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春和：唐福珍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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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福珍在烈火中的舞蹈造成了与世界分离的力量,然后把世界晾在此岸。但这力量的方向未能使她获得永生，她可能还飘浮在那个叫成都的上空。人间的罪恶仍在继续。 就形式的角度而言，她的死是想对世界进行否定，因为现实未能回应她微弱的诉求。不能改变狂暴的现实，只能改变自己的生命形式，尽管她没有这种权利。就内容的角度而言，她是对整个后改革时代的解构，也是冬天里盛开的最后的玫瑰。尽管引人注目，但仅是生存的瞬间，这眩目令人眼花缭乱。就方向的角度而言，她未能进入天堂，反而受到了天堂与地狱的双重挤压。力量是一种有效的方向，而不是精神状态，烈火造成了罪恶对公义的斜视。对于唐福珍而言，我们看到了她最后的表情，这是一张时代浮华之下集体表情的放大，对某种虚幻期许的毁灭使她最后才完成了理论的升华。对于世界而言，并未因此而出现多少惊恐，权力还在世界手里。权力使权力有足够的自信，任何逆之者只不过锻炼了权力的意志，现实将因此而得以延续。 这也便是时代的宿命。唐福珍的唯一意义便是对某种幻想的灭绝，使左右之间能够由争论回到现实。烈火烧毁主义，死亡催生共识。如果不是这样，倾斜的天空也必然发生断裂。这烈火烧死了唐福珍，也烧死了左右之间的共同期望。补锅论者在这一罪恶中无地自容，这该是上帝借此而行的惩罚。因为这灾难不是一种偶然，是时代从一开始便设计而就的程序，只是在这一时空的节点上发生，其中的法律问题仅在技术层面，根本的在于时代的宏大主题。维护权利是一种进步，失去了信仰层面的个体维权是更大的倒退。真正的力量并不在技术环节，真正的力量也并不是飞蛾扑火。因为“暴力执法者”和“暴力抗法者”都是被推上前台的符号，虽然代表了不同的意志和利益，但都代表了时代幕后的左右之手，所以，他们都不是价值的源头。在技术层面如果过于注重个案的效果，将无法避免下一个例证。唐福珍因为权利和情绪而自焚，活在今天的人们不应再被烈火而燃起情绪，对于真正的力量而言，情绪会弯曲有效的方向。所有的情绪应该为此而冷寂成灰，失去热情的期望才有可能进行力量的转化，世界并不同情牺牲意义上的道德自主。 这场悲剧的深刻背景并不是技术意义上的暴力拆迁，而是人的选择自由与强制自由的问题。本来，唐福珍同我们一样都有无限自由的可能，也有着自由选择的权利，但一种强制自由剥夺了这种权利。生存语境中每个人又有了强制性权利，唐福珍便是在赐予了强制性公共权利中被夺去生命的。尽管和谐与强制格格不入，被赐的自由恰恰是对自由的剥夺，但是，“公共利益”成为摧毁权利与自由的利器。如果说改革初期我们的兴奋来自于心灵被解除了那些极端实验，对于它的欢呼是因为对于明天的信心。而今天我们不能不发现当初的实验解除仅是形式上的，只不过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换而已。承诺是一种诱惑，它专门针对人性的弱点。承诺又是一种托词，它能够增强对于承诺本身的信心，并在此模糊了方向判断。左右之中为它的一切辩护必然付出代价，唐福珍的不幸便是他们鼓惑的结果。 唐福珍飘浮在天堂与地狱之间，一方面受着上帝的指责，上帝给她的自由意志使其未能战胜自身的情绪和软弱。一方面又遭受着魔鬼的追赶，魔鬼不仅对其进行道德审判，还要求她把留在人间的灵魂进行自焚。唐福珍没有道路，她身后用生命维护的房屋已经拆毁，她跑到了我们每个人的门前说，悲剧的确不是道路，悲剧并不能加深人们对于灾难的警惕。这个悲剧是因为相信了某种先决条件，理智被信心完全屠杀了。唐福珍自以为否定了世界，但世界并不认同，因为她低估了世界的高傲。世界认为她无需进行主宰自己生命的放弃，因为她根本未能拥有这种权力。 2009年12月6日 星期日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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