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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红旗谱》为例
可以说，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把《红旗谱》作为“在漫长的黑暗统治年代，一代革命农民向反动势力冲锋陷阵的悲壮历史”[1]来解读的。在《红旗谱》的阅读和阐释过程中，虽然也有人注意到它对冀中平原上知识分子的生活史和斗争史的描写，但并没有像梳理农民革命的英雄谱系那样，去梳理《红旗谱》中这些知识分子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之间的渊源和关系。而事实上，《红旗谱》在讲述农民革命的悲壮历史的同时，书写着现代知识分子和乡土中国的复杂关系，并且从它自己的角度改写了现代文学传统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谱系的理解。
一
现代中国文学对知识分子命运、道路以及其精神世界的书写达到相当的深度，从20世纪初鲁迅的《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到40年代钱钟书的《围城》、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几代作家的努力不断丰富着现代知识分子题材的写作传统，并且确立了现代文学传统的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谱系。但到了《红旗谱》酝酿、写作和发表的时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可以这样说，如果此前知识分子题材的文学书写版图是不断拓展的话，到《红旗谱》写作的年代则是对这样的拓展予以规范和定型。在总结解放区文艺运动时，周扬就曾经指出：“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了作品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工农兵群众在作品中如在社会中一样取得了真正主人公的地位。知识分子一般地是作为整个人民解放事业中各方面的工作干部、作为与体力劳动者相结合的脑力劳动者被描写着。知识分子离开人民的斗争，沉溺于自己小圈子的生活及个人情感的世界，这样的主题就显得渺小与没有意义了。在解放区的文艺作品中，就没有了地位。‘五四’以来，描写觉醒的知识分子，描写他们对光明的追求、渴望，以至当先驱者的理想与广大群众的行动还没有结合时孤独的寂寞的心境的作品。无疑地是曾经起过一定的启蒙作用的。但现在，当中国人民已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斗了二十多年，他们在政治上已有了高度的觉悟性、组织性，正在从事于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运动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尽一切努力去接近他们，描写他们，而仍停留在知识分子所习惯的比较狭小的圈子，那么，我们就将不但严重地脱离群众，而且也将严重地违背历史的真实，违背现实主义的原则。”[2]
值得指出的是，和现代中国文学的历次题材、主题的调整转换不同，这一次的题材、主题的调整与转换明显带上了深刻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印记。文学在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对现实和历史重构与想象负载着宏大的主流意识形态内容。换句话说，文学书写一定程度上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化表述。而且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巩固，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学化表述不仅是停留在一般的理论倡导之上了。具体到我们现在讨论的以知识分子为书写对象的文学内容在新中国的文学版图中意味着逐渐地边缘化，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以知识分子作为书写对象也预设了其从属于工农兵的地位。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红旗谱》的阅读和阐释过程中，轻忽小说中知识分子生活史和斗争史的内容。
二
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冯贵堂、严知孝、江涛因其出身和政治取向分属不同的阵营，当共产主义信仰成为唯一的取舍杠杆时，小说的情节框架和价值立场自然也被简化。江涛和冯贵堂的阶级敌对以及严知孝的居中摇摆不但左右着小说情节也决定了人物的阶级归属，这保证了写作者“政治原则”的正确，但问题是，像梁斌这种依赖丰富的个人经验进行写作的作家，小说中的人物既是阶级符号，同时又不能不带上其革命生涯原生态的现实内容。因而，对于他们而言，写作过程中，如何在保证“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尊重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显得很微妙。在谈到《红旗谱》的创作时，梁斌说：“《红旗谱》中，关于政策问题曾经反复酝酿，开始也曾想正面批判‘左倾盲动’思想，后来想到，书中所写的这些人，在当时都是执行者，当然也有责任，但今天在文学作品中写起来，主要写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英勇，这样便于后一代的学习，把批判的责任留给我们党的历史家去写吧！”[3]在这里，写作者其实说出了他自己的“写作原则”，那就是区分写作中的文学情感体验和历史理性判断，这种区分使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对人对事倾注的情感内容常常超溢出“政策问题”。应该说，这种写作过程中对“政策问题”的离经叛道同样体现在写作者对现代知识分子的书写上。因而，当我们不拘泥于用阶级身份去考察《红旗谱》中知识分子，我们就能发现《红旗谱》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道路之间的隐秘关系。
三
先说冯贵堂。从冯贵堂的精神谱系来看，他应该属于现代文学中的“财主底儿女们”一支。按照小说中的介绍，“他上过大学法科，在军队上当过军法官。上司倒了台，他才跑回来，帮助老爹管理村政，帮助兄弟们过日子。”如果在这里，他的知识和精神谱系还有些模糊的话，小说通过他和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严知孝的同学关系牵带出他的精神源头的丝丝缕缕。我们可以肯定的指出冯贵堂和严知孝一样都是在“五四”文化运动中成长出来的现代知识知识分子。撇开小说中，冯贵堂和村民们的阶级对立，冯贵堂在乡村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和父亲冯兰池的冲突显然具有丰富的文化意味。还是回到小说中，以冯贵堂父与子的几次冲突为例，从冯贵堂自己的陈述和冯兰池对儿子的指责，我们大致能够勾勒出父子两代的精神面影。父亲冯兰池的话语世界是围绕土地和庄稼展开的，当然，我们不回避这中间隐含的血腥的阶级压迫，但同样要指出的是土地、庄稼和乡土中国的悠远纠缠以及土地、庄稼的文化隐喻。就像小说写作者所说：“他这种思想，从远祖遗传下来，压在心上比磐石还沉重，就是有千百人的力量，使不齐劲，也难撼动他古老的心灵。”即便如此，当我们思考冯兰池对土地的攫取，除却我们已经阐述的阶级本性，其中是否包含着这种沉重的文化惯性和惰力？相比较而言，冯贵堂的话语世界和现实世界要丰富、驳杂得多了。从小说中，我们知道，冯贵堂不仅强调“对于受苦的人，对于种田人，要叫他们吃得饱，穿得暖，要叫他们能过得下去。”而且“把大庙拆了，盖上学堂。”除了这两方面，冯贵堂还有的理想就是改良村政和农业的商品化。细究下来，冯贵堂的革新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而他采用的话语也是20世纪先进知识分子拥有的“民主”、“科学”以及“人道主义”等等。应该说，熟悉20世纪中国历史的我们自然能够判断出冯贵堂的乡村改革的革命意义。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读到黄宗智的《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他在讨论华北农村20世纪农业的加速商品化的意义的一段话，也许能够使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冯贵堂在乡村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黄宗智认为：“经济作物的种植，同时提高了小农的收益和成本，因而导致了他们的分化。” [4]因而，我们在对《红旗谱》的人物形象研究中，除了阶级分析的视角，必须导入文化视角，在现代性背景下审视冯贵堂的形象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
再说严知孝。这位北大国文系毕业的学生，年幼的时候，一说到“为民众”、“为了国家”，“心里的血就会涨起潮”，他参加过五四运动，亲眼看见过打章家祥，烧赵家楼，读过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五四退潮后，在保定第二师范教国文，在育德中学讲国故。严知孝的形象引起我们思考的是在时代的动荡中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衰退和操守坚持。严知孝的“茅屋三椽，老枣数株，三亩园地，一口小井，一把辘轳”，“以娱晚年”的田园生活理想在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是有代表性的，现代中国类似严知孝这样由反叛到败北，由败北到复古主义，由进而退，由入世而顺世、避世的人生轨迹几近现代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宿命。而在保定二师学潮严知孝的挺身周旋则让我们感佩现代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和大敌当前的民族气节。
四
从文学书写的角度来看，冯贵堂、严知孝这一代知识分子曾经是现代文学关注的焦点。他们的命运道路，他们和时代错综复杂的关系，他们在时代急流中的挣扎、沉浮，这一切以其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思想内容成为现代作家想象和书写的灵感资源。
事实上，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宽松的背景对冯贵堂、严知孝的人生道路进行理性的审视。有研究者曾经概括出现代知识分子的两条人生路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走的是这样两条道路：或者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参加革命斗争，或者是在反动政权下从事他们自称是‘工业救国’、‘抗日救国’、‘教育救国’、‘卫生救国’的一类工作。……这样一类知识分子的大量出现，是五四运动以后的现象。这些知识分子一般都在当时感受过科学和民主精神的影响，抱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所谓‘工业救国’、‘科学救国’等等实际上也是对封建传统思想的一种否定。”[5]但《红旗谱》写作的时代语境，给书写知识分子厘定的文学版图，决定了写作者对冯贵堂和严知孝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写作预期。从现实的角度上，在时代浪潮的不断抛掷过程中，冯贵堂、严知孝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隐含着沉重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性的命运背后应该有一个更为沉重的人格缩影和灵魂世界。在《红旗谱》写作之前的40年代，文学在书写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和灵魂世界已经提供了像《科尔沁旗草原》、《财主底儿女们》、《围城》这样堪称典范的作品。而事实上，从文学关注对象的角度，《红旗谱》中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应该和这些40年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但新的时代所确立的写作规范改变书写现代知识分子的写作路径。虽然《红旗谱》从时序上接续了40年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但却没接续像《财主底儿女们》对冯贵堂、严知孝这一代知识分子涅槃和新生的精神动向所预留的人生悬念和文学远景期许。《红旗谱》这样的红色经典不可能追溯他们的精神渊源，为他们的悲剧命运唱一首挽歌，只能把他们作为一个没落的阶级为他们唱一曲葬歌。他们注定和他们所走过的黑暗时代所摈弃，而像江涛这样新的知识分子注定走上历史的前沿。
从精神谱系的角度，江涛这一代知识分子和冯贵堂、严知孝这一代知识分子应该有着渊源关系。以严知孝和江涛的师生之谊，江涛的精神世界不可能不濡染上严知孝的色调和气息，就像严知孝和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之间的纠结缠绕。但以我们对《红旗谱》的研究来看，写作者所关注和强调的不是这种精神因袭的接续，反而有意识地淡化，甚至无视这种精神承续的存在。可以这样说，在《红旗谱》中，写作者有意改写了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从断裂史而不是因袭史的角度去重写江涛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具体到小说的写作中，血缘和知识谱系成为这两代知识分子精神分野的重要指标。现在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写作者要如此在乎江涛的贫农出身和贾湘农的工人出身。如果说，这种血缘优越的原则还不足以强调这两代知识分子之间的断裂，那么从知识谱系的角度对马克思社会分析理论的接受和在实践中的运用则使这两代知识分子真正地势同水火、行同陌路。不同的精神父亲繁衍出不同的精神之子。严格地说，《红旗谱》的兴趣似乎并不在于对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衡长论短。事实上，许多东西是以一种不证自明的姿态进入写作者的写作视野的。从新一代知识分子严萍、冯登龙和江涛的志趣和分野上，我们能很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在小说中，写作者有意无意地写到严萍对“五四”浪漫小说的迷恋，为她预设了一个需要被改造的位置。
在写作者的理解中，一个人的血缘和知识谱系规定了不同的人生方向。在这里，写作者有意回避了现代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选择过程中的不断摸索，歧路彷徨以及其中丰富、复杂的现代思想内容。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文学命题。同样，这样的精神成长过程也应该是一波三折的。但先天的血缘和后天的知识谱系将这些写作过程中可能遭遇的障碍一一化解。值得指出的是在小说中，血缘和知识谱系几乎发展成规定着人生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我们留意一下，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写作者敢于冒险地不断强调乡村知识分子江涛和周围世界的差异。就像小说中朱老忠说的：“耪大地自有耪大地的材料儿。象二贵、庆儿、小囤，这是做庄稼活的材料儿。象小顺，是学木匠的，大贵，是当兵的材料儿。你（江涛）呀，我一看就明白，是念书人的材料儿。”朱老星干脆说：“你（江涛）虽说是生在乡村里，长在种地人家，总归是读书人，琢磨不出咱庄稼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而事实上，如果不对江涛的知识身份予以剥离、强调，所谓的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相结合的命题就难以展开。江涛的双重身份使写作者可以轻松地避开这个命题展开过程中的知识分子自身改造的复杂和沉重的心理内容。正是血缘的革命因素使江涛从知识身份上讲虽然是周围世界的异数，但从精神谱系上，三代贫农，祖辈拥有革命传统，根正苗红，而同样出生在乡村的冯贵堂却有着不同的精神源头。在反割头税中他和父亲的冲突中对乡村民众的轻忽一定程度上是他对乡村的隔膜。冯贵堂的血液里没有那种出身草野的朴素的草根精神。他对乡村是凌驾的、居高临下的。从这种意义上将，江涛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植根于乡村大地，而冯贵堂则注定是乡村的多余人和没落者。因为从文化的角度，他不可能融入父亲的一代，从阶级的角度，他的出身、他的精神父亲注定了在20世纪中国乡村的这场革命中站在整个贫穷乡村的对立面上。
五
在梳理了《红旗谱》中知识分子的精神谱系之后，我们可以进而思考乡村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复杂关系。某种程度上，中国乡村是自足而封闭的，但就文化空间上讲，中国乡村又具有开放性，从《红旗谱》中我们看到乡村可以轻而易举地接纳像冯贵堂这样的落魄官员，而且只要找到合适的路径，各种强势意识形态也可以在乡村长驱直入，这就是贾湘农、江涛所引动的农民革命为什么能够滋生的土壤。然而，富有意味的是两代知识分子殊途同归的是他们能引动乡村的革新的都是物质利益层面的东西，江涛领导的反割头税如此，冯贵堂在乡村推行的农业商品化在数十年之后的中国乡村也得到了遥远的回响。而像冯贵堂的拆大庙、办教育、村政“民主”化这些触及乡村文化和传统根基的东西却为乡村所排拒着。从这里，我们也许能窥清从“五四”新文化的思想启蒙到40年代的革命启蒙的转换过程中，现代知识分子的乡村理解和变革策略。就像我们前面指出的撇开阶级对立，这两代知识分子在面对中国乡村时有没有他们可以沟通的东西？冯贵堂从地主家庭内部发动的革新和江涛他们从底层草根引动的激进的乡村革命有没有可以通约的地方？历史没有为他们提供各擅其长、一较长短的机会。当然这不是《红旗谱》关心的话题，但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现代知识分子如何进入乡土中国，对乡村进行启蒙和改造是现代文化史、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从“五四”时期的“到民间去”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文章下乡、文章入伍”。而在《红旗谱》故事展开的背景，那片广阔的华北大地上就曾经发生过晏阳初组织的定县乡村改造运动。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次乡村改造运动对《红旗谱》的写作造成过影响，但冯贵堂的乡村革新理想和实践总让我们感到他们在精神倾向上的相通。
应该说，冯贵堂和江涛这两代知识分子的分野从表面上看是阶级的鸿沟，其内在隐含的却是深刻的文化理想的裂痕。仔细深究下去我们能触及到的是现代和保守、激进和稳健的复杂文化隐脉。黄宗智提醒我们注意中国革命在冀鲁西北地区的基本社会经济背景：“一个经历数世纪之久，在内卷和阶级分化双重趋势之下而形成的贫农经济。在此经济中，阶级分化和高密度的人口两个因素，相互加剧了贫民负担和苦难。”[6]江涛他们理解、洞悉了这样的农村现实，这决定了他们在乡村发动的这场农民革命势如破竹。而冯贵堂他们却看不见这些，他只能看到：“乡村里人都是死脑筋，净想逮住兔子才撒腿。你要是想对耕作方法有所改良，比登天还难呢！”“老辈子人都是听天由命，根据天时地利成什么样子。我却按新的方法管理梨树，教做活的按书上的方法剪枝、浇水、治虫。梨子长得又圆又大，可好吃哩！可是那些老百姓认死理，叫他们跟着学，他们还不肯，看起来国家不亡，实无天理！看人家外国，说改良什么，一下子就改过来，实业上发达得多快。”这样的乡村理解决定了冯贵堂在乡村的寂寞和孤独，“咱倒想办办这些好事，叫人敲锣集合看我剪枝，一个人也不来。”这种寂寞和孤单让我们想起江涛刚到乡村宣传反割头税在老套子家的遭遇。贾湘农说：“文不对题，能做出好文章了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现代知识分子的漫长摸索中，江涛他们似乎已经找到进入乡村的路径。那么对冯贵堂他们的悖时、孤单的坚守和对理想的践行：“在目前，我的努力方面，是把地里都打上水杆，买上水车。要叫我的棉花地上长出花堆，玉米地上长出黄金塔来。”假如撇开阶级偏见，我们是否也能给予他们以理解和同情呢？
参考文献：
[1]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中国新文艺大系 理论史料卷》（1949—1966），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41页。
[2]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中国新文艺大系 理论史料卷》（1949—1966），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94页。
[3]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 梁斌专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第18页。
[5]黎澍：《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参见《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论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282页。
[4][6]黄宗智：《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41、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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