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能获诺贝尔文学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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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说: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期待已久的著名先锋作家余华老师今天来到了我们的聊天室,请先和网友打个招呼。 余华说:大家好。 主持人说:大家可能记得十年前余华老师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给大家带来了心灵震撼,十年之后《兄弟》已经出版了。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余华,你觉得这本书作为读者来说值得期待的是什么?一个故事还是一个新的叙事方式? 余华说:很难说,这应该是由读者回答比我更合适。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确实和过去的作品有所不同。 第一我是用正面的方式去写两个时代,两个天渊之别的时代,这个已经说得很多了,努力把时代特征写出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也好,还是寻找一个角度去写,这是第一次用正面的方式去写。还有我认为整个写作和叙述的强度也增强了,这个是我自己感觉到和以前不同的。 主持人说:因为我自己是在一刻钟之前拿到这本书,我就请读过余华这本《兄弟》的朋友给我准备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对现实做正面书写可能是写作比较有难度的地方,但是真正的正面书写是否有必要?也可以这样讲说可以找到什么正面呢? 余华说:这个问题可能是属于写作的一个人的问题,侧面写肯定是比正面写容易,任何的作家都有这样的体会。这个问题很有意思,确实也是这样的问题。当我单独去写“文革”,就是正面的写“文革”,确实很难找到价值所在,反过来你单独去写今天这个时代,通过正面的方式去写今天这个时代,也很难找到价值所在,但是当把两个时代放到一起的时候,我发现所有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因为相隔这么近,40年左右的时间,天翻地覆的变化。这在西方或者其它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在中国,我们这一代人才能体会到这样一种生活的裂变。 主持人说:《兄弟》关于李兰领着这两个孩子安葬的细节,是正面的吗? 余华说:作为写作来说,到了这个地方,情绪就把你往这个地方推了,或者是叙述的需要把你往这个地方推呢,因为这个是接近小说上部最后3/4的段落,所以这个时候作家已经控制不了他笔下的人物和走向了。 主持人说:余华在面对媒体的访谈中强调,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某些描写上的接近,但是他说陀斯妥耶夫斯基对人的正态呈现和你表现出来的大相径庭,你是怎么接近他的? 余华说:可能有些误解,我说19世纪的小说从普遍的意义上,叙述的强度是高于20世纪的小说,因为20世纪的小说更加注重形式的表现和技巧的发展。所以我在这部作品中,不是说拿我的小说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比,他的那种强度是后无来者的,我相信今后100年不可能出现像他这样写小说的人。我的意思是,19世纪的作家们不能说教会了我们,而是提醒了我们,要增强自己小说叙述的强度,而不应该是过于在形式上耍一些小聪明,这是我在他们身上学到的很好的品质。 主持人说:正面强攻。 余华说:19世纪都是正面强攻,20世纪基本上都是形式主义,但是卡夫卡不是,还有一些人不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法国的新小说,那是一些软弱的作家试图想写强硬的故事,但是他们只是通过形式弥补一下而已。 主持人说:我们继续朋友的提问。《兄弟》在关于“文革”社会中人们用家庭的亲情温暖来对抗社会的残暴,很多的情节有象征性,从文学先锋来说这是很好的手段,用白描、象征、比喻,对历史真实吗? 余华说: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只要把真的东西写出来就充满了象征,不用去寻找某一点来表达或者强化它的象征。就好像我想起海明威写的《老人与海》,美国的批评家说老人象征什么,大海又象征什么,海明威特别不高兴,他觉得自己写的就是那样的小说,从来没有象征过什么东西,他说鲨鱼还是有象征的,鲨鱼象征批评家。他那个时候定居巴黎了,他请贝利勋读《老人与海》,请他说公道话,之后贝利勋说了一段话,我知道了文学作品中的象征,他说“确实在你这部作品中,老人就是老人,大海就是大海,他们不象征什么,但是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是无处不洋溢着象征”,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当你把活生生的生活写出来,生活本身就包含了比象征多得多的内容,同时也包含了象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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