欧根尼不稀罕亚历山大的恩赐，唯一的要求是让他赶快走开，以免挡住了阳光。一生生活在水墨世界里的吴尚杰没有去追求他的世俗利益，只在私人化的太行话语构建中消解社会公共话语的压迫。作为物理意义上的吴尚杰已经在与世界相互解构中达成了同构，他可能坐在了在太行山的上空，迷恋着他一生描绘的山水镜像。作为画家意义上的吴尚杰已经完成了对于世界的表达，并因为这种表达而使自己融入了世界的表达，他仍然活在他创建的水墨秩序中。作为朋友意义上的吴尚杰，他的离去使我无法进行价值意义上的评判，因为任何评判对于死者而言可能都是一种冒犯，任何沉痛的怀念之类相对于死者的世界都会显得轻飘。因为死亡本身不一定就是最后的审判，按照巴特的说法也不一定就是上帝审判的标记。如果我们愿意接受施莱马赫的新教自由派立场，那么身体的死亡是没有意义的，今天面对的仍然是吴尚杰转换了范式的艺术生命。

    生前的吴尚杰一直生活在他构建的水墨童话中，这种道路选择颇具当下的拒绝意味，拒绝伟大的世俗之力为他指定的人生目标这一现象不仅贯穿了他的艺术实践，还使他的物质人生保持了一种对于权力结构和利益诱惑的警惕。在吴尚杰的创作年代还是一个红旗飘飘、气壮山河的以红太阳为中心的时代，如何以显性的同构修正潜在的张力，只有是真正的生命才能保持的一种清醒。因此，他选择了太行山水，这种选择里没有太行山水的雄浑气象，因为伟大仅是一种想象，只在主流意志的歌唱中。他笔下的太行只是太行的贫瘠、局部的渺小、生命的轻叹和脆弱。道德关怀中潜伏了一种文化批评和文化重建的理想，正是这种既躲避了宏大叙事所形成的压迫，又能在太行的深处找到了一种担当。既保持了纯粹的水墨话语在当下的行走，又关注了人类的共同命运，在高歌猛奏的包围下重归了道路、真理和生命。与庄子向后的道路不同，吴尚杰的自由追求是指向未来的。既然人类并不能全部掌控自由的意志，而自由也并非一定要公开显露，吴尚杰把这种生命的自由全部交给了笔下的太行山水。这种把自由全部托付给太行山水的表达范式不是对于社会承担的逃避，而恰恰是一种特殊语境下对于自由追求时保持的对于普通命运的敬畏和谦卑。他的笔下没有崇高、没有伟大、没有壮丽的乌托邦，只有自然、渺小、普通和我们都难以逾越的现实。而这些“林泉”、“山民”、“野草”和杂乱的“树丛”正好暴露了一种世界之美。西蒙娜·薇依说，这种普通的“世界之美,就是上帝通过物质对我们亲切的微笑”。吴尚杰先看到了宇宙的微笑，然后用水墨传递给了我们，使我们看到了世界本真的秩序。对比之下，原来那些人类描绘的伟大与壮丽虚弱的不堪一击。

    认识吴尚杰已是20多年前，当时的我20出头，意气勃发，目空文坛，吴尚杰已是比我父亲还年长许多的中年画家。因为有着共同的不可抗拒的来自世界的恩典，我们的心灵消除了距离，成为了以不同视角解释世界的兄弟。当年我以文化的价值判断在港台、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美国等一些境外华文报纸对他的书画进行了多次解读，他则视我为走进他艺术空间的挚友。因为知识谱系的原因和背景，他的表达始终是中国式的，传统文人的，而这并不妨碍我投入的现代视角。因为他的水墨中沉浸着有效生命的深度体验，在消费主义的重创之下也没有使精神搁浅。这与他的生命行为有着直接的关联，对于太行山水的热爱不是在想象中而是在具体的人生实践中。为了走出都市生活中的资源诅咒，他常年在太行深处接受来自宇宙的恩典。阿奎那说：“恩典并不消灭自然，而是成全自然”。在这种深刻的恩典中吴尚杰倾心谛听太行的山水，最终读懂了来自宇宙的启示：水墨并不能进行文化创造，也不能永远拥有和承受自身的创造，它只有传达自由的宿命和人类的重负。这便是吴尚杰的太行山水与传统文人山水画的重大区别。传统山水画表面看来是一种自由，而实际上这种消极的自由是自由的一种反制。因为这种消极拒绝了真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教你们得以自由”（奥古斯丁）。在真理的关怀之处，吴尚杰超越着传统山水。在自由的维度里，吴尚杰对于太行山水的热爱不是热爱山水本身，而是为了宇宙本有的秩序。在人类的命运历程中考察人类的苦难大都决定于他所遵循的自由，不仅关乎追求自由的态度，更关乎自由的方式。别尔嘉耶夫曾经深刻地指出，人类“存在两种自由：一种是初始的自由，另一种是终结的自由，人的道路就在这两种自由之间，充满折磨和苦难，是一条双重道路”。苏格拉底选择的是第二种自由，第欧根尼更向往第一种自由，而作为艺术家的吴尚杰恰恰是夹在两种自由之间的自由践行者。他既不愿背离世界，也不愿去主动切换生命的生存方式，生前的他有着对于生命无限的热爱和信心。但是他的确实现了第二种自由，或许已经穿过了深长的黑暗，深渊，分裂和困扰，最终靠近了真理的光芒。与其说传统山水画中的自由是一种消极性自由，不如说它是一种叛逆性自由。而叛逆性自由实际上是滥用了自由的形式，导致了对于理性的拒绝和生活的无限专制。吴尚杰那种与太行山水融合的自由，没有把自由当作生命的工具，而是把自由作为人和世界初始的奥秘，从内在矛盾中进行了一种向度的转换。这种向度没有表现为对于世界的反抗，反抗的只是一种文化压迫，在对世界的接受中使世界的意义成为内心的信仰。这便是雅斯贝尔斯指出的：“在我们的有限生命中，我们只有实现人负有的使命，而不是自负地将政治和经济搁置一旁，不是回避尘世，才可在生存中达到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令人无法忘怀地指明的东西”。这种“东西”既是在对立中把握存在、矛盾中寻得安宁，或在思维中做统一性的直观而不是在生存中的封闭运动。

    对于友人的纪念我也常怀不安，一方面是任何怀念性的文字都可能产生歧义，产生对于死者的误读。因为生命自身的奥秘与宇宙本身一样深不可测，每一个生命都无法让人进行准确的解读，任何歧义都可能成为对于死者的不尊。另一方面，任何形式的纪念都已经与死者无关，许多时候会成为纪念者本身的自媚，这便是纪念者的悲哀。但是，事实是我们总免不了对于死者的怀念，这种怀念有文化的因素，更多的是对生者命运的关怀。对于死者我们的意义只有忏悔。与吴尚杰相识的20多年时光里，密切的交往只在前10年，后来因为工作中的事务缠身已经是咫尺天涯，其实这只是一种俗套的借口。五年前的一天，吴尚杰带人到办公室找我，因为正在召集下属开会，便让他在其它办公室等侯。后来没有见到他，从此也算是永别。事后我想艺术家天生敏感，可能我的卑微之职给他造成了一种友谊接续的怀疑，继而形成心理压力，自己疏忽了细节，可他形成了判断，从此便没有了联系。本来对此已经非常自责，但他逝后因为会议冲突又未能最后相送，成为难以自我宽恕的心灵困扎。他的离去已经是一种自然事件，既非暴力，也非余虹式的，只是生命的历程短于我们的期望。他离世的这种自然事实唤起的不仅是忏悔理性，还是我们对于世界的野心，怀念和伤感之情是因为对生命永生的渴望。如果我们过于悲伤可能游离出吴尚杰生前的水墨世界，因为永生的生命可能要破坏了宇宙的秩序，导致人类的全部失败。本来，生前的吴尚杰知道自己的位格，所以没有参与世俗利益的争夺，他知道生命的意义在于自然体系的遵循。既然如此，我们今天的纪念也并不是完全把自己深陷于这种回忆之中，况且任何回忆也并不可靠。由于死者的生命本身已经不复存在，我们的回忆是与他曾经的生命的唯一联系，但这种回忆更多的可能是对于自己生命的关爱。这里，我不否认这种人性真实，如果没有友人或亲人的离去，我们可能已经忽略了生命的首要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罗赞诺夫说下的那句令我们颤抖的话：“人应该祝福一切痛苦，因为上帝在痛苦里光顾他”。当然，并不是痛苦就是人类的追求，而是世界的一种真实，因为上帝深藏在这种痛苦之中。痛苦不可以被创造，也不可以被解决，只可以被解释，被人类关怀。生前的吴尚杰倾注了这种关怀，生存着的我们也在释放这种关怀，这只能从人类有限性的视角出发，因为对他人的爱的诫命预设了对自己的爱。于尔根·莫尔特曼说：“生者不应该将死者遗忘，也不要将对他们的爱挪走，好让自己过自己的生活”。这也正是我们纪念死者的意义所在，纪念中的盼望会引导我们走出焦虑，践守诫命，从而创造与死者新的团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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