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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谈《蛙》：作家就得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2)

来源：文学报
作者：傅小平
2012-09-28 17: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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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小说写了计划生育的历史，也写了一代人的共同经历。蝌蚪所经历的种种历史事件，我也亲历过。因为这种重合，我更能感同身受。在我们这一代人这里，忏悔，已变成一个很时髦的名词。其实，满口忏悔想着舒缓自己的罪过，这本身是一种虚伪的表现，因为忏悔并不解决任何问题。蝌蚪顾念自己的私念，为个人的名利，结果使已怀有六个月身孕的妻子死在了手术台上。到了晚年，他貌似对此有悔悟，但还是做了有悖人伦道德的事情，让侄女辈的陈眉代孕生了一个男孩。尽管这是小狮子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做出的一个举动，在经历过一番思想斗争以后，蝌蚪说服了自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这么一个事实。他既满足了自己想要儿子的潜意识，又满足了自己赎罪的心理需求。然而，这对陈眉造成的痛苦可想而知，这在《蛙》的剧本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相反，姑姑有一句话说得很到位。她认为死不是一个赎罪的方式，善行也不是，忏悔的最好方式就是熬着，忍受各种各样的煎熬。 

    “当下生活不仅是当下的，它也是激发我记忆的活力”

    记者:迄今为止，您的作品多围绕历史和家族故事的叙述展开。联系到您在《蛙》中涉及的一个事实，计划生育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现在很多“80后”、“90后”的孩子成了独生子女的一代，这也就意味着以往那种复杂家族关系的崩溃、瓦解，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将很难亲近和理解错综复杂的家族小说。因此，您是否担心家族小说在不久的将来会消失，最终只是成为人们日后想象过往的“记忆”？

    莫言:小说从根本上说写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家族小说也是，只不过更错综复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家族小说曾是一个时代叙事的主流，此后或许会成为边缘的存在。就像曾经出现的革命战争历史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等，这些类型都曾引领风骚，而今俱往矣，但并没有灭绝。家族小说同样如此，年轻的一代依然会写到家族故事，但那将是他们心目中的家族，或是他们虚构的家族故事，将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我们只好顺其自然。

    其实，不说是家族小说，小说的命运也让人担忧。西方有人预言，小说再过二十年就要灭亡。这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我坚信文学不会灭亡。因为文学本质上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我们人类无论发展到什么时候，都离不开对语言的使用，我们需要运用语言来讲述故事、表述情感，自然就有文学性的诉求，它不仅渗透在小说、诗歌、书信等传统的文学样式中，在电影、博客等新兴样式里依然有文学性的存在。而文学的精神更是永恒的存在。因为不管时代怎样变迁，它的基本诉求永远都是让人生活得更好。

    记者: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作家，您的写作难免触及当下的生活，对现实有所反映。您现在的生活状态，距童年记忆中的生活已经非常遥远，而离所谓生活的真实又未必太过切近，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保持对现实的敏感？您卓绝的想象力，能克服和超越现实的阻隔吗？

    莫言:的确很有挑战性。不管是体验，还是想象都不能解决所有写作的问题。比如我写男性性工作者，曾有出版社的编辑带我去旁观过他们的生活。然而，这种了解是非常片面的，落实到写作上，只能是浮光掠影的描写。因为我没跟他们密切接触过，即使接触了，也没办法获得他们的心理体验。所以，所谓的观察、体验只能解决表面性的问题，技术性的问题，作家的限度就表现在这里。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作家不可能是万能的，他只能写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谁没有自己的一个高密东北乡呢？

    作家如此，批评家也是，一个从小在都市里长大的批评家，要说对乡土题材有多么透彻的理解，我不相信。反过来，一个在乡村长大的批评家，即便在城市里生活了二三十年，也不见得能对都市题材认识得多深，评论得有多到位。然而，我想说的是，一个中年人眼里的当下社会或许未必切近，但它同样呈现出一个有价值的世界。对我来说，当下的生活不仅仅是当下的，它也是激发我过去记忆的一种活力，它会赋予我过去的生活一种新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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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蛙》故事梗概

    小说以妇科医生“姑姑”的一生经历为主线，讲述施行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民间的影响。作为高密东北乡远近闻名的妇婴名医，在计划生育高潮到来时，让已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生育的怀孕妇女流产，成了姑姑的两件大事。她在乡亲们心目中成为魔鬼一样的人物。退休之后，她的想法发生了变化，她把想象中的那些她引流过的婴儿形象描述给丈夫——一个民间泥塑艺人，通过他的手，捏成泥人，祈愿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对那些没能来到人世的婴儿的歉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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