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远行的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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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入初冬，白雪覆盖的京城便传来大翻译家杨宪益、中国最后的大玩家王世襄在一周内先后仙逝的噩耗。尽管俩老都享年95岁，堪称高龄，但他们的离世依然令人不胜惋惜：即当今之世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大学者、大玩家了！ 回望杨宪益、王世襄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贡献，可谓星汉灿烂，朗照万古：前者以满腹经纶，为西方世界翻译了《史记》、《离骚》、《资治通鉴》、《长生殿》、《牡丹亭》、《宋元话本选》、《唐宋诗歌文选》、《魏晋南北朝小说选》、《老残游记》、《儒林外史》、《鲁迅选集》。尤其是杨老与其英国夫人戴乃迭合译的《红楼梦》，以及由他主持翻译的《诗经》、《聊斋志异》、《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等，几乎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都推向了世界，从而被誉为“他翻译了整个中国”！ 后者则在文物鉴赏与收藏、美食、玩物等方面包罗万象，王老不仅对书画、雕塑、金石、建筑等造诣高深，而且对家具、乐器、漆器、竹刻、牙雕、匠作，以及鹰、鸟、犬、鱼、蟋蟀等眼力卓绝。譬如，首都博物馆内的清乾隆朝蟋蟀盆、苏州博物馆里的明正德朝蛐蛐罐，他一眼便可鉴定出是哪个年代制作的；更有张大千仿明朝苦瓜和尚的山水长卷，亦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从而赢得了 “中国第一玩家”的雅号！ 那么，人们为何感叹当下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大师、这样的大玩家了呢？ 对这个问题，应从时代背景与主客观条件两个方面作观照。以杨宪益而言，他有20世纪30年代英国牛津大学的留学背景，这就使饱读诗书的传统文化学子，得以与西方文明相交融，从而跻身那个年代的大师之列，其他还有胡适、陈寅恪、季羡林等。如果以杨老的远行，标志着这一代大师最后的挽歌的话，那么像王世襄这样的大玩家的离去，才是真正最后的挽歌，因为在今后数百年，或者上千年里，还可能出现杨宪益这样的大师。然而，中华大玩家已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为什么王世襄会成为当世之绝唱呢？从客观来说，王老的成材是时代的馈赠，一是他生于世代为官的豪门，他的前半生有足够的资财任其玩赏，就像当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名导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那样，每月薪水400大洋，而他们雇个保姆，月薪仅1块大洋。也就是说，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收入颇丰，如加上家庭背景，便有玩赏风雅的经济能力。二是上世纪我们尚处于农耕文明，生态、自然环境良好，不像如今在急剧的城市化浪潮中，许多生物、植物已渐行渐远，以至消失，如王世襄特拿手的斗蛐蛐、斗鸟、斗鱼的绝活，现在连盛产名虫的山东也面临资源枯竭，更甭谈在森林被毁、江河污染下几近绝迹的斗鸟(黄腾)、斗鱼(古巴子)了！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的道路上，我们以3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要200余年才完成的路程，其成果当然辉煌，但负效应也是明显的，那就是影响了世人的心态。 因而从主观来看，王世襄这样的大玩家只能产生于相对悠闲的农耕文明时代，一是那个时代的文人一般都有淡泊名利，闲云野鹤的心态，这可以从魏晋竹林七贤“乘兴而来，尽兴而返”，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李白、苏东坡的浪迹天涯，林和靖的梅妻鹤子中找到王老所一脉相承的名士高风。而当下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街上到处是车水马龙，行人步履比之晚清梁启超在西欧考察所见到的疾如奔马，有过之而无不及，哪还有心思体悟“玩也是工作”的人生况味。二是那个时代容易陶冶文人的豁达胸襟，王世襄中年以后，随着他的贵族身份灰飞烟灭，可谓吃尽了苦头，但他在贫病中依然我行我素，以宁静致远的座右铭鞭策自己，从而坚持他对明代家具的收藏及其他各类器物、虫鸟的把玩。而时人在激烈的竞争状态下，怎么会有广阔的胸怀和悠闲的情趣呢。三是那个时代的人不浮躁，耐得住寂寞，且不说王世襄收藏明代家具需要多少岁月的历练，单就他培育一羽冠军信鸽而言，又要多少耐心。而时人心态之急躁，已到了一年可以翻译十几本专著，一周能产出几篇论文的程度，以至屡屡发生从高校校长到博士、硕士生剽窃、抄袭论文，文凭造假等丑闻…… 上述表明，一个社会产生大师、大玩家是需要相应的条件的。尽管时人腰缠万贯者多如蝼蚁，但他们缺少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名士心态，因而难以出大师，更出不了大玩家。鉴于此，杨宪益、王世襄的远行，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曲惋惜的挽歌，而是更多的思索，也即我们如何以生态美学、宁静心理、豁达胸襟、严谨学风、高风亮节来看待世界、看待人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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