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北大评刊（2009年第5期）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季亚娅 林碧鸢 等
2012-09-28 1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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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邵燕君】本期恰逢建国六十周年大庆。可惜，除了老作家王树增的纪实文学《解放战争》（《当代》）外，其他各刊的“献礼”作品大都虚浮应景，与影视等主流文艺形式相比，明显分量不足。这也从侧面说明文学期刊社会影响的弱化，虽然每每自苦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但实际这一脉创作的资源已经断档匮乏。不过，历来期刊第五期也是征订期，刊物总备有重头戏，这次也不例外。陈河《信用河》（《中国作家》）、毕飞宇《睡觉》（《人民文学》）、铁凝《内科诊室》（《钟山》）、黄雯《好笑的爱》（《上海文学》）都是不错或有探索意义的中短篇。长篇中，艾伟《风和日丽》（《收获》）、张惠雯（《完美的生活》（《青年文学》）、王十月《无碑》（《中国作家》），都堪称作家自我挑战的力作，不管是否挑战成功，都值得关注。
　　
　　
　　看《中国作家》
　　季亚娅 林碧鸢
　　
　　这两期的《中国作家》让人想起王国维的一句话，眼界始大，境界始阔。这改版之后一路艰难的“突围”，有心或是无意，逼仄或是从容，终于开始有点渐入佳境的意味。第九期作品在纵深与宽广两个向度上均呈现出令人难忘的“中国”经验，它是海外与海内、历史与现实的拥挤、碰撞与潮水般喷涌，几乎每一篇都可圈可点。
　　
　　《信用河》是陈河又一篇讲述海外华人生存状态的中篇佳作。小说在电影画面般沉郁阔大的场景中展开，上演一出厚重苍凉的人性和社会悲剧。作者细腻描摹了两个不同年龄、阶层的男子或醇厚或微妙或颓败的情欲，以及当它汹涌而至时人心的淹没、挣扎与绝望。与一切社会剧一样，这种情欲命中注定要遭遇金钱与生存困境，最终无奈地推衍成一个加拿大版的“喜儿”故事。文森特所爱恋的新疆女孩阿依古丽，为了取得永久居留的身份选择嫁给垂死的金先生（文森特的老板）。因为怀孕，阿依古丽付出的不仅仅是十个月的临终陪伴，而是不可逃匿的一生。性爱以及与之相关的生命延续因而成为一种强横的权力，成为财富对青春肉体与情感的殖民。所谓“信用”，不过是对这一金钱权力等级法则的维护与反讽。小说是历史与现实的双重书写，是个人回忆的活色生香，也是一个远去时代的情感档案。“喜儿”“阿依古丽”，这些联系共和国一代青春情欲的芬芳符号，其背后曾被抽空的历史背景，在当下全球资本的时代里再度落实为现实，且穿越此岸与彼岸，成为一种普泛意义上的共同伤痛经验。作者将这种现实之痛处理得深沉内敛，其情感叙事有如缓缓流淌的信用之河，已然告别却突然而至的隐痛，不过是河上一点刺眼的波光。
　　
　　如果说《信用河》中的历史是现实生活的幽暗背景，韩少功《能不忆边关》则正相反，它是当下意义上的历史书写，是当下为回顾一段历史提供了新的眼光与可能。“我”以旅游者身份进入当年的交战国，拣起一些或被遗忘或从未被讲述的历史碎片。小说所涉及的“越战”题材，提供了八十年代《高山下的花环》等小说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叙事之外不同的思考向度，比如这场战争的冷战背景以及一切战争本身的荒诞性，比如反英雄主义悲情叙事“李云龙式”的个人，这些都是这场战争曾被遮蔽的复杂性。如果小说也有问题意识，韩少功永远是那个提出新问题的人，后来者大可循其踪找到自己的题目。这篇小说如果在八十年代的文学语境里，未尝不是《班主任》那类开风气之先的作品，可惜时过境迁，大概只能在“小时代”的红男绿女中成为一道孤绝奇异的风景。小说的毛病是，作者太急于端出那些不同于从前越战叙事的细节，更像是一篇信息密集的回忆散文，被情感和思考追逼而不吐不快，而非耐心结构的小说。
　　
　　王十月的《无碑》是一部有野心为“中国制造”立传的长篇小说。小说以珠三角普通打工者老乌的十多年人生经历，写一家工厂、一群人、一个村庄在一个时代里的跌宕起落、沧海桑田。但王十月显然提出了一个难题，即传统文人笔墨趣味有无对接当代生活的可能？这是指它的叙事笔调是旧式才子式的感伤与怅惘，一代打工者的爱恨交织的疼痛与梦想、激越与血泪，在工业文明中永远沦丧的瑶台乡村神话，一切可能如狂风骤雨般激烈的情感，在叙事者老乌传统文人腔调的讲述里，竟淡如微风，不过是事如春梦了无痕。作者将小说分为两个明显的层次，前一部分讲述老乌初次到南方打工的经历，描绘瑶台村打工者中奇人、好人、坏人、小人之众生相，细致和令人信服地描写了基德厂从无到有的发家历史，以及两次罢工风潮的因果始末。对于当代文学而言，这些是颇有价值的新鲜经验。面对罢工，一边是有恩于己的老板，一边是命运相连的打工兄弟，老乌在公义与私人情感之间的两难选择，恰体现了传统忠义伦理与现代阶级观念的冲突，这也是令人深思的现代命题。老乌最后的独自罢工，恰是他“精神上拒绝奴化”的自我苏醒。在这个没有任何外部可能性的世界，这种乌托邦式的抵抗和无奈退却，正对应着打工者主体意识的刹那闪亮和黯然熄灭。这部分文字虽略有矫情，但大致不失朴素真挚，自有其动人之处。
　　
　　如果说小说的前半部分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成功地唤醒某种千万人的“群体意识”，后半部分作者则完全倒退回个人命运的一己悲欢。作者让老乌离开工厂，混迹打工社区的市井生活，先后与两个打工女子发生感情纠葛，并以书法的一技之长跻身打工者中的文化阶层。作为“底层自我发声”的作家，这部分内容或许取材于作者真实的人生经历。但作者把老乌的成功完全讲述为命运的偶然，甚至连个人奋斗式的成功哲学也没有，遑论一个阶层的上升与出路。老乌与两个打工女子的交往，是老戏曲中才子落难佳人相救的旧模式，对于女性美的观照，也仍停留在物化的把玩层面。占打工群体大多数的女性打工者的内心世界，作者仿佛彻底盲视。不得不说这语言和观察方式都远离这个时代，满纸旧式落难文人的自怜自伤，令人想起《废都》中的庄之蝶们，恨不能学金圣叹删水浒来个腰斩。这种要命的拿腔拿调把一切本应沉重的事物变为玩赏，丧失了这个题材应有的鲜活体验与本真的生活质感。对于这样千年未有的巨大变革，作者未提出任何超出恩怨纠缠和世事如烟的感慨之外的可能性出路，让人悲观于“打工文学”的思想水准，亦让人质疑一代“打工作家”的文化资源。
　　
　　相比之下，同样是现实经验的书写，张惠雯的《怜悯》和凌洁的《全蚀》要质朴诚恳得多。这两位作者都有好的写实功底，《怜悯》讲述了“我”和几位狱警同事押送犯人保外就医的经历，细致刻划了“我”同情病重的犯人但又害怕同事嘲笑的复杂心理。当犯人最终在无视与冷漠之中、在最热闹的人群深处孤独死去，怜悯作为一种朴素而又高贵的情感，最终击中了读者的心。除了个别细节的小硬伤，《全蚀》可算是一篇中规中矩的写实小说，它说的是，每个人生命中所累积的伤害、倦怠与痛楚，会在突如其来的时刻全面崩溃，这正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苟且活着的婚姻与人生。“全蚀”是对生活的拒不和解，萧娅竟然在自己家中在丈夫的视野之内孤独地死亡乃至数日无人发现，这既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这篇小说所拥有的，是与《怜悯》同样朴素的悲悯之情。
　　
　　这一期的新农村专栏《山的那一边》亦很可一看。作者是少年时期因病辍学至今仍居留山村的业余写作者，也许是因为这段辍学的经历，这篇小说的内容是乡村教育。山的那边是什么？两个老师对少年马小柱的不同回答，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教育理念。多年来山村惟一的教师刘老师，采取的是教大家写名字认秤丈量土地的实用教学法，教出来的学生干活做生意都是把好手，惟独不会考试。而支教的大学生李老师，最终也将这种教育方式结合在应试教育之中，这其中无疑有作者对于乡村教育的思考，且将这种思考以生动有趣的细节呈现。依靠教育与考试走出乡村无疑还是希望工程一类励志的主旋律叙事，抛开作者可以借鉴的文化资源问题，此文所提供的细节的新鲜与情感的真诚还是一洗这种叙事的陈旧面目。
　　
　　第10期的主题在探讨新媒介对人类生活产生的影响。夏天敏的《下山去充电》写了一个叫桃花的山村媳妇好心帮邻居杏花、茶花带手机下山去充电，结果却被小偷偷走两部手机，为赎回手机差点牺牲色相，在关键时候又被好男人陈老板所救，终皆大欢喜的故事。故事节奏紧张，其间交织着现代与传统生活方式及道德模式的冲突，加之题材新颖，有一定可读性。但是作为一部中篇小说，故事显得单薄，对女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尤其令人惋惜。故事开始的时候桃花是一个干脆利落、风风火火，很有主见，充满感染力的女人，很容易让人想起二十八年前张一弓笔下的黑娃形象(《黑娃照相》，《上海文学》1981年第7期)，单纯、明朗，对新生活充满渴望，但到了故事后半部分，桃花的形象变得模糊，沦为作者安排情节的道具，也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究竟对这种大山里的女性有多少实在的了解。当然，作者提供的这个故事还是带给人很多的思考，改革开放三十年，农村的人们生活究竟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当年，黑娃不舍得买水煎包子，不舍得买红绒衣，却花了三块八毛钱“美一回”。而今，仍未通电的老鹰坪山村的男人们在山外打工带回二手手机，这些手机就成了他们和家里联系的最重要渠道，所以充电才会成为事件。不知这种“现代化”的玩意对我们的生活究竟是福是祸？
　　
　　另一篇借现代化产物——网络中的术语串连起现代都市人生活困境的小说则是张锐强的中篇《木马病毒》。这篇小说带有明显的拼接特征，一种看似很新的生活方式ＱＱ聊天却是帮助男主人公勾引一个已婚妇女，而他们在现实中的联系却因国粹——京剧而发生。男主人公勾引有着大款丈夫且颇有姿色的京剧老生女演员未果，突然变得像歌德笔下的维特那般为情所困，只不过他没有选择自杀，而是上色情网站下载视频去挑逗以前的情人，偏偏这视频鬼使神差发给了朝思暮想的女演员。为了逃避尴尬，他于是组团步行去西藏。一路经历了艰辛，甚至直面死亡的威胁，终于抵达西藏，但是沿途朝圣的藏民教徒、某曾经的汉族官员而今的藏族小学校的志愿者，以及那些纯朴的藏族孩子都未能真正打动和挽留住我们的男主人公，他还是惦记着未果的婚外情。这篇小说应该能反映出当下很多年轻人无聊空虚的生活状况，只可惜作者也像他笔下的男主人公一样，到处走马观花，使作品较浮于表面。
　　
　　这期《中国作家》似乎卯足了劲儿“时尚”到底，黄咏梅的短篇小说《快乐网上的王老虎》则干脆把去年以来广为流行的“开心网”改成“快乐网”搬进小说。中年男主人公王朝阳帮大老板做假账、偷税漏税，经受了百般考验，但也只是在财务处长的位置上屈居数年，而且升迁的希望遥遥无期。于是，在现实中被大老板定性为“胆子不够大”的王朝阳在“快乐网”上化身最富有、最有能力的王老虎为所欲为。这种明显的人格分裂被作者借助网络和现实的两重性活灵活现地表现了出来。通过虚实相交的细节设置，现代人生存的撕裂感和复杂的心理矛盾在网络的逻辑当中得到了新的展现。
　　
　　作为本期头条的《炼狱之花》则走得更远，干脆直接贯通了人类和海洋世界。故事魔幻的开头奇异而浪漫，为了阻止人类大肆破坏和侵扰海底世界，拥有浅黑色肌肤、橘红色嘴唇的海底美人小海百合被家族派往人类世界“和亲”，但她的“和亲”对象却需要自己去寻找，寻找的线索就是一枚镶着奇异花朵纹章的戒指。寻爱之路充满艰辛，小百合戴上了人类的面具，在人类的公司里上班，学习各种生存规则，体尝失去金钱、被侮辱、出卖朋友、发现爱人的不贞洁等各种窘境，最后终于和放弃王储之位的詹双宿双栖，长生不老——“炼狱”之后迎来幸福。故事延续了徐小斌作品的巫性气息，鲜花、迷药、神秘的传说、美丽而残忍的少女发散出诱人而有毒的香气，作者绘画的功底使文本的色彩描写精致而眩目。但是在这迷人的色泽和香气里面包裹着的是什么呢？通过百合的眼，更通过一个暮气沉沉的中年女作家天仙子的遭遇，我们看到了现实当中的规则，人对金钱和各种欲望的追逐，人与人之间混乱赤裸的关系等一点都不魔幻的情境。徐小斌要“把现实的果放进了魔幻的筐里”，甚至不惜像和郭敬明这样的“80后”作家比赛一样地把什么LV之类的大牌不断放进小说里，还有时下流行的网络语言、黄段子，甚至还加进了拉拉情节。令人不得不佩服资深作家跟进时尚的敏锐和胆量。但正如作者自己意识到的：“现实的果不是那么好装进魔幻的筐的”。作者显然是想综合她过去写作的优势和特色——魔幻性，以及现在身居影视创作单位的便利，将魔幻和现实调和。但没有真切体认的隔膜感，没有寻找到合适叙述角度造成的后果是，她笔下的现实反而伤害了作品的想象力和深度。充满奇幻色彩的魔幻手法和技巧却为浅白地揭露影视文化界的现状做了工具，是甚为遗憾的事情。故事中天仙子的困境或许不仅仅是作家的焦虑所致，而是真的寓言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创作的处境？
　　
　　《中国作家》2009年第9期推荐篇目：陈河《信用河》（中篇）
　　《中国作家》2009年第10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收获》
　　颜妍
　　
　　《风和日丽》（艾伟，长篇）的结尾，是杨小翼随着游客一起参观已经成为红色旅游景点的自己的童年故居，听导游介绍身为显赫将军的父亲和母亲的爱情故事，那故事对她而言，浪漫得近于陌生。正是寒冬风和日丽时，站在故居阳台上的杨小翼潸然泪下，这是“放下”的时刻，她要放下的正是之前五十年的山高水远，——不被承认的将军血脉，敏感的私生女出身，自伤也伤人的恋情，赎罪而来、负罪而去的婚姻，三代人在历史飘摇中的沉浮，——这些正是小说的故事所在。
　　
　　为自己的血脉正名的一生，未尝不是被自己的出身要挟的一生，而这血脉、出身又恰恰和革命的中国紧紧相连，于是杨小翼的个人遭际便钩上了大历史的环。《风和日丽》从题材上来说非常不同于艾伟以往的作品，他的《爱人同志》、《爱人有罪》等虽是长篇，但却形同短刃，和他的许多中短篇一样始终在极限、深幽、非常态的问题上激进探索，“既邪且狠”，一路压低重心地推着情节走，也推着读者往前进，这是非常难得的作者和读者都能屏息凝神的过程。可惜的是，到了《风和日丽》，那个用短刃逼着我们前进的艾伟变得平和，松懈，似乎被大的时代和长的历史慵懒了手脚，放下短刃，做起了编织活，颇为耐心地把杨小翼的一生织进了从解放前到建国初历经“文革”、中越战争、“89事件”至商品经济热潮和千禧年狂欢的漫长五十年的历史里。
　　
　　诚然，杨小翼的特殊出身和复杂遭际，足以使她的个人命运担当起和大历史缠绕纠葛、互渗互通的重任。但遗憾的是，《风和日丽》中艾伟在处理杨小翼情感困境上的过人功力，却一次次地被历史时代的强行植入而削弱，而一旦引入对时代情势的书写，个人便仅仅沦为了穿针引线、“串”起历史的道具。杨小翼不停地行走，不停地经历，却只是如一个筛子一样任大历史从自己身上鱼贯而过，她自始至终没能“顶住”一个时代，没能让滔滔而去的历史在自己身上留下冲击的深痕。当历史的巨手拂过命运的额头之时，小说在处理上的薄弱让它最终选择了盲视或者逃避，因而，杨小翼这个背负了那么多秘密的人，最后才能如此轻易而又肤浅地与时代、与记忆和解，一生的风尘仆仆换来的，只是尘埃落定的几声喟叹。
　　
　　小说越往后写，处理的力度越是减弱，被一波一波的历史事件牵着走，拎得起脉络，却坐不实细节。你可以看到在东四十条活动的《今天》编辑部的再现，看到北岛、顾城、谢烨交往故事的翻版，看到1989年中国现代艺术展的枪击事件的重演，这种历史脉络的节点多，而充实的细节少，虚实相映，让人忍不住玩起猜谜游戏，按图索骥地把小说人物和历史人物一一对号。人物命运反而让时代大背景喧宾夺主了去。即便是这喧宾夺主的时代书写，也是能指丰富，而空气稀薄，充斥着标识性事件的概说和注脚，线性的一泻直下，没有褶皱、坑洼和疙瘩，使得无名的个人从丰富而又羸弱的时代能指上滑脱开来。就连那些频频出现的“多年以后”的句子，也未曾因时间的间隔而处理出记忆的层次感来。
　　
　　虽然《风和日丽》敏锐地抓住了“革命”这个20世纪中国的关键词，通过杨小翼的将军私生女身份来观照革命父辈们的个人家庭的命运，并且借助日后成为学者的杨小翼对革命者遗孤问题进行研究、对革命的父辈进行调查和审问，来思考在纪律、使命、国家利益共同定义下的革命的父一辈，他们在遭遇人情、伦理、世俗生活时的艰辛抉择，以及每一次抉择所意味着的历史债务和留给“后革命”的子一代的历史遗产。这是一个切近而又复杂的问题，它给杨小翼的一生笼上了沉重的阴影。但是艾伟在文本中思考历史的野心，先是受到杨小翼的儿童视角的束缚，流于清浅，然后是疲于时代的周折，只得泛泛概说，无论是革命信仰与人情伦理的悖论，还是寻父、审夫的主题，都伤于直白，缺乏处理，而且在意识形态二元对立的框架内像翻烙饼似的颠前覆后，也让人怀疑究竟能有多少阐释的效用。
　　
　　和“故乡花街”系列的长中短篇俱全不同，徐则臣有关北京的系列小说，一例是中篇。按他的话说，中篇更有助于“推理和演绎”。《居延》（中篇）正是他用紧凑的细节和流畅的叙述所进行的“推理与演绎”。大自己二十岁的未婚夫胡方域神秘失踪了，居延像孟姜女一样地千里寻夫，正是希望在北京找回这个过往生活的最大依靠。直插入北京的寻找，预示着寻找者自身在北京将开始的漂泊和颠簸。在寻找胡方域的过程中，她被迫着要在北京找住处，找工作，找可以帮忙的人，于是小说自然而然地回到了徐则臣素来游刃有余的京漂书写上，——唐妥、支晓红和老郭，在房产中介有份糊口的工作，和徐则臣笔下的很多人物一样，贫嘴，嗜麻辣，打拼之余满腹牢骚，世故之下也有善良，是他们在给居延寻夫出谋划策的同时，教会了她怎样在无情却也亲切的北京城安身过活。当居延在北京顶住了风，站稳了脚的时候，她也第一次低头看清了生活，在胡方域遮蔽之外的属于自己的生活。胡方域的离开，是她自以为完整圆满的生活的缺口，最后竟成了她的出口，把自己送出去结结实实地生活的出口。
　　
　　“盯紧了，别撒眼”，是徐则臣对他的眼和笔的叮嘱，也是他的小说惹人盯紧的魅力所在。这个对人群保有热情和好奇的观察者，饶有兴致地盯住人群中的“某一个”看，打量，放大，凸显，给予琢磨、体味和理解，硬是从我们习焉不察的生活中盯出了滋味，让敦煌、西夏、居延这些冷冰冰的挟着西域风沙的名字有了体温和表情，成为真真切切存在的“这一个”。在此意义上，徐则臣的小说每每都是一次精彩而“及物”的勘探和打捞。然而，盯紧总要聚焦，勘探和打捞总难免要提纯，在把“这一个”盯紧了的同时也总是要对他的周边进行廓清，廓清不是抹除，而是带着鲜明的观察者视角的梳理、归类和修整。《居延》中作为“这一个”被打捞的居延便带着这种残缺，写女人不是徐则臣所长，居延的美丽温柔、痴情执着有着明显的男性审美趣味的想象投射，而她怎样深陷感情、如何执拗寻找以及逐渐重拾自我的转变过程，都过分倚重于作者在叙述策略上的蓄势、递进或者延宕，是一个被不断修剪、廓清和明晰的形象，伴随着这一叙述过程的是叙述者的隐性询唤“你看你看”，可是，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作为叙述者的“他”在看，而且看得异常清晰透彻，当这个被“看”出来的她经由文字到达读者这儿的时候，却有一种过目而难入心的模糊，叙述者的目光遮蔽了这个人物可以被理解和接受的其它面向，其它更个人化可能也更直指人心的面向。
　　
　　《吃河豚》（罗望子，短篇）尤其好在几个朋友去乡下吃河豚一场，车上安排座位，旅馆分配房间，熟络下的生分，玩笑里的心机，看似第一人称无心散淡的叙述，却将中年男人间微妙复杂的关系勾勒了出来。可惜小说的后半部分就渐渐走实了，冯君的死，丁君和丽君的激将法，一路的意外巧合径直向最后的谜底走去，没了先前的从容。常说短篇是游击战，《网络诗人咚咚锵》（薛荣，短篇）紧凑结实，是速战速决的典型。网络诗人最终敌不过精明有手腕的学校领导，确切的说，是敌不过现实，他可以因为女友陪领导跳舞而大声抗议，在知道女友被富商包养时，却只能低头离去。小说在院办副主任处理陪舞事件的主线之外，还插入了副主任自己的婚姻危机，与网络诗人的境遇参照，颇有些五十步笑百步的无奈与嘲讽，只是这段小插曲没能服帖进小说的肌理，有些突兀粗糙。
　　
　　《收获》2009年第5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当代》第5期
　　张岩雨
　　
　　适逢祖国六十华诞，《当代》奉献的长篇纪实作品《解放战争》（王树增）在本期刊登完毕，作家王树增试图精描历史，为父辈树碑，其重建战争精确性的努力让我们我们不得不惊异和叹服，其宏大的叙述视野和细致入微的现实体察足矣让每一位阅读这部作品的读者都收获颇丰。本期的另外两篇《回家》（王华）和《就日瞻云》（郑欣）一新一旧，前者触及的是当下农民工返乡问题，而后者叙述的是善良淳朴的道义坚守，两篇各有特色。
　　
　　建国六十周年，决定民族历史走向的解放战争也已结束了半个多世纪，用当下的语言来叙述这场历史上重大战役，它必定要与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内核相连并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它还要牵扯到中国六十年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走向，在此意义上，作家王树增用其独有的视角对这段历史进行勾勒叙述，在宏观上，他纵观全局，对战争的总体布局做全方位的勾勒，对国共作战区的战争局面和各大战区之间的不断变幻的关联做全景式的再现；微观上，作者在对大量书面历史材料和口述历史材料的占有和消化基础上，力图将这三年间发生的每一场重要战役发生发展的种种细节都做精描细画，力求精准的浮世绘式的勾勒描述让历史的宏大和细微都一一再现到读者眼前。这样对历史的精确性纪实让本书更接近了历史的丰富可能性，使得书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言外之意。
　　
　　同时，作者在对战争做尽量客观准确的描述的同时不忘注入人情的肌理，呈现出战争中丰富的世态人情。在中共一方，作者用大量笔墨着力于刻画重要将领的性格特征，并描述他们领导士兵在艰苦的条件下，怀着自由、民主的国家理想投入战争，并领导那些挣扎于水深火热的普通百姓投入战争，使其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最终力量。同样，在对国民党一方，作者不仅在战争对垒之时详述国民党一方的主要官兵，而且国共对垒之余，也常常将许多国民党著名将领自北伐以来的战绩娓娓道来，不时穿插进来的细节不仅给行文增添了戏剧性，也折射出这些人物个体的悲剧性：作为一个民族危机中的个体，他们是英雄豪杰；而在党派的对垒和博弈中，他们却由各种原因成了败军之将或阶下囚。作者在叙述战争胜负成败时，力求客观的呈现原因，将国民党一方的失败在于内部的混乱以及人心不齐，勾心斗角。在叙述中也没有因为战争的胜败而详胜略败抑或褒胜贬败，尽量全篇铺陈叙述，体现纪实文学的精准性和丰富性。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家的笔力也触及到了历史的偶然性和必然性造成的一些谜团，历史上长久流传和演绎着的一些趣事和谜团往往是历史最不可接近、难以琢磨的部分，而王树增的《解放战争》试图用历史的真实细节去阐释和演绎这些谜团，这样就不仅增加行文的趣味性，还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刻骨铭心的战争苦难导致的政治、经济影响可能会烟消云散，但围绕它们的故事和集体记忆构成的，必然是一个将穿越各种时代偏见而不断演绎的伟大传奇。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战争》不仅是一部宏伟历史叙事，更是一部当代人阐释时代大事的英雄传奇。
　　
　　《回家》（王华）体现在《当代》杂志关注现实的办刊宗旨，小说牵扯到当前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书写经济危机的态势下，农民工返乡历程以及返乡后为了争得自己的应得土地和当地权势斡旋抗争的故事。农民工返乡和土地问题本事一个敏感而沉重问题，王华超越了一般的人性评判，把真实严峻的生活现实娓娓叙来，真实生动的向我们展示了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和返乡的艰苦历程。小说扎实耐读，表现了作为一个作家的责任和良知。略显瑕疵的是农民工返乡后和当地权势斡旋的场景偏离了现实主义的路子，和现实略显隔阂，小说整体隐含着强烈的现实主义冲击力，但是稍显压抑。
　　
　　《就日瞻云》（郑欣）写一家三代女性的成长历程，情节稍显陈旧。一直守着姑娘寡的八姑平时清心寡欲，精心抚养着侄女九香长大成人，成功后归乡的九香为她带回了外孙女乔安娜，乔安娜的一举一动都预示着家族到了她这一代已经迈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中。古朴守旧的八姑虽不被外孙女所理解，但是她却几乎成了小镇上女人的可望不可即的楷模。作者将八姑善良和忠贞刻画得稍显过火，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八姑找不到现实的落脚点，人物略显空泛和单调。
　　
　　《当代》2009年第5期推荐篇目：王树增：《解放战争》（长篇纪实） 　　看《人民文学》
　　陈思
　　
　　《人民文学》第9、10两期恰逢建国与创刊六十周年的大日子，刊物里里外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第10期改用了大红封面，并在卷首语中确认了自身从1949年10月创刊起“与共和国同行，与人民同行”的历史见证者与缔造者身份。更重要的是，从第9期开始增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特选作品”栏目，编辑在第9期卷首语中，呼吁读者从两个向度上去理解“特选作品”栏目：首先是对革命历史的重新书写，其次则是对改革开放的成就与问题的必要回顾。在这样庄严的时刻，这样郑重的呼唤让人必须认真对待。
　　
　　位列头条的王树增的《解放战争之四个时刻》（叙事史）显然属于第一个向度的作品，无论归类为“叙事史”或者更传统一点说法——纪实文学，都是我们回应革命历史的常见方式。不过，该篇已《当代》第4、5期全文刊发，此处选发多少有点“借花献佛”的味道。在另一向度上，陈世旭的《立夏·立秋》（短篇）本与《立春·立冬》（《人民文学》2009年第5期）同属一个系列，很难说得上是专门的献礼。上篇写何谷村的村主任李玉生以酒国英雄的豪气“喝”出了县旅游局的开发项目与分红合同；下篇转入叙述同样好酒的渔民何神仙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保护鸟岛的奇人异事。军旅作家陆颖墨的短篇《舰桥》讲述共和国新一代海军军官江伟与贺毅的相识、背叛与不变的友谊，中间穿插二人对祖国、海洋与舰艇的痴迷。这两篇均有潦草之嫌，且与“改革开放”的说法勉强应对，并不如何贴切。
　　
　　数来数去，本期卷首语对“特选作品”栏目寄予的厚望，完全落在了龙一的《古风》（短篇）这部革命历史传奇身上。
　　
　　传奇，是文学接近历史的独特方法。我们先来回忆当代文学史上几次“革命历史传奇”的大面积写作。50年代第一代“革命历史传奇”，《红日》、《红岩》、《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里紧张刺激的敌我斗争，早早开始了以通俗情节剧承载意识形态认同功能的文学实践。80年代中后期，当“寻根”取代“反思”与“伤痕”、当“先锋”迅猛抵达又倏忽而逝，“革命历史传奇”分化了，一部分将“革命者”还原为欲望生猛或拔剑四顾的“人”，如《红高粱家族》、《白鹿原》与《迷舟》；另一部分则固执地停驻于总体历史某一冷僻阶段的前现代景观，如《妻妾成群》、《温故一九四二》。在80年代，这些“传奇”在想象性冒犯中欲言又止，暗地实施着与主流同步的“去革命化”的意识形态共谋。
　　
　　近年来，尤其是2008年这一多事的年份，随着汶川地震、“奥运”开幕与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风暴，人们向“西”眺望的眼波不再那么脉脉含情，大国崛起的心态悄然出现。“革命英雄传奇”以连续剧的面目卷土重来，召唤了另一种历史。自稍早的《亮剑》到近来的《暗算》、《潜伏》，这些文本有意无意地重述着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与历史合理性。在影像声光的媒介技术与集体劳作的剧本创作方式下，电视剧为观众提供了慰藉、快感，也完成了新意识形态对个体的重新“询唤”（interpellation）。
　　
　　这一次，影视剧走在文学前面。它在充分承认暴力、误解、创痛与牺牲等等历史矛盾的前提下，对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前景提供了一份乐观的报告。重述不是重复。它与50年代不同，它并不想以密不透风的钢筋与石膏固定历史摇摇欲坠的残躯，将其摆弄成高大昂扬却别扭不堪的一个个定格；它与80年代不同，它也并不恣意地将历史伤口撕扯，或故意让历史总体性的局部溃疡蔓延至全身，从而彻底杀死左翼历史叙事的总体感。在前两者中，“痛”或者被压抑了，或者被放大了，没有纳入快感生产之中。近年的“革命英雄传奇”比以往更好看，也就是说，提供了更丰沛的快感。一方面是电视技术、明星制、更精良的情节设计对窥视癖与自恋癖的满足；另一方面，在叙述革命的时候，这些文本将历史创伤与断裂处进行“微痛缝合”，并且有效地利用了这些“痛”——无论是《风声》中的酷刑、绝望与恐惧或者《集结号》中一具具焦枯的尸首，这都是个人对国家惊心动魄的献祭。“微痛”——个体为了融入集体、保护集体所作出的彻底牺牲，令观众在受虐之余享受崇高的剩余快感；然后是“缝合”——观众在结局提供的安定感与慰藉感中欣喜地认识到了历史车轮的不可阻挡与执政党走向胜利的必然真理。这些文本成为这个时代悠扬却有力的“集结号”：读者借助这些文本提供的真真假假的细节，愉悦地领会国家的过去与未来，理解自我与他人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位置与相互关系。
　　
　　“集结号”也好，“风声”也罢，我们都希望影视剧创作的暂时领先只是一次讯息的提前发布，后面会是小说的大面积生长与繁荣。小说文类自有其生产、消费、评价体制的特点，至少应当体现出相应的独立性、严肃性与深刻性。在过去五十多年里，在“革命英雄传奇”叙事谱系中，文学曾经走在电影前面，并不断俯身递给后者最酣畅淋漓的脚本。我们以为小说的跑步跟进，不会等得太久。
　　
　　我们也以为这一刻，终于来了。以《人民文学》的影响力、号召力来迎六十年的“国庆”与“刊庆”，我们以为这样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终于产生了一部堪与电视剧《暗算》、《潜伏》或电影《集结号》、《风声》比肩的作品，帮助我们领会历史，也领会自身。可是一旦将《古风》放在前面的谱系下进行观照，我们除了再次大失所望之外，一种作为文学从业者的羞愧之情油然而生。
　　
　　本期龙一的《古风》，试图延续近年来的“革命英雄传奇”热，属于投合市场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双线尝试。李金鳌被汉奸李善朴玩弄于股掌，行刺不成反而成了“叛徒”。除了与中共派来的义兄廉铁人等“锄奸组”成员周旋外，他还需要对屡次放过自己的汉奸进行最后的自杀式袭击以证清白。若非侍妾小凤的忠心与机智，李金鳌差点等不到真相大白就与敌偕亡：原来李善朴竟是李金鳌的生父。以“行刺”为故事的大擂台，作者让劈挂拳、形意拳、土炸弹、痒痒粉、蒙汗药与“大变活人”一拥而上。龙一寄望读者们倒退三步，吸口冷气，大呼过瘾。只可惜这些元素拼贴并没有形成真正的矛盾冲突，高莽的形意拳与李金鳌的劈挂拳总是斗不到一起去。亲人兼敌人的李善朴结局不明，则又是作者进退两难时的匆匆遁辞。放在情节剧的谱系中，本篇也不够龙一的水准。显要的位置与平庸的质量之间的巨大落差，是那么的触目惊心。
　　
　　这样一部作品，无论从快感层面或者对历史的认识程度，都与《暗算》、《潜伏》电视剧的脚本相差甚远。我们不对它“叫好”，恰恰是因为它连“叫座”的基本要求都没有达到。如果不经进一步整合与修缮，恐怕很难入得了导演的法眼。以之为“大礼”，显出卷首语的激情畅想与“特选作品”的实际情况已经形成了脱节关系。原因或许并非编辑的马虎应付，而是文坛创作整体的不容乐观，才让他们在重大的历史时刻捉襟见肘。读者如此真诚地需要一套对历史的全新解释，可我们又是如此短缺。那么，当他们背转身去对着电视时，我们除了羞愧，还能抱怨什么呢？
　　
　　本期最值得评的是毕飞宇的《睡觉》（短篇）。毕飞宇惯用女性主人公内视角来构筑叙事，从《青衣》、《哺乳期的女人》开始，他总是郑重交付给读者一种带血的入木三分。然而到了《睡觉》，滋味却与之前的作品迥然有别。
　　
　　小美大学毕业就“入了行”：从没恋爱过的她跟了温文尔雅、不失浪漫的“先生”，成为了时下人们熟知的“二奶”。谁知“先生”的真正目的却是要正值青春的小美为自己生个男孩。小美以各种方法包括避孕来避免自己在这场金钱与青春的交易中吃亏。金融风暴之后，前途未卜的小美因为遛狗结识了一位陌生、干净的小伙子，结果唤起了她大学实习时一次“疑似恋爱”的心跳回忆。突发奇想的她，花钱请陌生人在草地上如当年那位白马王子那样陪自己“睡觉”，小说到此戛然而止。
　　
　　乍一看，这篇以“睡觉”为题的作品很可能真的让读者睡意上涌。的确，“二奶”最容易写成涉世已深的老妓女或者误入歧途的小家碧玉一次次修炼成精或功亏一篑的艳俗故事。然而，毕飞宇却刻意将单纯无知的苍白灵魂赋予小美，让她从三流小报的芸芸众二奶中脱颖而出。小美更接近于现实中大学毕业的情妇群体，她们有着姣好的面容与慵懒的神情，无师自通地明白如何调情却缺乏独立生存的能力，于是在生活的驱赶与利诱之下选择了“二奶”的身份。她们内心孤单，没有朋友也不知如何交友；她们与雇主之间的联系除了性器官的偶尔接触就只剩下银行卡上的数字与密码遥遥相寄；她们终日在死寂的空房间里游来荡去，与宠物一道等待雇主临幸，相逢即交欢，梦醒各分散。这样的生活没有意义，没有希望，更可怕的是，让她感受不到明显的痛楚。
　　
　　小说延续着毕飞宇一贯对隐性暴力的书写，恰如毕飞宇对“先生”的解释：它可以是丈夫，可以是情人，也可以是嫖客。“先生”占有小美时说的话是：“嫁给我。”嫖客不见其嫖，妓女亦不当自己是妓。这类说法看似文雅，实则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变装成为含情脉脉的情侣关系，包养者卸掉了作为嫖客的道德负担，被包养者也丧失了对畸形关系的警惕与对正常生活的期待。暴力对女人的伤害是悄无声息的蚀骨腐心散。
　　
　　“伤痛”，在小说中因此藏得很深。小美的避孕计划，无非是希望将来回到正常的男女关系之中，但除了她自己，谁都知道她是在痴人说梦。金钱腐蚀了她的灵魂，泡软了她的手脚，毒毙了她的生存能力。离开了“先生”，她也无处可去。“先生”之后，只会是下一个“先生”。她生是“二奶”的命，死也是“二奶”的魂了。小美并非完全不疼，只是疼得错位。“先生”拿走了她的一切，但小美并不知道这一点，甚至还在避孕后难过地想：“我是个坏女人……我是对不起先生的。”这让人想起《玉秧》里玉秧对性骚扰者魏老师的愧疚——高度发达的暴力机制竟然能够让受害者反过来从内心深处维护其统治，并在心理上对反叛行为给予自我惩罚。这些无知者的愧疚也罢，自责也罢，最让读者一阵钻心地疼。一种颇为缠绕的概括是：小美难过着自己的难过，隔着一张纸，她不知道，我们正因为她的难过而难过着另外的难过。
　　
　　乍一看，小说的手法还是有些“轻”。毕飞宇不再如往常一样割开日常生活的表皮、向读者指点人际关系的盘根错节，而是以白描的方式去揣摩一种常人并不熟悉的生活状态。因而，我们看不到《青衣》、《玉米》与《平原》背后刀子般的透视眼；我们看到的是当上父亲后的毕飞宇，在《家事》、《相爱的日子》里那双充满怜悯与慈爱的眼睛。作家不再穷追猛打，而是点到即止，甚至故意拳打七分，留有余地。
　　
　　这样的转向并非没有道理。而作为一位多年关注毕飞宇的评论者，笔者难免抱有这样的疑虑：此前，那些心事重重的人物是否过于“毕飞宇化”？就文学形式而言，人物内视角与过分强大的叙事声音，往往无意中放大与附加了内心的波折。苛刻地说，从农村少女到城市盲人，面孔各异的他们或低眉顺眼或表情木讷，却总是带有毕飞宇于人于己洞若观火的凌厉目光。这样的轻度雷同趋势未必有损作家此前的写作成就，但如今的《睡觉》至少已露出这样的苗头：难以在重拳轰炸中获得持续满足的毕飞宇，试图从“轻”中寻求拓路。
　　
　　读者是否认可这种转向，另当别论。只是在这里我们还要提醒一句：作者放下了成名已久的手术刀，不见得就彻底自废武功。一个精致的结尾等在那里，回马枪似点破“睡觉”之意。小美此前已有两种“睡觉”的经历：与先生的充满利益与欲望的“荤觉”，以及实习时与大学男生若有若无的“素觉”。那么，她最后一次与男孩子以五百元成交的一觉，又会如何？男孩子是爱情天使，或是另一位被富婆包养在此的“二爷”？当“二奶”遭遇“二爷”，会发生些什么？他们真能拖着被金钱腐蚀得千疮百孔的身心，回到正常人的爱情中吗？文本早早静下来，只剩女主人公在黑暗的舞台上一个人徒劳地猜测与心动。还是那种心酸的，一个人的砰砰然。
　　
　　乔叶的《失语症》（中篇）也是一篇深入的读心之作，写的是官场文化的重压下人的失语。尤优是个不尚虚荣且不乏天真的女人，为了帮助丈夫李确从车祸中彻底康复并保住官位，强迫自己学着应对官场一切“潜规则”；在此过程中，她与前男友程意的浪漫恋情也死灰复燃。在完成了对丈夫的“义务”后，她决定离婚——卸下“官太太”的身份，抛下丈夫与儿子，与程意重温旧梦。尽管略嫌直白，小说的优点在于以圈外女人的目光细致地打量官场内情。在丈夫车祸前，尤优必须习惯官场逻辑，对日常生活、言行举止乃至饮食起居严密控制；在丈夫昏迷的日子里，则要应对上级、下级、平级乃至司机，其间冷暖，令人心寒。写官场文化繁华背后的冰冷是小说特别打动人心之处，李确“失语症”的细节也入木传神。小说的问题主要在于对尤优这个人物性格的设计不够均衡全面。“官场运筹学”与女性情感（文本中被进一步窄化为浪漫爱情）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小说的内核，但为人妻母的尤优性格单纯到简单乃至任性，从不体谅丈夫的内心世界也就罢了，做了母亲以后，不该不考虑儿子的情感需求。一旦丈夫痊愈，她迫不及待选择离婚，除了对丈夫的歉疚之外，几乎没有想到对儿子的责任。小说对“儿子”与“母爱”的部分仅仅一笔带过、虚应故事，尤优奔赴幸福的离婚之举也就过分理直气壮。以“女性散文”起家的乔叶写“小女人”确实轻车熟路，但“鸡蛋里挑骨头”的读者会说：“尤优”倒是该长大一点了。
　　
　　再看看其它作品。
　　
　　第9期刊发了张炜的《魂魄收集者》（短篇）。传奇医师三先生终生收集魂、魄为药以治病救人，到了暮年却遭为富不仁的地产集团的威胁与毒打，幸亏红脸老健派了几个会武的小伙子将他保护起来。张炜许多作品饱含着旧文人的哀悼与愤懑，讲述着乡村田园如何受到现代化逻辑的戕害。只是从当年的《柏慧》到近年《刺猬歌》与《魂魄收集者》，作者对现代化进程的仇视之外，并不能提出任何的理性解药。小说结尾处出现了能够“一镖封喉”的当代义和团，自然也是书生气的狂想与“YY”。娜彧的短篇《秦淮》也是凌空蹈虚。小说以女性视角断续地讲述了精神病医生、4床、12床各自的情史，在完成秦淮、紫癜女与秦小璐三位女子的影像叠化后，以一场扑朔迷离的病发与杀戮做结。4床与12床是否真有恩怨？紫癜女就是秦淮吗？这些疑问保持到终点，因为小说家玩的是空中猫步——咱就是不落地。
　　
　　第10期头条刊发莫言的《变》（中篇）。它以流水账的方式向读者老实交代了“我”自1969年至今的日常琐事，并不时插入今昔对比的评论来照应标题中的“变”。这部勉强称为“小说”的东西以大半篇幅翻炒1969-1979间的童年旧事，只能寄望于勾住零星铁杆粉丝。显然，离开了浓墨重彩与五感飞扬，莫言就“变”得瘦精精、干巴巴了。
　　
　　杨少衡的《昨日的枪声》（中篇）相比之下虔诚许多。小说家耐心地铺垫着革命者、不肖子林一新与土匪头子兼生父吴文龙之间的国恨与家仇。小说家要借“小”家来写“大”家，借“小叙事”来反转“大历史”：革命者与土匪的对立等同于子一辈对父一辈的无知与反叛。劝降、袭击、偶遇、灭亲、认亲——当两代人的短兵相接时，林一新除了空洞的革命理想外倒像个欺师灭祖、“勾结匪类”的不肖子孙；土匪父亲屡次对儿子饶而不杀，却是面冷心热的好家长。这容易让人想起《雷雨》——只是杨少衡站在了父辈与传统的一边。尽管这类历史叙事屡见不鲜，但本篇依旧可读。小说家在现实与历史之间自如切换的流畅笔法维系了叙事的连贯，转述体与适当的空缺也保持了悬念的延续。当然，作者在描写父子几次正面对抗时过分倚赖回忆与旁观叙述，缺乏内心戏也是这一则“小叙事”难称精致的原因。
　　
　　本期剩下的短篇如下。叶弥的《花码头一夜风雪》在精短篇幅内三路并进，意在最终点破张神仙、张水痴与张小虎一脉相承的“痴”。然而“痴”的分寸很难把握，小说家下笔走偏，最后这种“痴”竟流落为酸秀才式的“迂”。相比之下，“我想做一个孩子，永远不要长大”这类雷人独白会不会让读者浑身发麻，反倒不是重点了。石舒清的《杂拌》与《小事情》都由几个片断连缀而成。回民区小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被杂拌在一起，让人自去咂摸个中甘苦。名字恰如其分，技法亦老实素朴。
　　
　　《人民文学》2009年第9期推荐篇目：空缺
　　《人民文学》2009年第10期推荐篇目：毕飞宇《睡觉》（短篇） 　　看《十月》
　　
　　丛治辰
　　
　　久读期刊，总会对每年第5期有所期待，这是影响到年末征订的一期，各期刊必然全力以赴。有好稿子，难免压一压，留到此时用在刀刃上。因此，如果这一期不好看，恐怕不便把责任推诿到稿源问题上去。也因此，大致能够从这一期编发的稿子，看出期刊对于自己读者的定位，揣测究竟是谁还在看我们的纯文学期刊。
　　
　　因为有了这样的先入之见，一读本期《十月》的开卷之作，不禁心中五味杂陈。开卷是海桀的中篇小说《神鹰》，可算革命战争题材作品。建国伊始，解放军在藏区剿匪，一个加上向导仅有七人的先行侦察班遭遇闯入藏人寺庙掠夺金沙的土匪，为夺回寺庙财产与之周旋，终以全员覆灭的代价保住金沙。如果说在这早不新鲜的题材中还能找到什么创意，大概只有侦察兵肖洋的小资产阶级出身。这位忠诚的革命战士是小说贯穿始终的人物，他的出身在他身上烙下与革命格格不入的文艺气质，使之遭受无端的怀疑，不得不以生命的代价来为自己证明清白。但因为小说涉及的故事和人物头绪繁多，大量情节是在脱离队伍的肖洋缺席的情况下发生，使肖洋的出身与革命之间微妙的关系未能得到深入探讨。小说落脚在对这一微妙关系的刻画上，未免显得牵强；但若离了这一点，这场莫名的军事冲突就彻底没了根基，不知道写来有何意义。小说的题材旧，表达手法也旧，手法旧得周全完美当然也很见功力，但作者显然没有能力将一个革命时代的故事讲得既生动又深刻，在某些人物身上费了不少笔墨，却实在出不来神采。或许以特定的笔法，写特定的题材，真得有一个特定的时代作为支持，否则就没有必要的语境，不但读者接受起来困难，作家写起来也是无源之水难以为继。第5期发刊时正值国庆，毕竟六十周年，发篇革命历史小说也自有道理；但同时是否也有对于读者的想象呢？在80年代纯文学期刊培养的铁杆读者慢慢老去之时，我们的期刊本身是否也要迎合其口味慢慢衰老呢？但是即使如他们，看到一篇在十几年前的期刊上很常见的平庸之作，一跃而成为头条，会不会也会悲从中来？
　　
　　张瑞江的中篇小说《四季》则是另一种陈旧。如果说《神鹰》还老老实实讲了一个故事，张瑞江则故弄玄虚，诚心不好好说话，云山雾罩当中什么硬实的东西都没有，乃80年代后期伪先锋和伪乡土的仿作。容易看出小说在那些造作的兜兜转转中想要营造出的某种乡土气息和民间诗意，但是这样的诗意须得久酿成香的人生沧桑，岂是能装出来的。写作当然需要向传统致敬，但是在特定语境已然丧失的情况下还要乔张作势，就未免显得别扭了。
　　
　　其余如《开洗衣店的女人》（陈瑶，中篇小说），仍然坚持讲述一个负心汉子痴心女的故事，又散漫零碎毫无特点，怕是连热衷苦情电视剧的家庭妇女都不爱看了。周蓬桦《悬崖学校》（短篇小说）讲述的乡村教师故事当然也是老套，但是和现代社会的多元选择结合起来，本该能讲出新的意思来，可惜作者宁可动用地震，也不肯在情节上翻翻新，地震把一座悬崖学校都震没了，小说却依旧让人怀疑是在读十几年前的旧作，再没有更新的震撼。杨小瑞的短篇小说《镏金营盘》和600期《人民文学》刊载的《集训》一样，是以大学毕业生参军前的集训为题材，倒是新时代的新事物，不约而同的发表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行政指示做推手。可惜虽是新事物，却看不出新来，读来和军训后的学生们写了十几年的军训手记没有什么两样，唯少了一份真诚的激情和怀恋，更少了身临其境的生动。
　　
　　有在某国家级纯文学期刊的朋友透露，根据读者调查，订阅该期刊的读者年龄大致都在五十岁开外。《十月》向来以青春与清新著称，当不至于如此。但是如果说开卷的小说只是让我心生隐忧，下面接二连三的老朽垂暮之气就不能不让我一次次坚定自己的小人之心：最年轻的《十月》都老成这样，我们的纯文学期刊读者到底是谁？除了圈内人士，业余文学爱好者的年龄构成如何？我们所谓的纯文学难道除了自己跟自己玩，就是向过去的无尽岁月聊致缅怀吗？而纯文学新的生长点和推动力又在什么地方？我实在并无小视前辈读者的意思，但是任何一个事物，一味尊老总不是好气象。
　　
　　相比之下倒还是两位年轻作者的小说尚有可看之处（我并未查实此前提及的各位作者年龄如何，无非大致判断心理年龄而已）。出生于1980年的南飞雁21岁时出版第一本长篇小说，相比少年成名的诸多80后明星，出道并不算早，但是至今也已9年。200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瓷商》以此前少有人关注的豫商的历史与文化为题材，对于一个年不满30的年轻人来说，无论如何算是大手笔。在写作这部作品时查阅大量文献，亲至实地调查，在第一手的经验当中萃取小说的材料，这样的写作方式相对于以想象力著称的80一代，也实在难能可贵。今年第1期《十月》以头条位置刊发他的中篇小说《红酒》，又开启了他以官场人生为题材的小说写作，《暧昧》是能够看到的这一写作路向的第二篇作品。和《红酒》一样，《暧昧》关注的，同样是中年男人的宦海浮沉，同样是精明男女的情感纠结，而偏偏官场情场又搅到了一起，让人在利害得失和郎情妾意的进退往还中窥见人性的细节。只是较之前作，《暧昧》似乎少了一种情绪上的深沉痛切，在世情的表达上又失之简单粗糙了。
　　
　　小说的开头往往决定了小说的气质，《红酒》是以简方平开头，通篇遂自始至终围绕简方平这一人物展开，虽然简在官场中活动，但官场不过是简这一人物的活动布景，所有的行动与对白，其实都只是表演，最重要的是简的内心戏。不论在官场情场之间如何双线作战来回游走，不论戏台怎样光明，大幕怎样华丽，作为演员的简方平表现得多么春风得意从容不迫，谢幕之后作者仍让我们看到一个孤独的，甚至有些脆弱的男人的内心。那种打动人心的无奈和沉痛，乃是来自于对于简方平内心的体察和同情。《红酒》是在“里面”进行写作的。而《暧昧》的开场乃是七厅八处的例会，这是那个小官场的具象化，虽然徐佩蓉在这一布景中出场，但是她的内心始终是对读者关闭的，小说是从“外面”进行写作的。聂于川远没有简方平那么复杂的内心戏，彷佛一次离婚一下子打通了他的任督二脉，他并不需要像简一样经过几个女人的锻炼就能立刻进阶为暧昧高手，也不像简方平那样在真情和假意之间踌躇挣扎良久，而马上便能将感情看得如此透明。聂于川的行动和对白背后未能藏下一个丰富的内在空间，他与徐佩蓉暧昧的动机被作者早早暴露，他的每一步打算也都大声地自言自语给读者听。如果说徐佩蓉的内心展露得太少太简单，聂于川的内心则太直白，失去了神秘感和回旋的余地，同样缺乏张力。
　　
　　《红酒》的另外一个可贵之处是，所有的人物都在网络之中，不是一张网，而是很多网。当然有官场这张网，或者说大点，现实人生这张网。简方平的那些女人之所以与他接近——或许除了王雅竺？——显然都有非常现实的考量；但是在功利背后，何尝没有感情这张网与之交错纠结呢？每一个女人的内心，都是一个立体的空间，她们的那些小心思、小动作便得以折射出丰富的内面，而唯有与这些足够复杂个体对戏，简方平的复杂才出得来。而与简方平的女人们相比较，徐佩蓉就未免太简单了，为了大学时代的暗恋情结而要求前婆婆将之调入聂于川所在的七厅八处，这一情节本身就有些立不住。而随着情节的发展，徐佩蓉的诉求始终这样简单，似乎这个嫁过高干子弟，混过机关的精明女人，只是想要找到聂于川这样一个显然并不简单的男人作为感情的归宿。在这样一个单纯的对手面前，聂于川的所有设计与经营，也就像重拳打在棉花上，力度消去大半。
　　
　　而从小说本身的经营看，《暧昧》是直接来处理“暧昧”这一主题，单刀直入，足够干脆利落，却少了“红酒”这一优雅符号的缓冲。不要小看小说写作中这样一个简单的道具，尽管与叶广芩《豆汁记》中的“豆汁”相比，南飞雁的“红酒”还不那么底蕴深厚，但是却让小说多了几分味道，添了一种匠心。而毫无遮拦的《暧昧》则过于单薄，情节的推进节奏没有可调节的道具，既无法加速，又不能放缓。人物的眼角眉梢与举手投足之间的风情与机智，也因作者过多的暴露而显得过于直接，少了含蓄之美，夺去了读者揣度品味的乐趣。
　　
　　当然，这是将《暧昧》与前作比较之下显出的不足，在本期刊物中，它毕竟还是独树一帜，在创造新的写作经验的层面上展露出作者独特的视野和才华。
　　
　　匡瓢作为“小说新干线”栏目推出的新作者，其文学操练或许不如此前推出的一些作者如薛舒那样成熟，但是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气质。他的小说都是从非常现实的情境入手，这些情景即便不都为读者所熟悉——如《烟圈》中储坚的警察身份，自然使他具有常人所没有的独特的内心世界——也带着非常亲切的人间烟火气。但是随着小说的运行，人间烟火渐渐散去，将故事推到一个别样的世界，这个世界与命运、偶然、不可知相关。总有一种与此世无关的锐气，从平淡的生活当中刺穿，携带一种令人惊异的经验。对于一个小说家而言，脚踏大地是基本功，而从大地上飞升则是才华。匡瓢显然是有才华的，凭借这种才华，我相信他的小说会越来越精彩。
　　
　　《十月》2009年第5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上海文学》
　　顾虹
　　
　　关乎来年的征订数量，原本满心期待9、10两期《上海文学》会有出挑的表现，不料绝大多数小说都没什么作为，有的甚至连差强人意都够不到，读来难掩失望。倒是被排在9期边角的短篇《好笑的爱》（黄雯），却以新鲜的经验给人不少的惊喜。
　　
　　城市的午夜，动物凶猛。“派对族”们的情欲如同火舌，顺着声嘶力竭的音乐熊熊燃起，就着逐渐懈怠的舞步嗤嗤而灭。顷刻便裹挟了彼此烧得噼啪作响，转瞬又背向了对方空余冷却的残烬。他们陷溺的“派对”空间，妖冶浪荡因而难免混乱肮脏，却又因剥除了传统性（别）伦理的封印，竟益于大胆、不羁、自足的女性意识绚丽地绽放。作家就端端地站定在这个层面上，所以不屑媚俗地展览骇俗的生理欲望，也无意关照这个族类的整体生态，而一意推着她的女猎人——有点儿文艺的女青年APPLE，在这个喧嚣的空间里兀自踱步、打量、标定并猎捕痞男孩“他”。其间APPLE怦然搏动着的主体意识，由于黄雯写得特别率性，没有丝毫犹疑，也不带一点顾忌，因此如同摇滚乐手从胸腔中爆发的吼声般，强大并且彻底。
　　
　　具体来说，APPLE女王般的主体性，集中地呈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审美”层面。颠覆常规的“看与被看”模式，是“她”的“看”，才成全了痞男孩“他”富有魅力的存在形态。只有在她独特的趣味里，他用hip-hop形式玩脏话的那一刻，才会如一盏点亮的精致壁灯，浅浅的光晕提示着黑暗中更幽深的所在，赋予品相庸常的他以某种未知的丰富性，从而让他诱人起来。所以她探看的、喜欢的，与其说是自在的男体，不如说是能供她诠释美学偏好——即复杂的极致、对立的统一——的模具。其次是“实践”层面。由头至尾，APPLE操控着两人关系进展、从节奏到形式的方方面面。她深嗜在猎捕中与猎物之间，不动声色、不着痕迹地你来我往、春意盎然的美感。当他反身主动、莽撞地亲近她，破坏了她着力营造的性感的默契时，即便能得到渴望的肉身她也选择了果断离开。APPLE在两性关系里，确实追求最后的感官欢愉，但也贪恋追求过程里心智的惬意，所以无法容许男人的欲念轻易覆盖、替换掉她比纯粹欲念复杂得多的所求，所以必要的时候她会动用理性来缚住自身的欲望、来驾驭整个情事的走向。
　　
　　这是一场高下立判的男女对手戏，男人不仅哑声、惟命是从，更重要的是，男人的存在都得自女王的深深一瞥。虽然最终女王因发现男人早有归属不得不偃旗息鼓，却凭小说标题——“好笑的爱”——自嘲式的凌空一跃，就轻易地抖落周身的尴尬，瞬间回复自我、重新整装待发。不得不辨别的是，标题似乎还指向米兰·昆德拉的同名短篇集子——那是以男人为中心的情爱游戏，但它却不是小说有意识地企图扭转颠倒、若然必被其反身拘囿限定的“对面”，黄雯只是在某些观念如“恋爱收集者”、“标定挂钩”上，偏移性（别）主体地晕染了昆德拉的印迹。不过，这松弛的关联也让人更清楚地看到，原来昔日的主角已褪成了布景，聚光灯下光彩奕奕的，换作了前卫、无畏的女性主体意识。
　　
　　小说的好，在它真切不虚情假意、爽快不扭捏作态的性（别）经验，这底气当得自于作者本人的经历。“混”（作者语）在模特、摇滚圈的黄雯，写专栏、写博客、还写过长篇自白文学《蝴蝶飞不过》。看过这些文字就明白，APPLE不过她的另一个化身，而小说里的男色猎捕恐怕也不是凭空生造。做这样的联系当然不是为了窥私，事实上，黄雯的写作向来坦诚、向来不忌直写私密。我想说的是，成败皆因萧何。贴身成就了小说，太过贴身却也是小说最大的憾处。《好笑的爱》没有技巧，它的文学性全部来自生活，却没有滤干净生活本身夹杂的无谓泥沙，因此蒙了层尘土，读来原汁原味，却也硌牙。但总地来说，这并不妨碍它以生猛淋漓的劲道，旁若无人，特立独行。
　　
　　适逢六十周年大庆，9期《上海文学》非常应景地将军旅作家烈娃的《渡江》（中篇）刊作头条。但这一呼应时事的举动却相当有心无力。《渡江》在严格的意义上恐怕称不上小说。首先，作者对“究竟在写什么”并没有清醒的自觉，而完全是在捡话头，捡到一个便唠上一嗑。读着前边，似乎是富家小姐朱金枝和骑兵营长张子腾浪漫的爱情传奇，陡然间作者却又另起炉灶，讲起了张子腾对菊红有意无意的伤害打击。即便作者在结尾处缺乏铺垫、相当突兀地补了漏——张子腾对菊红的恨原来是对她的割舍不下，即便作者一早就直截了当地提醒，还是难以将这些朝向各异的话头，服服帖帖地组织进所谓的“两个家庭生生死死的悲喜剧”之中，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刺楞着、却毫不相关的枝节呢。其次，在“怎么写”上更是现出了《渡江》的窘迫。作者不事甚或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描写、叙事，而一味做抽象、夸张、还常常把不准调儿的抒情、议论，以至阅读时想踩稳小说的关节都不得，几乎步步落空。既连寻常的生活事件都写不真切、写不瓷实，那么作为家庭悲喜剧背景的宏阔的共和国历史，则更难觅其形，唯剩下几个干瘦生硬的概念漂泊其间，所以作为题目的“渡江”，纯然是虚张声势。
　　
　　裘山山《戛然而止的幸福生活》（短篇），试图写一个既上不得厅堂又下不得厨房、却喜读书的女子内心的寂寞。小说的情节线，始自不同流俗的女主人公单云一直未遇上体己的伴侣，中经一段错会的、单向的恋情，最后定在真相大白——谭先生只想让她给瘫痪的妻子读书。作为小说重要元素的书，虽然撑起了多半受《朗读者》启发的情节，却并未真正融进单云这个人物的血肉，不过是浮于表面的一层刻意而腻人的香氛，作者借此来燎起情爱的花火、承托女性心理的起落，多少显得造作。张学东的《放烟》（短篇）笔调看似闲，却处处结着扣儿：小说一上来由孩童“我”不遗余力、细加体会的料峭春寒，是父子几人赶早儿去麦田放烟的原因，也叠合了在田头遇到的寡妇喇叭花对女儿的刻薄寡情，在此基础上父亲和“我”对遭弃小狗/可怜女孩的怜悯，就被焐得格外暖和。除了结构上精心的承合外，作者还以其纯净的文字、独到的比喻，相当准确地贴近了孩童的视角与感知，将那个春晨里男、女孩间的朦胧情愫写得美好而干净。
　　
　　10期头条陈家桥的《大象》（中篇），是一个卧底警察与女毒枭间的爱情故事。作者一开始极力遮掩秦彦的真实身份，以期在小说后段获得翻转的戏剧化效果，但却同时遮蔽了警察爱上毒贩时内心深处本该有的犹豫与挣扎，最终极大地消解了作者手中紧紧攥着的那张底牌的可信性和说服力。也正因为秦彦压根儿担不起小说的叙事逻辑，《大象》只能是多种通俗元素——如中缅边境的毒品种植与交易、警匪间必然悲剧的爱情、大毒枭住所炫人眼目的奢靡以及带有异国情调的风景等——的草率拼贴，只能是一次轻浮的猎奇。而作为秦彦与蕖爱荷胶着情欲之象征的“大象”，原本也想将越界因而必然不得善终的恋情打造成凄恻动人的传奇，却也因缺乏必要的疼痛、起码的真诚，而仅仅停留在欲的层面上。此外，作者有心将叙事做得十分隐晦，以此漫漶出似是而非、若即若离的氛围，但效果却是弊端多于好处，小说并不因此而灵动，反倒面目模糊、五官难明。丁伯刚的《抱我》（中篇），开篇便凭借理发的小场景直接打开了月季空虚与骚动的内心，很顺利地捕捉到那句“抱我”、那个无声却撕扯心肺的渴望。相较这一干脆却有张力的开头，小说的主部则拖沓冗长。作者笔下月季与陈平石的你来我往与不复如初见，着实平常，并不怎么吸引人。反倒是常抢月季东西、乖戾的妹妹小月，游戏式地争起姐夫的插曲，平地起波澜，给月季无法填充的空落平添了层来自血缘的凄凉。作者确乎写出了人物的无所依恃与迷惘，但这一迷惘也使小说悬浮着落不到实处，所以最终唯有武断地将月季推向死亡，丁伯刚才潦草、牵强地闭合了小说。
　　
　　金仁顺的《在敦煌》（短篇），像游人好奇的东张西望，写得散漫即兴。但在随性的撷取中，作者还是轻轻地点染出了王葵佛像般的美丽，以及家祥对她丢了魂似的迷恋。而甫跃辉《走失在秋天的夜晚》（短篇），则以病态的形式写出了生活的无聊与生命的孤单。至于朱山坡的《小武的车站》（短篇），不仅将孩童视角涂抹得污秽不堪，行文的逻辑也实在是莫名其妙。
　　
　　《上海文学》2009年第9期推荐篇目：黄雯《好笑的爱》（短篇）
　　《上海文学》2009年第10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钟山》
　　宫睿哲 郭家琪
　　
　　本期《钟山》较为广泛地涉及了青春故事、特定女性群体心态、准底层生活和乡野风情等小说题材，在这个冬季给我们带来了几许欣慰的温暖。
　　
　　《1937年的情节剧》（吕志青）是一个精心谋划的复调中篇，小说以大学生禹斌写作剧本为起点，分三头讲述了抗战、文革和当下三个年代的青春故事，而当抗战的信仰、文革的迷狂和当下的虚无最终因剧本成型而碰撞在一起时，每一个独立完整的叙事又都被击成了闪光的碎片散落舞台之上。可以说，这三种青春叙事在当代文坛都了无新意，但吕志青将前二者推到远景，后者拉至近景，再于小说中编一个将三者同时呈现出来的剧本，可见其组织、布局的用心。我想，如果剧本《1937年的情节剧》能够拍成话剧，一定会非常成功，因为它的时代错位与拼贴让我感受到了这一代所涌动着的对热血年代的向往与反思，和埋藏着的自卑、虚妄与彷徨。但作为中篇小说的《1937年的情节剧》却并不如剧本那么容易操作，吕志青并不满足于讲一个精致复杂的故事，他的追求或者说这篇小说的挑战在于将立意拔高到哲学的层面，用“青春的哲思”将散落的碎片拼接起来，而这哲思其实恰是“青春故事”之外建构小说的另一个重要内核。每一个时代年轻人不能被理解的行为或许都有他们独有的青春哲思作为支撑；又或许，三个不同的故事其实是沿着同一套“行动、冥想、讲述”的逻辑推演而来；而每一个年代中，都有人充当着行动者、冥想者与讲述者这三个角色；每个人，又都同时包括了这不同的三种面向……吕志青把读者带入他自己所创造的哲学名词怪圈品咂与琢磨，但他自己也无法走出这圈，用一个表白性的哲思话语来占据小说的制高点，完成统摄拼接的任务。另外，他抖哲学时依旧没能摆脱《黑暗中的帽子》（发表于《钟山》09年第1期）里所使用的叙述口吻，虽是借人物之口，但还是逃不过着了些生搬硬套的痕迹。哲思在内蕴和语言两个方面都没能很好地融入故事，使得小说中总是出现哲学“起高调”的不和谐音。
　　
　　铁凝在多年写作生涯中不断自我突破，风格称得上七十二变，虽由描写纯真少女起家（《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却早已进入哀乐中年。这期刊载的短篇力作《内科诊室》，重心自然而然移向女性更年期前后的生心理变化，里面无可避免地掺有铁凝当下的自我人生观照。小说语言节制而富有张力，其所形成的紧张感与小说结构氛围相得益彰。
　　
　　整个故事的叙事主轴很简单,文中的女主人公在百忙中抽空到医院听取体检报告结果发现一切良好,唯一不妥的可能是自己的胆固醇似乎有点过高,但女医生却出人意表的赞许她拥有难能可贵的高密度胆固醇,值得珍惜：“高密度胆固醇失掉后是很难补充的你知道吗它的宝贵……”并且强调:“为什么有人看起来会比他（她）的同龄人年轻许多？我说的年轻是指各方面的，生理的心理的，皮肤的弹性啊头发的光泽啊眼睛的明亮度啊……你知道就是高密度胆固醇在起作用啊。至于后天的保养啊营养啊不产生根本性的意义，因为……这是遗传所致而且多半来自母系。你就比你本来的年龄年轻得多，你的查体报告上的年龄和坐在我眼前的你比起来，很让我吃惊。你想想你的母亲是不是也比她的同龄人年轻很多？嗯？”人生的自然规律一如潮汐涨落,泰半由不得自己。小说中提到来自母系的遗传是决定因素之一，乍听有点让人难以置信，却不过是这类观点的表达方式之一。女主人公此时内心有那么一小会儿轻松得意,她真是没想到自己能够得到医生如此的肯定,她暗中自得的想：这其实是一个中年女人最想听到的赞美。
　　
　　但接下来突兀的是，体检结果讨论完后，女医生忽然执意要费丽替她量血压，而且态度非常坚决，甚至把诊室门关上。这个突如其来并带着些许暧昧意味的举动，非但把将医病关系地位颠覆，也显示了女医生潜意识里渴望有强有力的女性替她的健康把脉的心理。说穿了，女医生觉得以费丽的年纪，她的身体状态称得上特佳，更让她不禁回想到更年期以前的自己，并将自己回春的渴望投射在费丽身上。
　　
　　费丽为女医生量完血压，并听她发表完长篇大论后，她看见“女医生又开始皱眉了,她的感情不明的眼睛变得有点潮湿”,可能是想到自己逝水难挽的青春，也可能是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往回看,找不到自己逝水难挽的青春；往前看，等在前头的是逐渐衰退的身体机能及如巨大黑洞般等着吞噬自己的死亡，这不仅是年华老去妇女独有，而是生而为人都会有的，老之将至，对死亡的省思和恐惧。在女医生滔滔不绝，由生物还原论的局限性到最后人死后灵魂去向问题，自顾自侃侃而谈的长篇大论之中，都可窥见端倪。此外，小说中不断贯穿的HelloKitty意象（包括女医生用的手机，女主人公在商店里看见的蛋糕）代表女人的少女青春梦，小说中亦曾指出代表“小女孩子气”，外表严肃专业女医师用的手机却泄露了她的心事(女人青春梦。这种手法加重了人物的错位感，却也突显了女医师感怀青春不再，想抓住青春尾巴不放的潜意识。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是个有能力、向来也乐于掌控现实的女强人。先前一直称得上无往不利，但到了青春的尾巴，又赫然发现生也有涯,，人生的炎炎长夏终有尽头，人生的夏末秋初，黄叶凋零之际，“无计留春住”之感,是每一个转型迈入中老年人的男女都有可能产生的感受，只是女人由于对外貌变化的敏感，可能会更加伤春悲秋，不能自已一点而已。看诊期间，女主人公不断想起医院住院部对面那间鲜花水果店，小店玻璃窗上并排写着一溜红色大字：鲜花，水果，砒霜，她乍见时吓了一大跳，但她很快就发现自己认错了字，不是砒霜，而是硅霜--听说是医院自产的一种药用护肤霜。可是她每次走过这小店时，还是恶狠狠地错读着“鲜花，水果，砒霜”何以致之？青春（时光）就像鲜花混合着砒霜，服用一点死不了人，但会一点一点地腐蚀人的外表，消磨人的斗志，女人恐惧青春不再、容颜老去，“无计留春住”是最佳写照，女医生看到费丽，谆谆告诫提醒，处处为其设想，其实只因看到费丽，就像看到若干年前的自己，只是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老去，如今已过了人生的无法返航点(pointofnoreturn)而倍觉伤感。
　　
　　中年妇女的危机，当代文学中曾着墨探讨的不多。諶容《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算是个特例，切入点也不在伤春悲秋，感怀年华老去，而在探讨中年妇女对家庭社会付出，心力过度耗损的问题，铁凝对更年期前后中年妇女心思的刻画，可见出其不懈发掘新题材的冒险精神。她不着痕迹地将许多线索密织在这个简短的故事当中,想表达的尽管并不容易一眼看透，却成功传递出值得深思的讯息及某种悠长余韵。由一向时间控制得宜，分秒必争的女主人公，最后竟取消原本一直耿耿于怀的约会，只为了留在家里思索今天内诊室发生过的事情，可窥一斑。
　　
　　再来看看男人笔下的中年女性，叶舟的《300w的微笑》（中篇）将镜头对准了一个儿子在上大学，老公因事业爬坡而常年不在家的女性赵能静。较《内科诊室》而言，《300w的微笑》更偏重于讲一个故事，儿子给女友下跪、妹夫在表妹亡故后迅速地与“妖精”女同事鬼混、丈夫给领导磕头贺寿……这些事都给赵能静的人生观以沉重打击，并导致她最后报复式地背叛丈夫。身为男性诗人，叶舟在揣测女性心理、叙说女人故事时总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隔膜，单纯脆弱得如一个未经世事的少女般的女主人公让人很难理解与想象，而对女性情绪太过简单化和“想当然”的处理也正是小说的瑕疵之处。或许写与自己有交集的人物更容易真切，付秀莹的《传奇》（短篇）就不失袅娜地带我们走进了“剩女”的内心世界。身为大学女教师的蒲小月作为剩女的代表一面承担着母亲的唠叨、妹妹的敌视等家庭压力，一面欲拒还迎地与自己因导师、准妹夫和准情人而荡漾的春心作战，她有剩女与生俱来的骄傲与固执，她的寂寞与无助也和剩女这个词如影随形。作家在表现剩女生活情境与心理状况时都拿捏得十分到位，小说中带着几分红楼腔、几许爱玲体的语言因与蒲小月的身份相吻合而并不显过分矫情，读来有些意思。
　　
　　滕肖澜的《年年岁岁》（短篇）以过年这一事件为横断面，螺旋式地铺展开了上海一家人的日常生活，那种贫寒中的精致、冷漠背后的温暖、面子底下的亲情都切中了上海这城这人的脉，为大上海平民画廊再添一张小影。海飞的《赵邦和马在一起》（中篇）有点像一个中国乡村版的《阿甘正传》，却令人弄不懂这荒诞背后的现实逻辑或作者意图究竟是什么。黄孝阳的《谁的心不是伤痕累累》（短篇）贫嘴地讲述了一个城市中的准底层生活故事，吴克敬的《枣树圪梁枣花香》（中篇）是以城里人眼光打量出的陕北风情志，存文学的《燃烧的橡树》（中篇）则不过一段粗制的丛林传说。
　　
　　《钟山》2009年第5期推荐篇目：铁凝《内科诊室》（短篇）　
　　
　　看《大家》
　　何不言
　　
　　本期“前沿”推出李凤群的朴素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骚江》。小说情感饱满地将笔墨集中于长江下游的一个农民家族，在改革开放后近二十年间，三代人的互不相同的观念变化与爱恨情仇。守土还是进城，自然成为情节的核心矛盾，饥饿、财富、权力、阶层身份等交织其中，共同组织出一帧新时代的观念变迁的缩影。语言朴素无妨，情节陈旧则罢，若再无个人对历史的理解，小说实在难以鲜活。在这部小说中，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历史对文学的“压力”，与众多通过小人物来写改革开放的大历史的小说（近一点说，就有《大家》上一期发表的长篇《土脉》）一样，“史诗性”品格的诉求常常由于作者驾驭能力不足而成为历史叙述的致命伤。《大家》连刊两部叙述改革开放史的长篇，虽然稍显陈旧，却都是情感真挚饱满之作，大有作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献礼”之意。
　　
　　“实力”栏目，王松的《梅兰》（中篇）把青少年的成长史并置到新中国十七年与文革的变迁史中，将青少年暴力以一种稍有历史意味的方式展现出来。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暴力下，梅兰出生与成长中的种种出人意料的暴力行径，似乎成为某种抗争的隐喻，于是，历史开始变得含混与神秘：在历史暴力的缝隙中，个人暴力如何、又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合法性？梅兰神秘化的暴力，究竟来自是独立精神的强力附体，还是本能的冲动？但是接着，小说的薄弱关节也开始松动：历史的“形象”由现实向失真的梦魇倾斜，而梅兰则向一个神秘抽象的符号飞奔，在这个符号周围，历史重新编排自我，自动删繁就简，让读者难以全然信服。
　　
　　刘丽朵发表于“你们”栏目的《续幽梦影》（中篇），是年轻写作者所写的农民进城小说。一切都与我们司空见惯的农民进城小说太过相似：农村姑娘迷茫地进厂，工厂倒闭后，农村姑娘丢掉工作、受坏男人欺负、走投无路之下成为发廊妹与保姆一类的人员。这样的情节，难以用鲜活或深刻来评价。当年轻写作者炒前辈们的旧饭，如果不增加点调料，或者换个炒法来挑动食客们的味蕾，即使精烹细调，或许读者也难以见出作者深藏其中的良苦用心。
　　
　　反倒是往常芜杂平庸的“任性”栏目，这次比较好读。
　　
　　姚霏的《滇北拳事》（中篇）将滇北山区的划拳风俗书写得激动人心，叙事颇有些说书讲古的味道。或许唯有像作者一样，饱含深情地将划拳上升为一门文化来“凝视”，划拳风俗才得以在我们的视野中，从不起眼的角落里，抖落灰尘，光彩闪耀地跳脱出来。右手有六根指头的穷青年张四毛，因为一次偶然的机缘，成为名动一方的拳师，并最终成长为一代拳王。张四毛为盛名所累，无心功名利禄，压力之下，愈发烦躁。后偶得一老僧点化，觉出人生真谛，仍无心功利，却广施善举。行文至此，小说已经稍有了几分佛禅况味，读者方知“拳王”并不只是技术的标尺，更是心智的修成。其中，螃蟹拳、青蛙拳、板凳拳等诸路拳法，“巧巧七妹”、“八马双追”等各种拳令，挟带强劲的粗野之气参与了小说地域文化的构成，新鲜有劲。待到文化大革命降临，早已淡出江湖争斗的张四毛不得不去应对运动中新出现的“革命拳”的挑战：在与谭风鸣的对决中，他的出场便终至于很有几分绝唱的气息了。这一场结果不明的对决，逐渐演化为传说，而张四毛的后代，也终生远离了拳事。明明是并不久远的故事，却横生空旷辽远之感。讲古的叙事方式可能太过“本分”，甚至陈旧，但这样的故事以这样的方式展开，读着舒服，觉得精彩，也就大可不必挑剔了。在一本杂志里，在众多“当下”、琐碎的小说间，《滇北拳事》无疑别有滋味。
　　
　　童仝的《祈祷文》（中篇）以“俺一个农村老太太”的第一人称视角，通过向神祈祷的方式，将一个家庭复杂的感情关系从容不迫地交代出来。两个儿子、两个儿媳、一干子孙，彼此之间的芥蒂，在“俺”的意识流中具化为一片片鸡毛蒜皮。意识流的讲述、土得“掉渣”的语言，倒是比较贴合小说的气脉，轻松诙谐中隐隐透出深沉厚重的意味。倘若小说情节多些起伏，或许更有趣味。在本期众多传统、“本分”的现实主义写法的小说中，杨遥的《你到底在巴黎待过没有》（短篇）显得有些另类。时间地点是1530年代的巴黎，人物故事却是中国风味的剃头匠故事。年轻的阿累从小镇前往巴黎，由于生计没有着落而做了剃头匠的学徒，出师后却心神不宁，杀死顾客而被发配充军。人物少言语而多行动，情节少议论而多留白，使“巴黎”在中国式的故事中格外显眼。“巴黎”究竟是隐喻小说人物所无法抵达的精神世界，或仅仅是作者的另类书写的标榜？小说的圆融与否，取决于东方故事与西方情境在多大程度上的合缝。确实，小说读起来很有趣味，但1530年代的“巴黎”，已在此被架空为可以任意替换的标签。其余，郭海燕的《亲爱的妹妹》（中篇）构思较为精巧，从一个女人车祸醒来开始倒叙与她发生关联的几位男人：前男友王国强原来是夜总会老板，痴情的未婚夫付加也找过夜总会小姐，而一直在照顾她的一位自称“哥哥”的男人，竟是王国强疯掉的弟弟……。情节与人物形象一次次翻转，生活的悲喜剧令人啼笑皆非。刘晓珍的《追车的女人》（中篇）写进城后返乡的年轻姑娘巧妮与村里其他几个中年妇女竞相做起了外来游客的“导游”，曾做过小姐的巧妮在游客中碰上了曾经的顾客与男友……最后巧妮因受中年妇女们的嫉妒而被赶出“导游”行列，重新进城。后两篇小说都算得上好读，却也难称佳作。
　　
　　《大家》2009年第5期推荐篇目：姚霏《滇北拳事》（中篇） 　　看《花城》
　　桑槿
　　
　　双月刊的第五期正值期刊征订之时，按照惯例，往往是阵容最强大、质量最高、内容最吸引人的一期。但本期《花城》不仅没有什么好作品，整体文学水准还比不上前面四期。
　　
　　阿宁的《狠如羊》（长篇）意图描写当下社会的世情冷暖。小说大致有两条线索，一是年近中年仍碌碌无为的男主角李凡，和他爱慕并追求多年的陈冰溪，陈冰溪将他的照顾尽数全收，却始终只肯保持暧昧与利用关系，并还对已去世很久的前夫留恋不已；二是因不堪应试教育高压而出走的陈冰溪之子王立业，以及围绕其展开的重点高中生活。李凡发现了王立业和同学的藏身地，长久以来的积怨和邪念爆发，弄假成真地绑架了他们，以此向陈冰溪勒索了一笔巨款，并通过种种周旋终于得到了她迟来的青睐。
　　
　　整部小说很难看出有多少纯文学诉求，似乎也不好以审美趣味或思考深度等尺度来衡量，但就以那些通俗的情节而论，硬伤都有不少。批判以高考为指挥棒的教育状况是本篇主旨之一，其中倒也颇有些贴切之处，只是对重点高中的描写实在过于漫画化——学生一天要学习十五个小时，同学之间基本只有竞争、关系冷漠，甚至有人跳楼的时候其他人还在埋头做作业；老师们更是任劳任怨无私奉献不图回报的模范，为了保证全市第一的成绩耗费一切精力，班主任周老师完全不顾自己丈夫和孩子，最后活活累死在教室；最好中学的一校之长唯一知道的就是成绩，不惜把学生和老师逼至绝境，日常对话完全就是教育部发言人的套路，而且换了一个校长以后全校成绩马上大幅下降。无论学生老师还是校长，生活中都只有学习二字，好像这是个只存在于纸上且仅供抨击的学校，作者对中学教育的片面认识使得批判沦为隔靴搔痒。而另一维度上，李凡也将自己事业爱情的双重失败归咎于没有考上大学、竞争不过陈冰溪的前夫，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来的中年人居然以中学生的思维来解释成人世界的生存法则。其后的侦破细节更显出作者的想当然，陈冰溪说因为电话没有来电显示而不知道绑匪的号码，警察竟觉得合理；后来李凡逃亡时一直开着手机，以为不通电话就不会暴露位置，殊不知这两者都可以经过通讯系统查询或者定位而得。至于被绑架的孩子脸上长出了蘑菇，周老师的亡魂返回故里逐一巡视，则又诡异地平添了一层荒诞色彩。
　　
　　总体而言，小说空有长篇的容量，却只在这些破绽不断的情节中打转，想要表达的现实残酷、贪欲横流、人心叵测等感慨都不过蜻蜓点水，其深层逻辑更谈不上有所挖掘了。最令人惊讶的是，即使由于篇幅所限删去了两节，也丝毫无碍情节发展和文意理解，就像八点档的肥皂剧，少看几集并没什么损失，当然，完全不看也没什么损失。
　　
　　和粗糙电视剧般的《狠如羊》相比，《安乐摸》（王棵，中篇）的低俗程度也毫不含糊。主人公冒臣与卖淫女茹晴有着比较固定的略带感情的交易关系，而茹晴的父亲正是他多年前的老领导，颐指气使、酷爱炫耀吹嘘，因为来找女儿暂时借住他的出租房。最后真相败露，神经质的老领导身患癌症又以死要挟，冒臣只得与茹晴断了联系。更加莫名其妙的结尾是，冒臣发现茹晴骗了她，然后搬家，最终小说结束于一个与情节关联不大的场景中。此间还安插了冒臣与房东之间偷窥与反偷窥的战役，但无论哪条线索，都不过是在离奇的情节上生硬地加上一点点“哲思”，于是显得格外不知所云。王棵对城市生活的叙述多数皆是如此，外表光怪陆离，内部却是一个硕大的黑洞，无法捕捉到真实处和关键点，与他成名的“海岛”系列相比，简直不像出自同一人手笔。而《安乐摸》小说本身，与诗意盎然野心宏大的创作谈相对照，又好像说的是两篇完全不同的作品。例如，“小说应该存在无限解说的可能，所以小说里有天空存在，是值得我们予以敬意的，也值得我孜孜以求。”（《另有一个镜头，可惜无法求证》，《中篇小说选刊》09年第6期）“具体地，我到底想说什么？仅仅只是人心的隔阂？现代人的脆弱？狂躁背后的虚妄？我不必过分解释和引导，一个作家的自供只能束缚读者的思维。”（《单说冒臣，权当抛砖引玉》，《小说选刊》09年第11期）这些所谓的天空，或者隔阂、脆弱、虚妄，在小说中几乎无法通过正常的阅读体验得到。因此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大概也许可能，其实作者自己也不知所云，要么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要么就是知道但没法用文字顺利表达出来。可是不得不叹服，谁让人家作者拥有至高无上的书写权和解释权呢。
　　
　　《小香》（方格子，中篇）讲述了文革时一个农家小女孩的悲惨命运，从折断了手到不能上学、再到写错字被县公安局带走，因遭受猥亵而精神失常，最后默默死去。作者大约想演绎“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但价值烘托得并不美好，毁灭的过程也太过老套，整篇不过是一连串噱头而已。
　　
　　最后两个短篇置于本期的阅读之中，起码不会一再挑战读者忍耐力的底线。《假寐》（陈启文，短篇）写的是一个侨商重返旧地所遭遇的故事，通过意图施展“性贿赂”的年轻女孩，带出女孩的女老板与男主角在十年前的恩怨情仇。小说叙述得简洁冷峻，波澜曲折都在背后涌动，进退较量当中，人性、情感的微妙也有较好体现，作者的缜密经营亦在其间。但唯一可疑的是，在十年后还要招惹曾经骗过的人来给自己投资，当作至关重要的救命稻草，似乎不太符合女商人的唯利性。《棋语·立》（短篇）是储福金“棋语”系列小说中的新作，“立”字讲的是下棋时，心理上首先要立得住，从而比喻主人公和儿子对待胜负挫折的心态。只是叙述过于平淡、不够饱满，有些撑不起生发出来的人生哲理。当然，和本期的中长篇比起来，平实也未必不是好事。
　　
　　以上便是一个著名文学刊物第五期的全部内容，在本来就不甚景气的一年中最不景气的一期，配合本期“花城史话”中《转型与尴尬》的大标题，的确足够尴尬了。联想到去年第五期的大半篇幅也是给了一部恶俗的长篇（详见《花城》08年第5期点评），不禁让人起疑，这究竟是为了迎合读者廉价的快感，还是纯文学的标准确实已经沦落至此？无论答案是哪个，都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花城》2009年第5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山花》、《西湖》
　　许莎莎
　　
　　今年第九、十期的《山花》、《西湖》相较之前两期，略有提高，这大概和九、十期杂志关系到明年订刊状况有关。
　　
　　《山花》篇首的栏目“回应经典”此次回应的是残雪和迟子建。残雪《梨园纪事》（短篇）讲述的是农场的鹰叔与他一辈子消磨与此的梨园之间的故事，此间涉及到时间、记忆、土地等经典文学主题，手法则是残雪贯有的先锋笔法。在当年一批先锋作家纷纷转型之后，残雪依然固守着“先锋”这块阵地来进行创作实践，她的执念的确有值得我们思考之处，但可惜的是，残雪未能有所开拓和创新。这篇《梨园纪事》并不能使我们眼前一亮，更何况残雪作品与读者理解、感受之间的存在的隔膜感也依旧存在。迟子建《塔里亚风雪夜》（短篇）的故事依然发生在迟子建最擅长书写的地域——中国北方的一座小城——塔里亚小城里。小夫妻黑妹和李贵来到小城里采买东西，没想到喜欢较真儿的李贵坚持要开发票与营业员和黑妹起了冲突，在去政府机关告状的途中不幸出车祸身亡。如果没有最后的这个结尾，小说未尝不会以鲜活乐观的形象和乡土气息吸引到读者，毕竟小说前半部勾连在字里行间的一股子朴实乐观的人间气常常会使你跟着主人公或喜或忧。但不得不说，作者执意要弄死一个人物所造成的突兀感太过强烈，而一些细节上的失真（比如李贵这个北方农民居然会配制香水）也削减了小说的价值。
　　
　　手法比较传统的小说在九、十期《山花》中相对来说艺术价值要高一些，在“都市书写”和“小说平台”这两个栏目中有一些虽不是特别出众但具有一定可读性的作品，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这两期《山花》的品质。第九期“都市书写”首推周李立《并非没有故事》（中篇），小说以变换视点的方式将书了韩畅与宽宽、王彩虹与石宽宽两对80后新人类的爱情故事。作者周李立系80后作家，可以说在这篇小说中的确有一些能够标识80后一代人生活的标志，比如网恋、出国、新东方这样一些与80后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事物的出现。此外小说对于80后一代人被时代所轻化的真实生活状态也有一定涉及。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新人新作，应该呈现给读者一些或在经验，或在形式、语言方面的新意来。小说在这些方面都未能有所开拓。无论是设计不够精巧甚至有些简单的叙事模式（两段爱情故事、两种视点的联结仅仅是男主人公名字的相像和两个女主人公莫名其妙的邂逅），还是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经被书写过了的爱情故事（爱情永远是喜新厌旧，无法稳定），都让专业性的读者感到了厌烦和贫乏。此外，小说虽有一个“新瓶”，却并未给我们提供“新酒”，独特细节与经验的缺乏令小说本身除了上述几个“新事物”之外，再难以提供任何新时代的气息，不能算是一篇成功之作。本期另外一篇“都市书写”是鲁敏的《企鹅》（短篇），小说描绘了一个在快递公司作快递员的大学生的有点无聊却还算乐观自豪的琐碎生活，小说看来一如作者在其中的文字风格和情节，带来一种略带娱乐化的快感，但题材的狭小平庸使得读者读罢很难再有回味，更像是一篇游戏性的小制作。第十期上此栏目选的是武歆《大宝》（中篇），故事中的大宝——刘万龙是一个因为自己一手创立的事业突然垮台而不得已半退休的人物。小说将目光聚焦到了我们社会中的一类人——退休干部/领导的身上，真切地将他们因为巨大的“人走茶凉”而带来的失落感，以及这种失落感所带来的他们行为上的扭曲变异和不可理喻——他们把工作中的干部作风与思维方式带入到日常生活中来（家人成为他们新的下属），以没有意识到的对家人的折磨来保持一定的心理平衡——表现了出来。小说结尾处，刘万龙因为对工作的幻象而突发心脏病死亡，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他的妻子孙小影的解脱，而是她的难过与思索——真的，我们又有多少人真正愿意倾听并理解这个人群呢？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作品的语言不够精致，手法不够新颖，但它这一特殊的题材和所引发的思索依然可以打动我们。第十期中王棵《高原反应》（短篇）叙述的是某
　　大学中文系优秀学生“弟弟”毕业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去西藏边防当兵，但在真正踏上高原之后，生理和心理上的不良反应（包括缺氧、发烧、听说和目睹死亡以及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考验）却逐渐吞噬着他的理想，使他逐渐真正明白了“高原”究竟意味着什么，它不仅仅是一种浪漫而光荣的想象，它更是对人身体和心灵上的巨大考验，甚至有点像是生命的赌博。小说有一定的可读性，但由于作者本身立场的游移性，令人搞不清楚他对高原上边防战士的生活以及“弟弟”的文学青年式“幻想”的态度。如果说在阅读小说就像看一部电影一样，那么这篇小说的“镜头”似乎从没拉近过任何场景和人物，这使得小说显得不够充实、丰满，难以出类拔萃。第九期第代着冬《老枪》（短篇）讲述的是年轻的好猎人林树生在新婚之夜被土匪马大奎抢去了美丽的新娘阿依，可是直到马大奎被人民政府处死他也没有交代出阿依的下落，林树生的后半辈子一直在和一条被人们认为是马大奎的精魂所变的荒狗在争斗，最终他为了替阿依报仇，也为了证明自己仍然是一个好猎手，死于自己老枪的爆炸之中。这样的传奇当然屡见不鲜，在京派文学中找出相像的故事并不难。难得的是虽无新意，但小说毕竟是象模象样，颇为好读。也许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说，这就够了。
　　
　　相对来说，“先锋之旅”栏目中的作品则不甚理想。第九期生铁《我和关平》（短篇）中，主人公在莫名其妙的死去之后游历人间、阴间和历史，地点不断转换，雷锋、关平、关羽等人物也陆续登场，作者最后终于得出结论，乃是“一个人无论是卑贱地、毫无价值地死去，还是轰轰烈、永载史册地死去，其实是没有区别的”。读到这里，恐怕读者都要大呼上当，没想到作者绕来绕去只是想表达如此肤浅、普通的“真理”。这还不够，作者最后还要添一段对刘、关、张三人的历史改写（他们全部成为新新人类），强调他也明白什么是“解构”。孰不知“先锋”并不仅仅是一种手法和形式，而必须有一种新的、具有颠覆性的价值体系在其背后支撑，语言与形式本身即是新的权力、意识与价值体系。不懂得这一点而只是简单地学习手法，只能是学些皮毛。当然，更有甚者如第十期罗望子《你有阿莫西林吗》（中篇）在冗长的、拖沓的叙述中，讲述“我”与陈水花以及围绕在这两个人物周围的几个人物之间不清不楚的纠葛，最后居然是要说：我要吃的不是阿莫西林，是寂寞（陈水花半单身生活所带来无依靠感），简直令人不忍促读。所谓的先锋作品们常常令我们感到失望。这应该说是一种悲哀。辉煌过后，究竟何以为继？“先锋派文学”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应该带有一种不断向前，不断反叛和求新的本能。如果只是重复过往或是简单地模仿前辈的形式，那么“先锋文学”的出路实在令人担忧。
　　
　　《西湖》九、十期的新锐分别是朱个与张好好。所选的五篇作品中只有朱个《一切是怎么发生的》（短篇）稍显完整，小说从一个俗套的小三故事中的四个人物的视角分别叙述这个故事，逐步揭示故事的各个角落乃至前因后果、人物间的复杂关系。但是小说并不出彩，只是完整而已。作者的另一篇作品《夜奔》（短篇）则讲述的是在婚外情发生的边缘，女主人公悬崖勒马的故事。抛开小说普通不谈，最可笑的是令女主人公改变主意的居然是一场微震！我善意的解读这一大大失真之处，也许是作者想反用张爱玲《倾城之恋》的结尾，可是却成为小说最大的败笔。张好好《软时光》（短篇）、《蓝玻璃》（短篇）、《南行记》（短篇）三篇作品，前两篇都涉及到网络与爱情，但下笔散漫，人物形象不突出，难以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南行记》除了已经被多次书写的南方打工生活的主题外，内容接近“流水帐”。
　　
　　其它小说，黄梵《好心游戏》（中篇）是一篇当代版的《狂人日记》，的确也借助“狂人”揭露出了一些社会黑暗之处，但深刻程度似乎仍有所欠缺。同样讽刺社会和人性丑闻的还有李浩《A城捕蝇行动》（短篇），不过作者运用类似寓言的文体，有所一定的创新性。何凯旋《太阳照亮墙上那串干鱼》（短篇）截取农妇金香生活的一个横断面，表现生活对她们一家的挤压和逼迫。冯唐《麻将》（短篇）则是一部有点“无厘头”的“恋爱教科书”。《山花》第十期“网络民刊选萃”栏目所选莫大可《炉灰之城》（短篇）笔调太散，谈的似乎与城市、死亡、宗教有关，但作者的意图太神秘，让人摸不着头脑。东紫《相互温暖》（短篇）讲述农村里傻子老四的故事，小说中所揭示人情冷暖均令人动容，傻子也许并不傻，他一样有一颗能感知的心。吕志青《蛇踪》（中篇）用“蛇踪”象征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牢骚与不满，又以“脱敏疗法”来比喻也许我们还是应当踏踏实实先去做些最基础的事，过分的敏感不适合这个社会的生活。小说结构倒是独具匠心，象征与写实结合得完美无缺，但总体上看，作品还不够精致，需要打磨。斯继东《广陵散》（短篇）改写“竹林七贤”的历史故事，没有大问题，但也没有什么新意。王齐君《马兰花》（短篇）则反映了打工人群城市化与保持纯洁的分流趋向。
　　
　　《山花》、《西湖》2009年第9期推荐篇目：空缺
　　《山花》、《西湖》2009年第10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青年文学》
　　徐妍 王琪玮
　　
　　第九期《青春文学》主打栏目“留学主题文学”领衔推出的是旅居新加坡的青年作家张惠雯的小说《完美的生活》（长篇）。近年因《岛》、《迷途》等小说而引起读者关注的的张惠雯，在《完美的生活》中显然试图调整她以往小说注重实验的倾向。她不再醉心于女性视角下现代小说的形式实验，转而讲述都市饮食青年男女的婚姻和爱情。为了故事的通俗与好看，《完美的生活》除了选取时下走俏的婚恋故事作为题材，还增加了诸多时尚因素：异国、都市、白领、小资、单恋、婚外恋。她甚至不惜大面积动用储备多年的留学生活经验。只是，婚恋题材，铺天盖地；留学主题，也算不得新领域。可见，张惠雯的《完美的生活》若想在留学系列中打拼出一块天地，着实不易。不过，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的婚恋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留学记忆。而且，张惠雯自由混合了现代、通俗于一体。她将自己一向擅长的、对现代女性的心理剖解包装在一个外表看似时尚婚恋剧的装置里。这种处理方式多少蒙蔽了我们的判断。仿佛张惠雯从现代主义的岔道上抽身退出，回到了大众文化的阅读趣味中来。其实不然，张惠雯小心翼翼地开始探索另一种实验风格。表面上看来，小说纠结了几位年轻女性在新加坡的时尚婚恋生活：李馨按部就班地和相恋多年的男友步入婚姻的“围城”；大陆女孩子青匆匆嫁给了认识不久的新加坡男友；被冷淡的婚姻生活所困扰的林丹在开始了一段新的恋情；事业成功的徐佳不顾家人和朋友的阻挠，与男友苦守爱情；一直奔波于寻找婚姻路上的范怡贞，越挫越勇；有家庭又有密友的璐璐八面玲珑。但小说并没有到婚恋故事为止。小说让人最过瘾的地方在于：在时尚故事模式中，作者一如既往地细致感知如喷泉如漩涡一样多变的现代女性心理；在对现代女性婉曲多变的迷惘意见中，较以往更为坚实地追求生活的质感。购物、相亲、挑婚纱、夫妻吵架、恋人赴约、室友斗嘴等琐屑的世俗人生，和沃尔夫的迷离与感伤、杜拉斯式的虚无和孤独、莱辛·多丽丝式的疼痛与尖锐，一并存在于小说中。这样，小说讲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时尚故事，而是对人性的体察。敏锐、力道、摇摆、反讽、不断变换的知性叙述目光、实验精神，共同生成了时尚的闷骚世界。当然，与以往留学主题的小说相比，故事的背景和小说的格局不够开阔，人物文化身份也有些模糊，且缺少历史深度。尽管如此，小说展现了一代青年在异国的生存困境，且通过妥协的形式探索，对当下小说永无休止的实验轻轻一推。
　　
　　“留学主题”中，衫娃的《瓦尔特司各特和他的爱丁堡》（随笔）和李萌的《勃拉姆斯，穷尽一生的含蓄之爱》（随笔）倒是充满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它们传递出“80后”对以往所缺失的意义的承担。本栏目其它短篇各有长短。崔柏的《梦水晶》（短篇）以梦境的形式回溯1970年代的知情时代，试图让历史记忆参与自己的青春生活。但是，小说对知情的想象表浅，意象跳跃频繁，给人一种眩晕的飘忽感。郑枫的《奇异人》（寓言）结构精致、语言精美，但是，有的篇章缺少寓言的深刻性。或许，寓言的深刻性不是作者的经历所能轻易抵达的。
　　
　　在“好小说”栏目下，李萧潇的《南国城事》（短篇）格外出众。作者是“80后”新人，竟从容地营造出古典美感的微妙之境。要知道，置身于市场化潮流之中，“80后”作者如果不想遭到冷遇，就必须摆出时尚的反叛传统的姿态。《南国城事》却稳实地定位在古典美学传统的一脉上。因篇幅短小，故事纯净如一径溪流，但其叶脉清晰、纹理绵密、骨架坚实、情感节制。尤其，人物形象的塑造遵从了古典美感的微妙原则。小说主人公摆渡人阿灰和保姆阿婆，都是市场经济背景的产物。这类人物通常会被归入时下热门的“底层”系列，并将他们的“倒霉”发挥到淋漓尽致。然而，作者并没有在人物的悲苦上大做文章，而是始终让人物固守着生而为人的高贵尊严。木讷寡言的阿灰，在官船、快艇双面夹击之下，因其不知变通而遭受他人的戏弄，但仍然保留着做人的诚信。个子矮小、身材干瘪、刻意扮老、几分精明又递着几分小心的阿婆被小雇主轻视、指使，却依然挂着一脸不易察觉的酸楚笑容。《南国城事》很容易让我们联想起沈从文小说《边城》和张爱玲小说《桂花蒸阿小悲秋》。尽管时代变了，但受困于生存底线的“摆渡人”和“保姆”，仍是恒久的形象。经由作者颇具功力的白描刻画，人与人之间的凉薄更加凸显。此外，在叙述人物伤痛之时，作者始终坚持节制的艺术原则，以及最为重要的，作者知道如何在平静如水的叙述中平衡人物内心的波涛汹涌。的确，作者不过二十出头，我们很难进一步预测他的发展前景。但这篇小说可以显示：有个内心安静的“80后”作者正从古典出发。如果说李萧潇的《南国城事》属于古典风格，那么刘亚伟的《逝爱》（短篇）则充满现代时尚气息。人物对爱情的犹疑与寻找，传达了一代人共通的心理。
　　
　　“青年社·北京大学”栏目里刊载的三篇小说，角度不同，却都使人耳目一新。丛治辰翻译的《克拉娜》（短篇）讲述了克拉娜变故重重的一生，读来晓畅。文珍的《场景练习》（短篇）借助电影场景切换的的叙述方式，讲述了乡下打工妹和城市高考男生的邂逅，轻盈的节奏中蕴涵着凝重之思，传达出年轻作者对于自身之外群体的关注。张冰的《苾河上的小石头》（短篇）同样触及到底层人的生活，但以孩童的视角来讲述小县镇上乞丐们的故事，给人以纯净、温暖、感伤之感。
　　
　　第10期卷首“好小说”栏目下晏宇的《老房子》（短篇）围绕“老房子”这一核心意象，以诗化的语言讲述一对小儿女的成长历程，构思别致、格调优雅。而且，小说的成长主题又与现代人的家园遗失主题相缠绕，具有形而上的意味。叙述者穿越在现实与梦幻之间，既考验了作者的经验储备，也调动了作者的想象力。但是，小说对生活经验的处理失之于“密”，情节有些芜杂、致使部分节奏拖沓；对梦幻的描写又失之于“疏”，譬如结尾借用电影《漂流瓶》的技术促成二人的团圆，反而弄巧成拙。
　　
　　李晁的《傻时光》（长篇）同样是将少年的成长历程作为书写对象。小说依据时间顺序，在“四季”、“关系”、“时光”三个部分中分别讲述“傻子”在儿童、少年、青年阶段的“倒霉史”，可谓格局开阔、情节变化跌宕。但是，问题也出在这里，小说因为缺少稳定的审美基调，呈现出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叙述美学的震荡与失衡。“四季”和“关系”部分，叙述节奏从容、舒缓，描写节制、讲究；但到了“时光”部分，那种从容不迫的追忆，逐渐被匆促的青春期表达所取代。
　　
　　本期“戒”主题小说首先推出的米米七月的《小成本美人》（短篇）颇有特色。时尚的网络生活、流行词汇，借助毕业生歌泣的视角，描写了网络时代的职场众生相。作者用语伶俐泼辣，干净利索。其余三篇小说各有特点：吕伟的《红草莓》（短篇）故事本身并不新鲜，但作者能够努力在手法上进行探索。邹文津的《火豚骨》（短篇）的“生态”主题让人眼前一亮，传达了80一代人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担忧。星尘的《红》（短篇）故事模式缺少新意，但对少女的心理描写还是体贴到位的。
　　
　　“青年社”里，北京师范大学的一组短篇才情洋溢。刘汀的《平行的世界》和哑孩子的《慢光》都是用文字进行梦幻的飞翔，具有一定的寓言色彩。尤其，陈思的《吉本和衣莲的故事》格调不俗，时尚、悬疑的表层结构中，处处隐含两位职业偷窃者的心理搏斗，刀光剑影、充满玄机；语言劲道，机智、精巧的故事编排中，时时表现出作者的叙述耐心和才情。
　　
　　《青年文学》2009第9期推荐篇目：张惠雯《完美的生活》（长篇）
　　李萧潇《南国城事》（短篇）
　　《青年文学》2009第10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青年文学》
　　王嵘
　　
　　《青年文学》第9、10两期整体水平较前两期并未有太大提高，长篇小说多了一些看点，主题文学下的短篇依旧质量平平，此外，栏目分类仍稍嫌芜杂，有待改进。
　　
　　第9期以“留学”为主题，改变了以数则中短篇小说支撑“主题文学”的模式，转而让一篇长篇小说挑起了大梁，并辅以数篇散文、诗歌，使得整期的风格较为统一明晰。作为此期重头戏的张惠雯的《完美的生活》（长篇小说），的确也足够好看，一扫前两期长篇的黯淡无光。《完美的生活》并没有延续张惠雯此前的先锋风格，对现代主义写作技巧少有试炼，小说由对意象的描摹转入现实的关怀，其间的转变并未见到太多斧凿的痕迹，带有苍凉感的笔调更为小说之“写实”平添了几分力度。因此，不妨将她先前的《徭役场》、《迷途》、《岛》等看做此次由“虚”入“实”的写作的准备。小说题名为“完美的生活”，却是为了对照主人公们生活中的种种不完美，在新加坡这个热带雨林的美丽国度里，主人公们学习、工作、恋爱、结婚，蝼蚁一般匆忙平凡，于闲隙中却也不曾忘记生活的精致细节，时时流露出物质丰足的骄傲情绪，而这一切微小的欢乐与忧愁，在“漂泊异国他乡”的大背景下显得尤为触目惊心。
　　
　　扇形的叙事结构中，六对男女、六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轮次铺展开，却又缠绕着相互的人生轨迹、印证着彼此的生存观念，仔细辨来，六对却是同一人，他们身后，是共同分享着的交际、文化圈。张惠雯与小说中的人物有着一样的留学经历，并且分享着相同的“圈子”，作为这个“圈子”中的一员，张惠雯并未过多涉猎留学他国的飘零之感，而书写得更多的是这个“圈子”融入新加坡社会之后的爱情旅程，她徐缓、冷静地将“圈中人”的人生况味一一呈现，却也巧妙地回避掉“揭秘”的事实。小说以李馨的婚事，串联起好友璐璐、徐佳、怡贞等各自的情与爱，女性的独特观照，使得现实即便疮孔千万，也仍然不遗余力地张扬着妖娆的情态，这正如同新加坡这个大都市本身，任凭空气里飘浮有多少空虚、寂寞、愁绪万千，也依然有霓虹高悬、歌舞升平。于是，“爱”无法在这个浮躁、令人疲累的热带雨林边缘自给自足，追逐物质的附加品是心灵无止无休的彷徨空虚，而此时，唯有悬置起“爱”，以更多的物质来填补情感缺失，此“爱”有多种，爱情、友情等无不一一在列，高档商场、各式餐馆、咖啡厅和彰显生活品质的衣鞋器具因之成为了小说中的重要角色和道具。然而所幸的是，张惠雯并没有让小说陷入物质与情感的二元循环命题，而是对人物内心进行更深向度的挖掘，而试图呈现出他们共有的复杂的生命体验。物质愈满足，也使得缺失愈加醒目，各种人物关系变幻莫测的排列组合的背后，是他们从各自利益出发的相亲相爱，这也因此成为了唯一的永恒。而唯有从这种无奈又惺惺相惜的“抱团”情结上，才依稀可以看得到中国这个巨大的参照系。
　　
　　具体到对各自爱情的描摹中，张惠雯的叙述的苍凉实为苍白。女子们以婚姻作为自身归属感的寄托，却又对结婚之后的琐细无趣不无失望情绪，然而，一面是有着这样那样的怀疑，却仍然要把婚姻作为拯救自已于万一的珍贵稻草，因此，无论是婚前的不安，婚后的踯躅、背叛，或是走马灯般的相亲、悬而未决的婚期，都是他们殊途而同归的情意结。刨去隐约其中的大背景，这些鲜亮又晦暗的情事，未尝不可移植于每一个当下，只是这背景真的太过隐约，气候、房价等等渗透到新加坡人生活中的种种问题都被极为浮泛的一笔带过，似乎将“新加坡”换成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都并无不可。从这个意义上，张惠雯似乎“浪费”了新加坡这个复杂的异国背景，她此次的“写实”只能说是一次单纯的尝试。
　　
　　本期“留学主题文学”下，长篇之外的其他篇目，虽然作者都是“留学”背景，内容却都与“留学”的主题相去较远，看来《青年文学》解决主题文学“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问题需要尽快提上议程。其中“作家的城市”、“声色记忆”等栏目仍然对作家传记、异域风情、音画时尚等予以了重点关注，语言都精致好看，只是气象嫌小、不耐咀嚼。
　　
　　从第9期开始，“青年社”栏目开始刊载各大高校学生的文学习作，本期的阵地是北京大学，三篇作品分别为丛治辰的译作《克拉娜》（原作者：罗伯特·博拉尼奥，短篇）、文珍的《场景练习》（短篇）和张冰的《苾河街上的小石头》（短篇）。《克拉娜》短句错落，读来晓畅，不长的篇幅却再现了克拉娜坎坷浪漫的一生。《场景练习》里，外来打工妹和城市男孩在夜晚偶遇又在白天分开，本是一段简单的萍水相逢，但作家通过切换场景来变换叙述故事的角度，试图为故事搭建起《罗生门》一般的精巧结构，只是故事叙述得太精巧，反而显得“匠气”十足，而人物均在切换中变得陌生，仿佛场景换了，人物也换了。变换《苾河上的小石头》以孩童真挚纯洁的视角来讲述苾河街上乞丐们的故事，“小石头”用来形容乞丐们“不会生病，满大街都是，没人稀罕、没人疼……又脏又硬”的生活现状，冰冷的现实图景在童稚语气的讲述下变得带有点点暖意，小说对现实的关照固然值得肯定，但对照贾平凹的《高兴》，便明显可以看出经验的匮乏和思考维度的单一，的确是80后创作普遍面临的难题。
　　
　　“好小说”和“在场写作”栏目的命名和选文都存在显而易见的随意性、值得商榷（难道“在场写作”就不是“好小说”么？《合唱》也似乎与“在场写作”没有什么关系吧？）。“好小说”里收录了刘亚伟的短篇《逝爱》和李萧潇的短篇《南国城事》（两篇）。《逝爱》由一段莫名的网络单恋始，在一次见面后，“我”对由虚拟变成现实的“唐生”的爱恋变得纠结莫名，在听完了唐生更加莫名的情感遭遇后，“我”汹涌的爱火又突然莫名的平息了，在这许多个“莫名”之间，夹杂的是“我”莫名其妙的多愁善感。无论作者如何铺陈渲染故事中的“动人”因子，归结起来，无非“矫情”二字。《南国城事》里摆渡的船夫阿灰和接送小孩上学的保姆阿婆，同样的善良固执，又同样顽强的守护着生命中的那一点尊严，与前一篇相较而言，小人物的故事虽然无甚出彩之处，却总还有对生活的细腻体察在。
　　
　　张生全的短篇《合唱》开端用老师对“我”的训斥来比拟同样气势磅礴的“合唱”，并在“音乐”的跌宕起伏里展开“我”的一天，人物情绪在意识流里完成一气呵成的转换，“合唱”的形式还算新鲜，只是类似的技巧已经被“先锋文学”的前辈反复揉捏过。
　　
　　80后的记忆虽然各不相同，却分享着相似的成长经验，如火如荼的政治运动刚刚退去，汹涌澎湃的商业大潮还未到来，在这安静的年轮里，他们不被打扰地茁壮成长，于是，和平年月里的“老房子”和“傻时光”，成为了他们对年少彼端仅存的牵绊。第10期重点推出“好小说”《老房子》（彦宇，短篇）。作者在“老房子”里展开了饱含伤感的怀旧，小说中的场景，如梦如幻，却是旧时相识，于是，所有成长的烦恼伴随着岁月悠悠，在不经意中显像成影，孩提时的朦胧美好，不敌现实的沧桑变幻。“明媚而又忧伤”的调子贯穿小说始终，只是，这样深情款款的“老房子”成为了男孩和女孩俗套爱情剧的注脚，多少有些令人遗憾。李晁的《傻时光》（长篇）没有《老房子》那样的浪漫氛围。李晁说，“《傻时光》是灰暗的，一个少年无尽的倒霉史，像我的全部小说”。伴随着主人公智利的成长的，不是甜蜜的糖果、昂贵的玩具、台湾香港的武侠片，更没有懂得欣赏的老师、时刻鼓励的父母亲，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活在“傻”的阴影之下，受尽玩伴们的欺凌和邻里的白眼。主人公是不是真“傻”，李晁并没有说明，而事实上小说的字里行间早有答案：“傻”与智力无关，它仅仅只是每个人的成长历程所必经的懵懂，这条必经之路因懵懂而晦暗，因晦暗而显得格外残忍绵长。青春的悸动与情愫，是“傻时光”里最为温柔的部分，教室里前座后座的玄机、篮球场外的勾心斗角、大桥小巷的青春秘密，所有的细腻动人之处，承载着我们一代人的青涩回忆。就这样，在水的一般的行文中，“傻时光”勾勒了一个羞涩、内向又敏感少年的匆匆数年，和九夜茴的《匆匆那年》一样，小说简单、透明到让人不忍心去指出它的单薄、它叙事方式的单调，它逻辑的欠缺、它结局的仓促牵强。就像李晁引用的吉本芭娜娜的话，“这是一部稚拙的小说，但并不让人嫌弃”。《傻时光》作为作者的第一部长篇，能有这样饱含真心与真情的开端总归不错，但是类似的成长经验能否经得起反复书陈，此后的一切仍是未知。
　　
　　本期“青年社”的阵地转移到北京师范大学。首推陈思的《吉本与依莲的故事》（短篇）。吉本是优雅神秘的小偷，依莲也是优雅神秘的小偷。典雅考究的红酒拍卖会上，一场二人间的博弈风生水起却又是如此不露声色，红酒酿就的微醺时分，渐入渐浓的暧昧击碎初见的紧张，又带出那看似真挚的内心剖白。剖白毕，拍卖始，充满回忆的火柴盒让吉本鬼使神差般放弃了他梦寐以求的红酒LaMouline。小说的文字正如同那昂贵的红酒一般曼妙非凡，却又正是因为这妖娆细密的文字，竟让人生出几分“看戏不如看文”之感。吉本在依莲的诱惑下入局、易局又弃局，与此同时，作者在对小说的经营中，却也能见谋篇布局的良苦用心，只是这个局中局并不显得那样高明，明眼人早呼“旁观者清”，作者却仍然要将这个有点落俗的包袱慢慢抖开。哑孩子的《慢光》（短篇）与刘汀的《平行的世界》（短篇），童话般温暖清新。
　　
　　本期“戒”主题下的四个短篇都缺乏看点。米米七月的《小成本美人》（短篇）里姿色平庸、擅写博客的歌泣一朝被推至向镁光灯下、在尔虞我诈中竟全无招架之功，走过场的选美里，却也俯拾皆是黑幕与暗箱操作，歌泣在举办者和参赛者双重身份的矛盾中沦为“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傀儡，原来“小成本美人”也很难当呀！作家对这场略嫌寒酸的作秀不无嘲讽，而在困境中小人物的斗志和品质，才是作家想要真心赞美的要点。故事新鲜有趣，却又不乏力道，只是语言稍嫌油滑。《红草莓》（吕伟，短篇）的故事老掉了牙，无非是少年爱上兵哥哥，兵哥哥爱上少年的姐姐，兵哥哥死了，少女殉情了，少年长大了。传统的少女视角移植到少年身上，别有一番暧昧的新意。《火豚骨》（邹文律，短篇）是对野生物保护者白衣少女的无端意淫，而《红》（星尘，短篇）则是以极度险恶之心来揣度好朋友间的纯洁友谊。
　　
　　从本期的主题文学这里，可以看出《青年文学》的组稿显然还是不够精心的。作为改版的重头戏栏目，近几期的主题文学里，除了列在第一篇的头条，其余皆在水平线左右徘徊，各种颇具“噱头”的主题却是映衬着内容的老旧与空洞，反倒是走纯文学老路子的“青年社”栏目给人的惊喜多过失望，这是否说明了杂志的改版发展，或许根本不在于对流行趋势的妥协和模仿，而是将原有的长项发挥到足够充分。期待2009年剩下的最后两期水平能有所改观。
　　
　　《青年文学》2009第9期推荐篇目：张惠雯《完美的生活》（长篇）
　　《青年文学》2009第10期推荐篇目：陈思《吉本和依莲的故事》（短篇） 　　看《芳草》
　　何瑞涓
　　
　　
　　逢六十年大庆，《芳草》也适时推出纪念栏目或文章，除对毛泽东诗词解读的对话特稿以外，还有中篇小说中的《大别山的女人》和长篇《记恩》，虽然后二者并未打出“纪念”旗号。
　　
　　中篇《什么风把你吹来》（叶舟）设计了残疾送报员和舞蹈教师两条线，以后一条线为核心，讲述陈亭妃继父李释堪冒犯继女后失踪，陈亭妃一直不安寻找继父以为继父跳河自杀，却原来继父已躲到为苦命的初恋情人布置的庄园里去了，而这个初恋情人原来是陈亭妃和已故的母亲都很信任的保姆。小说精心设计了“李释堪到底怎么了”这样的一个疑问，然而当包袱抖开的时候虽然出其不意但也并不给出多少欣喜或惊讶，抖开了也就抖开了，没什么所谓，大抵近似于作者自娱自乐的游戏。这个不成功的包袱也使情节显得相当纷杂，很多本来可以鲜活的生活成为无关的拼贴，在包袱抖落中显得只是多余的枝枝蔓蔓，无端浪费了，比如占据近一半篇幅的残疾送报员及其姐姐的生活一脉。作者有心布置圈套而人工痕迹过于明显，且文中故意渲染了一些鬼魅气息，虽营造了推理氛围，但也影响了生活的展示，既鬼魅又写实还要玩圈套，没有交融反而相互妨碍。作者是掌握了丰富的生活素材的，写作技巧也较为纯熟，然而怎样使两者完美地合而为一还尚需再加打磨。
　　
　　如果说上一篇还有耐人咀嚼的生活在，那么董春水《飞女》（中篇）只能带来无奈的笑了，不仅是内容的可笑，更是对作者本身讲述语态的笑。“我”自以为在深圳混得很开，遇到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你”之后堕入情网，从朋友处购得之后一夜过尽家庭生活，却原来“你”只是一个专门骗人钱财的人。且不说题材的九十年代化，文章本来想要嘲笑那些被人玩了还感恩的小款们，却选错了表述语气和视角，作者并没能跳出“我”来看故事，使满篇浸满了自得与犯傻，让读者想笑又哑然失笑。
　　
　　可笑之后是凝重，江长深《看灾》（中篇）带来基层政府工作中的不易。市民政局救灾处副处赵新琪到清河县核实洪灾，亲力亲为灾情现场，最后却被匿名反诬玩忽职守。文章未点明却也可知诬陷正是清河政府内部人所为，因为他们要避免洪灾责任，保住政绩以得升迁。官场潜规则或许如此，然而文章也并未将之简单化，赵新琪到县里亲眼看到县长等人救灾情况，确实见出县长等人的很强的领导能力，演戏和做实事交织，或许官场中就是这样吧，如果不是很坏，那也不会很好，进入了就难以不考虑利益纠葛。作者的笔触真实，展示了丰富立体的画面，有其个人经验在（作者本人在县民政局任职），读来让读者有不知道去埋怨谁的压抑，只是文章还是稍显缺乏条理与吸引力。
　　
　　邓元梅《大别山的女人》则在这个男人主宰战争时期历史场域的舞台带来别样风味，由家庭情感纠葛到战场上女人的同样气势张扬，张弛有度。香芸性弱，积聚了传统女性几乎所有的美德，关键时刻也总会挺身而出，金秀豪爽，粗中有细，和男人一起投身于革命，小姑红菊也在体现出小姑身份应有的刻薄后在革命中锻炼成长。小说中的亮点之一或许是那些纠扯着的感情，作为老二的童养媳的香芸喜欢着老大古天雄，而所有男人都喜欢着香芸，所有人也都知道他们两人之间的情感，两人之间却保持适当距离，发乎情而止于礼，大嫂金秀从进门那一刻起就没有得到过古天豪的爱，却因喜欢、要强而处处帮着古天豪，真诚地嫉妒香芸却也想着成全两人。这里的纠缠从生活细节到女性心理都描写得较为细腻，因为光明正大而显得单纯淳真，美好而可惜。亮点之二即是为革命奔波的女人们，组织发动农民暴动，或者和恶势力王镇长作斗争，显示出巾帼气概，只是作者处理过于仓促，几人乔装去镇长家，被抓了，去取天雄人头，被杀了，主要人物均匆匆突然退场，显得真实也无力。总而言之，因为将革命融于儿女情长的生活中，小说因而也显得生动，可读性较强，然而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历史的厚重，儿女情长过多而革命不足，稍有浮光掠影之感，是那个年代之外的人在讲故事，而不是讲述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据作者说小说的电影剧本已经完成，或许这些情节比起文字来确实更适合于声色光影。邓元梅是正在迅速成长的青年女作家，也很期待她新作的不断推出。
　　
　　与之对应的长篇《记恩》（野莽）是通过访谈式的第三人自我陈述来推进的，讲述了一位老革命家汪革命的传奇一生，从生来长角，到救下关押的十三名共产党员，至解放后的坎坷，几次死而复生。同样传奇的也令人感动的是他的狗记恩，同样的几次死去活来，为救主人肝脑涂地，直至最后自然灾害期间饿死被吃肉养人。记恩，记的或许并不只是恩情，而是他们做人（狗）的正气，否则很难理解汪革命为什么会对那个对他并无恩情的师傅那么忠诚信任，自己冒死承担罪过不说，蓄发等了六十年，只为师傅一句会派人来接，他对所有人也都那么坦诚、善良而缺心眼，以心相待。或许文章感动人的力量就在于这种傻傻的简单与执着（人与狗皆然），只是有《集结号》再现的感觉。文章设置了“我”和张三好采访记录的形式来进行的，故事部分由汪革命直接第一人称陈述，部分由其孙子后来补述，这种框架的设置在这里更像一种偷懒，像未加打磨的访谈的原生态呈现，借“我”和张三好之口加进去一些本无必要的戏谑式引导，有不是在嘲笑讲述者智商就是在怀疑读者领悟力之感。汪革命自述语言风格和汪本人的个性正好相配，读来生动，但一定程度上也体现出作者信不信由你的不严谨来。小说开头提了一句马二先生，最后以马二先生结束，原来马二先生就是汪革命师傅的儿子，也真的寻找了汪革命六十年。这里指出汪的信任没有白费，然而其实到这里有没有白费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汪革命依旧进行着他充满传奇的感恩的一生。故事传奇而不失诚恳，人物（尤其是狗）可爱而不失可敬，如果作者将文字和表述方式再精心打磨的话，会是一篇很有市场的小说。
　　
　　《芳草》2009年第5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小说选刊》
　　徐勇
　　
　　《小说选刊》第9期中所选小说中林那北的中篇《风火墙》（《北京文学》，2009年第8期）较为特出，小说以第三人称限制视角李宗林的角度叙述儿子娶亲前后的故事，故事虽然简单，但能在这种限制视角的张力下充分展开，读来却饶有兴味。福州城鼎鼎有名的大户人家吴仁海的女儿吴子探突然提出要下嫁给破落户李宗林的儿子李百沛，这让李宗林很是费解和惶恐：是福是祸、到底是拒绝还是接受，其对一向智力平平而谨小慎微的李宗林来说，无异于哈姆莱特式的生存或死亡的命题一样意义重大。而就在他终日惶恐之际，儿子却十分爽快地应承下来，故事于是急转直下，接着是婚礼、儿子媳妇的先后出走，再回来，媳妇的再次出走，再次回来，事情接踵而至而又倏忽而往，其发生的频率发生之快令李宗林往往还来不及细想就已成为往事。可想而知种种这些在李宗林的心里会激起多么巨大的波澜，他想力挽狂澜于自己的家业而不倒，但又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想保持作为父亲应有的尊严，但又苦于与儿子的隔膜而无法交流一筹莫展；他想为儿子娶小或者干脆退婚最终只是一厢情愿；他有太多太多的想法，但他又只是一个只会内省而软弱无力的父亲；而维其令他恼怒而伤感的是，他想知道那些纷至杳来的种种怪事的究竟，但又始终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置身事外，他越是想做点什么，越是感到自己的无力，甚至是对一向唯唯诺诺的内人他也似乎感到未曾有过的无能为力。小说正是在这种充满悬念而内敛的故事框架中展开叙述，其能把种种外在的变换化为人物内心的细微曲直和波澜起伏，显示出了作者高超的叙述功力。
　　
　　这一期中其他小说，不论中篇《纸飞机》（严英秀）和《幸福像鱼儿一样游来游去》（李铭），还是短篇《昔我往矣》（王甜）、《阳光照进现实》（严守国）和《小说二题》（顾飞）均很一般。中篇如《纸飞机》（《黄河》，2009年第4期）以一个略带象征性的结构讲述的其实是一个大学校园中十分老套的师生恋的故事，而《幸福像鱼儿一样游来游去》（《鸭绿江》，2009年第8期）虽然涉及底层的酸甜苦辣，读来让人动容，但既然走的现实主义写作成规的路数，读来却觉得缺少现实主义逻辑可能。短篇如《昔我往矣》（《文学界》，2009年第8期）有一个好的故事结构，但其不能像《风火墙》的作者那样保持一个恰当的叙述视角和距离的话，读来终觉得有点隔；《阳光照进现实》（《佛山文艺》，2009年第8期）虽然生活气很浓，但总觉得只是生活的断片，吉光片羽而已，倒是《小说二题》（《青海湖》，2009年第8期）显得稍为耐读，其能在极短的篇幅内展现生活的丰富性的一瞬间，并加以放大显影，内敛而气韵生动。
　　
　　第10期《小说选刊》中叶广芩的中篇《小放牛》（《小说月报原创版》，2009年第5期）值得一读。叶广芩乃清廷叶赫那拉皇室后裔，格格出身，其小说也多以此取材，所谓家事其实蕴涵着国事兴衰，她的小说因此也往往带有挽歌的情调，这种风格在《小放牛》中尤为明显。“小放牛”既是小说题名，亦为一传统中国京剧曲名，在京剧中，其呈现的是一个村姑和牧童之间的相互调情和欢快的载歌载舞，故事单纯而充满喜剧性，但对张文顺和五姐来说却有大感动，他（她）们年龄相差悬殊，一个生活在个人小历史的回忆中，一个生活在革命的大现实中，但小历史和大现实原来竟可以想通，都能在这单纯而健全完整的想象世界中自足圆满。但毕竟这只是想象中的世界，一如拉康构想中的想象界一样脆弱而虚幻，所以终究免不了曲终人散，免不了沧海桑田乃至烟消云散。无疑，今天的“小放牛”已不复当年的曲调，但经人一唱还是带有当年的余韵，而历史和现实也能在这种悠远的曲调中汩汩流出，略带伤感但也能让人感动，这就够了，毕竟，这只是个人的小历史，自娱娱人才是最重要的。
　　
　　朱旻鸢的中篇《坝上行》（《解放军文艺》，2009年第9期）以戏谑手法叙述军旅生活，骨子里却透着执拗，整个小说就是一大反讽的结构，而叙述者似乎并不能很好地把握这点，其结果是结尾反显得有点画蛇添足。凭心而论，这一期中所选史铁生的三个微型小说均很一般，不论是《算命》、《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还是《历史》（《天涯》，2009年第5期），虽尺短但不一定言长。这三篇小说明显带有几分古代笔记体小说及传奇文学色彩，而若传奇或历史不能和现实保持某种对话关系，则就只能是落入古人的圈套而不能充分释放其能量了。史铁生一向执著于哲学上的某种思考，但往往又把触须延伸到神秘之处，终只能使自己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不知他意识到这点没有？其他短篇如艾玛的《浮生记》（《黄河文学》，2009年第9期）、荆永鸣的《坐席》（《芒种》，2009年第9期）虽对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故事有真切的体察和表现，但总觉缺少点什么让人飞扬的东西，这种东西或许就是作者可能要去仔细寻找的吧。
　　
　　这一期中李治邦的短篇《碰撞》（《啄木鸟》，2009年第9期）是一篇颇为难得的小说。小说叙述了一个叫做吕志强的模范交警与一个神秘女子发生“碰撞”的故事，这个神秘女子无视并严重违法交通规则，却反过来威胁吕志强，并声称让他三天后滚蛋，故事由此展开。显然，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经验，因为神秘女子背后的某个“谁谁”大人物，使得从一开始吕志强的处境就很被动，但由于现代网络即媒体的介入和社会各种力量的支持，一度使得他的处境峰回路转，而中国式的权力结构又再度使得事情复杂起来。小说的叙述正处于一个节点，如何向前推进而更符合中国式的经验，似乎起了关键的作用，小说最后是这名神秘女子主动站出，故事也不了了之，仅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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