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徐淳刚:独立刊物《××》的命运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我至少看了三遍,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第188页上的这句话:“你以为归根到底你是在织布——因为你坐在织布机前,而且做着织布的动作——尽管织布机上一根线都没有。”对我来说,这话神秘莫测,如同谜语,完全可以做过度阐释,说到人生,说到命运,说到自由。
  
  《××》是一本地下独立刊物,质地朴素,内里丰富,2000年4月《××》创刊,2006年5月经当地新闻出版局鉴定,《××》期刊及特刊共14期均属非法出版物,其中《××NO.6》、《××NO.7》、《××NO.8》、《××NO.11》等属含有违禁内容的非法出版物,《××创刊号》、《××NO.7》、《××NO.9》、《××NO.11》、《70年代特刊》等属含有淫秽内容的非法出版物,广州、北京、兰州等地大量刊物被前赴后继查抄没收,《××》从此消失在公众的视野中。
  
  作为《××》主编,×××的社会身份是体制内的一员,因为这本刊物而丢掉了长达13年的公职,成了一名彻头彻尾的“自由”艺术家。在很多人看来,《××》早已灰飞烟灭,化为尘封的历史,但奇怪的是,《××》并未因此消失在巨大的黑暗中,它以一种奇异的方式生存了下来,就像生命顽强的蚯蚓被掐掉了一半,另一半依然铿锵有力地前行。这在960万平方公里大地,简直是一个奇迹。
  
  作为一本集中国新小说、90年代后诗歌、社会文化批评、行为、绘画、装置艺术及影像文字等艺术形式于一身的超级刊物,《××》向我们展示了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原生态多声部:《××》主编×××的新闻写实小说《大事件》,农民企业家孙大午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辨》,艺术家朱昱的《侮辱尸体案文字记录》,艺术家杨志超的长篇乞讨行为笔记《四环以内》,悲观诗人陈小三的一系列诗歌,中国诗歌考察家陈蔚的《诗歌考察》……
  
  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艺术文本,《××》给予我们最坚实的思想。这些不屈不挠的文本,也只有通过《××》这样的刊物才得以宣扬传播。杨志超是我在《××》上欣赏到的一位艺术家。我在《××NO.9简评暨××5周年纪念文》中说过:“杨志超的《取》这个行为艺术通过将自己的一个肾无偿捐献给另一个需要的人,再次提出身体问题,向道德、经济、政治、法律提出必要的挑战。需要指出的是,“身体是我们进入这个世界的入口”,杨志超的《四环以内》、《嘉峪关手记》、《尾巴》等一系列身体行为艺术不但具有社会文化批判含义,更具有肉身时代的存在论涵义……”毫无疑问,《××》是当代先锋艺术的试验田,自留地。
  
  在我的印象中,《××》主编×××既是小说家又是编辑家。作为小说家,×××的《气球》、《五十年》、《两块钱》、《对二十二名杀生者的访问》都是很有意义的实验文本,尤其像《大事件》这样耐力持久、叙述充分的小说。作为编辑家,我认为×××是这个时代最杰出的编辑家。×××的编辑理念是:“作为《××》的唯一编辑, 我没有一个统一的选稿标准,我从不判断某个作品好或是坏……”这真是一个破天荒的编辑标准,能够和这个标准等量齐观的恐怕只有共和国的文艺指导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里开放的除了玫瑰,牡丹,水仙,睡莲,还有金刚刚,刺柏丫,灯笼草,布布花,野蔷薇,罂粟花……各种各样的家花和野花。×××说:“我做《××》主要是为了收集一些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多元化声音,同时在最大程度上探求中国人言论自由的可能性……”正是因为这个三头六臂式的标准,才诞生了这本哪吒闹海式的刊物。
  
  从2000年创刊至今,《××》已走过整整10年时间。10年,标志着一本刊物历尽磨难,修得正果,包涵着它的砺炼、蜕变,成熟与丰收。在我看来,《××》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保存了新世纪以来大量的先锋艺术文本,而在于通过众声喧哗的文本、形态各异的文献,原封不动地记录了我们时代。我们见多了死气沉沉的人民文学刊物,见多了花里胡哨的时尚刊物,见多了品种单一的民间刊物,而《××》是一本结结实实、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大刊而非通常所谓的综合刊物。诚如《独立》主编发星所言,通过小说、诗歌、电影、音乐、艺术工作室、访谈等,《××》的宽度与深度远远超越了上世纪90年代的《今日先锋》。
  
  当代中国文学,一直处在个体与社会、理想与现实,庙堂与江湖的两极之间发展,始终缺乏拉伯雷、昆德拉谐趣的思想精神。纯文学的向度,只有在它的意向性的质朴、真实、粗壮、诙谐、果敢中才称之为纯文学。如此说来,《××》是对严肃文学半公开的反叛、蔑视和嘲讽,尤其中国新小说,90年代后诗歌。诗歌与小说在《××》中更多是一种社会声音的自由展现,而非纯粹诗意的个性表现。就整体而言,《××》的探索意义无比清晰,它独特的声音超越于众多刊物之上。和营养不良的民间刊物相比,它显得过于丰富,它以无标准为选稿标准,往往使那些民间的道学家不屑或愤怒。和营养过剩的官方刊物相比,它又显得坚硬、干涩……但正像史蒂文斯在《不是关于事物的理念而是事物本身》中所写:“那一声干涩的啼鸣——它是一个合唱团员/它的C音高过了合唱团/它是庞大的太阳的一部分/被簇拥在合唱团的队伍中,甚至更广/它就像是对现实的一个新的理解。”
  
  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需要一本众声喧哗的刊物,这是对时代美好的馈赠。而个体精神的丰沛,惟有通过这样的刊物才得以自如表露。作为《××》的作者和长期的批评者,我相信《××》会给予每一个读者不同的灵感与启迪。我记得,因为《××》,一位远方的青年作者给我写来长长的手写信,并索要我的哲学随笔;一位诗人在网上看到消息,一次就订购了我10本诗集《自行车王国》;一位未曾谋面的小说家第一次深夜打来电话,和我谈起《××》上的一篇文章;一位西安翻译学院的学生怀着忐忑的心情三番五次来找我借阅《××》,后来,我干脆将我的一整套《××》转交给她收藏……我的小说《共和国抒情诗》的灵感之一,就是《××》上朱昱的《袖珍神学》:一只悬空的手拽着绳头,地上一大堆散乱的麻绳。《××NO.12》上吴文光的《皮娜·鲍什、以及和我们有关》,其中一节写到皮娜·鲍什的《窗户清洗工》:“那个长相平常的小个子舞者突然终止舞蹈,飞奔到舞台口,大声问第一排观众:你们要咖啡还是茶?然后飞奔回去,继续舞蹈,一会儿又像之前一样,飞奔到台口,大声重复问……”这个翩翩起舞、古灵精怪的细节就像混天绫、乾坤圈一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举重若轻的舞蹈语言让我立即联想到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语言。就是因为这篇文章,我才把《皮娜·鲍什:对抗恐惧的舞蹈》请回了家。
  
  当代中国,像《××》这样的刊物凤毛麟角。2000—2009,10年,《××》在前行,它还将走更远的路,它践行的是艺术的本色,自由的底线。《××》具有谜语的性质,但它的价值根本不需要时间来检验,只需要思想艺术的认同的认同。我小时候听过一个谜语:“十亩地,八亩宽,里头坐了个活神仙,脚一踏,手一扳,喀里喀嗒都动弹。”这个谜语的谜底正好是维特根斯坦的织布机。谜语总是带给人谐趣的思索,而《××》这个谜语带给我们的更多是言论自由的恐怖反讽。在这个貌似多元的时代,有些东西并不多元,比如出版,比如发表。啊,一只有形的黑手,它想推翻我们的织布机,它要织它自己的布……我最后想说的是:××,××,×××。这一点儿都不幽默。命运并不晦涩,自由并不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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