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的怨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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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想对他人倾诉,总想对外界表白,我们的文学进入到一个“怨妇时代”!《扬子晚报》11月15日报道,江苏省文联主席、江苏省诗词协会名誉会长顾浩痛斥高考指挥棒对诗歌这一重要文学样式的歧视和摧残,他说:“把诗歌一直排除在高考作文文体之外是不正常的,是对诗歌的歧视!” 进入商品经济时代,文学作为一门曾经的显学,却变得一天天衰败和式微起来。于是,衰败的文学,也引得靠其混饭吃的文学人怨声载道,纷纷迁怒于世事与他人。《南方都市报》11月9日披露,北大教授陈晓明干脆认为,中国文学式微与媒体的唱衰有关。他说:“我认为中国文学目前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唱衰中国文学从90年代以来就有,是与媒体的兴起相关的。”依陈教授的意思,若我们的媒体都改为对中国文学捧之颂之的“歌德派”的话,“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中国文学,便早该扬名海外,甚而一举抱得“诺奖”归了,怪只怪中国众媒体的一张张“乌鸦嘴”,令当今空前繁荣的中国文学,变成了眼下这副灰头土脸、面目可憎的可鄙模样。 “手不溜,怨袄袖,袄袖长,怨他娘……”如此令人不堪的“怨妇心理”,不仅对改善日益衰败的文学现状无济于事,而且更从正面印证了文学式微的残酷情形。的确,众文学体裁日益式微,尤以诗歌为甚。但完全将诗歌的衰亡归咎于高考的封杀或不良导向,则又分明属一种不着边际的谬论。顾浩甚至表示:“中国是伟大的诗的国度,不能因为功利的教育就破坏孩子们对诗歌的追求和热爱,就去扼杀鲜活的诗歌作品。”此谬论既不切实际,又冤及了无辜。因为即便高考对诗歌“开禁”,当下濒临垂死之境的诗歌创作,也未必就能够即刻兴盛起来。即诗歌是个性化的艺术品种,它或许与整个社会文化土壤的贫瘠与肥沃状况紧密相关,但与官方是否强力倡导及其扶持力度的大小无关或关系不大。中国诗歌在唐代一度达到鼎盛时期,但绝不单纯是政府大力倡导扶持的结果。相反,在上世纪的大跃进运动中,诗歌在官方强力倡导之下,一度掀起过声势浩大的全民写诗高潮,可高潮过后,又诞生了几位能与李白、杜甫相比肩的伟大诗人?又留下几首可供后人传诵的传世名篇呢? 同样,反观当代诗歌的几段兴盛时期,也都并非得益于官方的强力扶植,而是诗人们以其真情拥抱现实生活和脚下热土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以降,当代诗歌之所以会步入死胡同,与许多诗人本身沾染上了太多世俗或功利元素有关。一些无聊诗人甚至打起“下半身”的旗号,令尚存依稀生机的诗歌创作很快堕亡。在这种情势下,诗歌即便在高考中“开禁”,哪怕是成为所有学生的“必修课”,又能怎样呢?汶川地震发生后,诗歌创作一度出现少有的回光返照景象,同样并非缘于高考“开禁”,而是与诗人回归现实生活并动了真情有关。 把诗歌排除在高考文体之外,便是对诗歌的歧视?便成了诗歌衰亡的祸首?文学人如此浓稠不堪的“怨妇情怀”,恰恰是导致文学衰败和式微的一个关键性内因。因为历朝历代,文学都是那些不嗜功利而又甘于寂寞的人的事业,那种寄希望于靠高考文体向诗歌“开禁”而推动全民诗歌时代再度来临的荒诞想法,不仅与真正的诗歌复兴救赎路径南辕北辙,而且还显得十分的荒唐可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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