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散文话语、流行价值与文化风向(2)

来源：文学报
作者：牛学智
2012-09-28 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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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抒情与底层的关系。文学对底层的关注，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政治概念、社会学到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演变过程。在前一个阶段，底层文学非常风光，诸如“在路上”、“城市外乡人”等等对社会问题的概括非常富有特征，它一下子抓住了社会转型或者改革开放走向纵深阶段所暴露的普遍性社会问题，而且通过具体细节的展示，这些尖锐的社会问题也更显刺眼。文学在这个方面的用力也引起了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视，目前为止，有些在当时看来非常扎眼的问题已经得到了官方的改善。这时候，底层文学可以说风光无限，以至于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经验总结中，有些评委直接说，评的就是“我们村里的事情”。由此可见，因为底层文学的崛起，文学在普遍边缘化的大势中一度也有过短暂的“中心化”。

　　但是在后一阶段，即整体性地书写人道主义、人文主义的语境中，好像底层者一夜从人间蒸发了，至少读多数能靠到底层方面的散文，使人觉得底层者作为一种社会性甚至社会结构性的存在还在我们身边，但他们的身份、精神状态、物质生存条件已经变了，变得面带微笑、表情愉快，衣着好像也整齐了许多。总之，婚姻问题、爱情问题、住房问题都基本解决了。那么，怎么办？办法只有眼见的一条，那就写他们变了以后的状况吧。虽不能说这时候散文中出现如此多的抒情话语元素就与底层在今天人们认为的处境有关，但当抒情一而再再而三、反复表达作家主体的那种小小甜蜜、小小幸福、小小成功感和小小的沟通感的时候，如此的抒情话语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存在，它就潜在地转化成了福柯意义上的“话语权力”或者话语意识形态。

　　在这样的话语意识形态流中，真正的底层者其实是消失在了人们预期的人道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结果当中了。这个角度，作为文学话语之一种，散文的抒情话语不妨说就是对第一现实的遮蔽和误判。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前面提到的“新散文”这一概念，正是城市后裔——祝勇、周晓枫等作家用来拯救散文领域这一萎靡景象的权宜之计。

　　第三，游记与文化的问题。几年前——正是游记散文兴盛的时候，李敬泽在《美文》杂志上发过一篇文章，他把这类散文用一句话归纳成到处写满“到此一游”，觉得了无生气。游记散文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主要传统，古人可以写，今人也可以写。问题是，目前来看，尽管给游记散文加进去了不少的情节、故事，好像仍然改观不了主体与异域文化根本上的水与油的关系。两张皮的状况，既无法抹去主体的外在身份，也不能从外在文化中反思出更深的思想。把游记散文中的惊讶、新鲜感抽掉，剩下的还是“到此一游”那么个骨架。

　　张承志最近在《读书》杂志上发了几篇属于游记的“旅日”散文，他的角度就不是那么容易概括，读起来也没有那么轻松。有给治史、治文学的知识分子惯常思维当头一棒的感觉。读这样的“游记散文”是时时刻刻挑战人常规思维的，它会给你提供一种未知的知识和不曾有过的认知思路。张承志在散文里表达出的思想，究其容量而言，也许比得上并超过了一般思想文化论述类文章。在不讲究“规范”中拨开了被流行价值和热点问题所蒙蔽着的意识肿块，有未被发现的第一手资料壮胆气，写来自然很是从容。然而，太宰治也罢，竹内好也罢，“鲁研界”恐怕也不陌生，张承志为什么能在公共的资源中读出那么一种别样的人文气象？我想，大概与张承志一直以来的文学思路有关，他总能把“陌生”的好奇转换成观照当下精神误区的切入口。说白了，是他心里一直发酵着的个人想法在起作用。任何资料在他那里仅仅是透析时代问题的一个说话由头而已。

　　4

　　“文化”不是行动的敌人，而是盲目、短效行为的敌人；“文化是前瞻性的，它致力于人自身的内在的转变”。这是英国社会学家、诗人马修·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反复阐述的一个观点，引在这里也同样合适。

　　基于聚集在各种报章上的散文作者，包括不少成名成家的专业作家，都或多或少有以上话语倾向，我认为，利用积攒成体系的题材构成自己的散文话语世界是一个不错的创作雄心，但有必要警惕强调了细节，思想却淡出了这一不足。没有自己的小道，成体系的素材也无法统摄到一个圆熟的散文形式中去，也可能很难给读者提供高于常识的认知；另外，写不写自己，写不写旅游，是个人旨趣和个人经历问题。在自由表达个人旨趣的同时，在不虚此行一定要写篇东西纪念的冲动下，抒情而至于泛滥，恐怕也不见得就是保持住了散文文体的纯粹。相反，或许会使散文变得更无力，文体纯粹不纯粹的问题也就变成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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