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后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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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姐犹豫三天,终于下定决心,九月二十四号清晨,打飞机从成都赶到北京。傍晚,在首都体育馆门前,她瞥见一本杂志,封面印了“崔健十二年特刊”字样,就随手买下,进到馆内坐好,翻开杂志,她一眼看见了自己:黑白照片上,人群中一位穿白T恤的痴狂女歌迷。照片的注解为,“当年的穿白衣的女歌迷,现在的成都摇滚‘教母’唐蕾。” 二十四号七点正,我赶到首都体育馆,寻找我的同党时,瞅见了许多熟悉的面孔,中产了的画家,退隐了的乐评人等。这几年,摇滚演出的现场,是轻易寻不见这些面孔的了。然而,就像演出后,大家一边胃疼,一边等待上菜时,唐姐对我说的:我思来想去,我们怎么也得来呀!怎么也得对得起自己的过去。 七点一刻,演出快开始时,我接到二哥的电话,问我在哪里。我说在看崔健演出,他说,他也在。 我的二哥,是我的启蒙老师。上一回我们同看演出,是几年前看罗大佑。在首体现场,我找到二哥,环顾四周说,“看来喜欢罗大佑的人,比喜欢老崔的人有钱。”罗大佑演出时,现场是爆满的,许多观众西装革履。 喜欢罗大佑的人,当年多是大学生,后来的社会中坚分子。喜欢老崔的人,从前就混乱,有学生,社会游民,时代的杂种们。这些年,大家习惯拿他们比较,而他们的相同处,只是同为音乐人,并因为那时代的特殊,有着相似的境遇——被视为精神偶像。 十二年前,老崔最后一次在首体演出,我还是个学生,没钱买票,候在场外。场外聚满了没钱或没买到票的人,伸长耳朵听里面的音乐声,“一二三四五六七,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心里的激动,当真是无以言表。 而现在,我们没有偶像了。我们需要的是朋友,是志同道合者。 台上的老崔,唱起了“假行僧”——“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我掉进了时空的隧道。那一年,我十九岁,和同学一起走在太行山上,同唱“假行僧”。那时候我们的灵魂在受着成长的苦,生活没什么自由也没有爱,唯有音乐,唯有老崔,给我们温暖和力量。 那时的我,永远想不到,有一天会和台下的老崔相识,并成为哥儿们,熟稔到打情骂俏和唇枪舌剑的地步。我想不到连我也会长大成人,能够从和他人的交流中,得到平等和自由。作为朋友,我深知崔健不愿台下的我们都在怀旧,他希望我们关心音乐本身,甚至是将来,可我们不能不怀旧。那些歌不仅仅是歌,它们成了记忆中的血肉。 因为十二年前的崔健,和现在的他是同样一个人:在做音乐,在表达;可我们是不一样的了。至少十二年前的我,还活在茫茫黑夜,有渴望光明的天真。现在,我和老崔有着相似的生活状态,而我的幻想和执著,也许比他的少。 台上的老崔说,“十二年后,我们还会站在这舞台上,你们还会来么?” 看完演出,我们一干人中的女子们,都在算计年纪,然后唏嘘:“十二年后,我们还会去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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