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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名词，似乎代表了学术发展的趋势与方向，最有价值也最值得关注的课题。在今天高校选修课程里，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命名的完全没有吸引力，而如果是“中国现代文学前沿”之类的概念就充满了召唤力。
那么，究竟什么是“前沿”？前沿意味着什么呢？如何才能“前沿”？
必须看到，我们今天所谓的“前沿”常常指的是某种最新的思潮。学术的前沿就是能够及时应和这一思潮，体现其基本立场与思路，甚至换用其术语与概念。如1980年代的启蒙主义与现代化思潮，包括其中一系列概念如“启蒙”、“救亡”、“现代化”等等；1990年代有后现代主义思潮，“解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反现代性”也频频出现。
这固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学术发展的事实，然而，进一步引人思考的却在于：当我们将学术的创新更多依托于最新流行术语的移植，而“前沿”就等同于“新潮”，而“新潮”又有意无意地等同于“西方学术界的流行”，那么，我们会不会将一个严肃而复杂的学术问题作了过于简单化的处理？我们是不是就此丧失了作为学术研究最可宝贵的主体意识？
在学术新潮的高速运动之后，人们重新提出了一个“返回历史现场”的设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史料的发掘与整理被看作是“返回历史现场”的基本方式。前沿，就在那些丰富而被人们忽略了的历史材料当中，当我们返回到了历史的现场，也就是找到了学术的“前沿”。
前沿，就在历史材料之中，这无疑是一个极具价值的判断。不过，所谓返回到了历史的现场，也就是找到了学术的“前沿”，这却是一个可以质疑的陈述，因为，所谓历史的“真正现场”其实也不是一种纯粹客观的存在，如果以为返回现场就意味着放弃人的主体的思考与选择，那本身就是一种幻想。历史的材料，一旦成为我们讨论的对象，那么就已经不可避免地交织着研究者主体心灵的因素，如果说历史之中存在着我们的“前沿”，那也是因为有了我们研究者独特的心智，是我们从中“发现”了“前沿”。
换句话说，“前沿”之所以能够在一大堆的芜杂无序的“材料”中凸现出来，就是在我们的主体感知程序中，它成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吸引研究者付出投入的热情，而前所未有的投入和努力便最终形成了学术的创新。前沿，的确就在历史材料之中，但更准确地表述却应该是：前沿，在研究者主体心灵对于历史“问题”的重新感受和清理当中。
在这个意义上讲，前沿，就是我们在持续不断地人生体验与文化感受中对当下“问题”的领悟，“问题”的当下性就是学术之“前”、学术前进之边“沿”。在当下“问题”推动中发现“前沿”，这才是我们的必由之路。
我们如何才能“前沿”起来呢？我以为基本的方向有二：一是让历史材料成为我们突破既有思路的启示，让新的事实的呈现调动我们异样的感觉，与固有的研究相比较，这是我们自我思想在发展，是自我思想发展挺进到了以往之“前”；二是不断保持着对于自身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的反思与检讨的姿态。作为研究者，我们不仅要不断地追问研究对象，也需要不断地追问我们自己：现有的方法与思路合理性在哪里？不合理性又在哪里？如何评价我们的学术立场？
对于前者即历史材料的重视和利用，这在近年来已经获得了学界的相当的倡导，连续不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会议都以此为题，甚至专业化的学术刊物都已经问世，但与之同时，我们对自身学术传统的反思与检讨还是十分不够的。这里我们不妨略加评说。在我看来，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如何才能获得自己独立的形态，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可以说，这一“问题”从根本上推动着我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前沿”的发现。
我们知道，从“走向世界”的上世纪80年代到“现代性质疑”的90年代，当代中国的文论家们都在不断致力于中国文学思想的建设。然而，回顾近20年来的这些主流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这就是其中相当多的精力都集中在了辨析西方诗学的关系之上，一系列与西方诗学密切相关的基本概念成为了梳理和阐述的主要内容。如果考虑到自现代以来中国新文学理论产生的世界性背景，这样的追溯当然是有价值的，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也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关于文学的判断也同时与文学创作本身渐行渐远，我们注意的是当代思想在“超越”具体文学实践意义上与西方文化、西方诗学潮流的沟通、对话，但忽略了对中国文学实际的感受、体验与把握。
其实，离开了中国新文学诞生和发展的复杂事实，我们很难解释现代中国何以会产生一种区别于古代文论与诗话的新的理论的兴趣，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是在新文学创作的激发中出现的，并且首先就是由中国新文学的实践者来加以阐发的。例如最早的中国现代文论之一胡适的《谈新诗》，关注和解释的是“八年来一件大事”，因为“这两年来的成绩，国语的散文是已经过了辩论的时期，到了多数人实行的时候了。只有国语的韵文——所谓‘新诗’——还脱不了许多人的怀疑。” （胡适：《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杨匡汉、刘福春编《中国现代诗论》上册2页，花城出版社1985年版）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我们看到，是丰富的文学的事实激发起了理论家的思考的兴趣、解释的冲动和新的理论建构的欲望。反过来说，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与批评首先也应当成为对于文学创作本身的新话题的理性说明，而不是为了成为西方某种文学理论在中文世界运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在当前要进一步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再仅仅沿着20余年来“国门开放”、不断追踪西方文论动态的选择是大有问题的，因为，一个民族关于它自身文学现象的归纳和述说在本质上是为了证明它自己的生命力量，归根到底来说并不在于厘清影响着与外来文化、外来诗学的关系（尽管这也仍然可以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当然，我们也不可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是重新回到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缅怀与追忆当中。弘扬民族文化传统是可以理解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认真发掘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也是当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但是我们却不可陷入到另外的一个自我封闭的思路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所谓的民族传统并不是在与西方文化传统的“二元对立”的立场上才有价值， “民族化”和“传统性”的生成一旦被置于与“现代化”和“西方性”相对立的立场，那么这一命题所能够包含的空间也就十分的狭小了，在被切断了与当代生存的有机联系之后，它事实上只能是既往的一套已经成型的思路与概念的运用而已，前些年已经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失语症”的问题，意在揭示西方文学理论对于现代中国文学思维的浸染，在我看来，袭用外来文学思想还仅仅是一个更深问题的表象，这里的关键还在于自我文学感受的丧失，当自我感受一旦丧失，那么我们关心的就不再是我们文学实际遭遇了那些“问题”，我们又该怎样运用自己的思考来分析这样的问题，袭用外来的文学思想不过只能自我感受丧失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我们忙碌于横向的“翻译”而无暇他顾固然会导致可怕的“失语”，同样，如果一味忙碌于纵向的“继承”也依然会令人遗弃当下，这自然也属于可怕的“失语”。
回首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我认为，对于未来学术思想的拓展而言，重要的不是已经存在过的中外文论遗产如何为我们研究者加以继承、学习的问题，对现代中国发生的文学现象如何加以准确体会和思考毫无疑问应该成为我们工作的中心，我们“前沿”的学术应该这样建立：一个文学批评家准确地发掘自己的文学感受，使之上升成为一种独立的思想形态与批评方式。每一个有志于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学术“前沿”的学者首先应该思考的是现代中国的文学环境究竟给我们的作家提供了什么？中国当前的作家是怎样感受和描述这样的环境？与外国文学及中国古代文学比较，现代中国作家的文学感受与文学表达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这样一些“问题”的解决便形成了我们新的理论设计，而这样的理性设计必然区别于西方，也区别于我们的过去，代表的是我们自己的新的批评的趣味，属于新批评的命题。学术的发展“前沿”就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呈现了出来。
（李怡，1966年生，重庆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通讯：四川成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邮编：61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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