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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意义的深度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秦敬
2012-09-29 1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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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几年来，重庆诗人姚彬的诗歌写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他以主动介入当下正在生成的城市生活的热情，编排处理日益复杂的生存感受的能力成为他所生活的那座城市的忠实记录者。在其诗歌中存在着语言的两种向度（即双重叙述及反讽的普遍使用，诗歌语言对日常语言的挣脱与超越）和诗歌写作经验的两种维度（即“城市”与“乡村”的平衡与倾斜）。正是在对这两种向度（维度）的有效控制中，姚彬的诗歌写作走向了意义的深度

    [关键词] 诗歌语言 双重叙述 创造 乡村经验 城市经验

    在涪陵诗人姚彬开始热爱诗歌并为之付出高考失利的惨重代价的90年代初，正是当代诗坛因了一两位诗人的死而忽然盛行“神性写作”之时。在工业文明向农业文明大规模推进、商业化日益加剧的当时，“神性写作”作为帮助诗歌廓清立场、站稳脚跟的一种暂时性写作策略，还是行之有效的。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它暴露了一些诗人在主动介入当下生活，编排处理日益嘈杂、严峻的生存感受方面的无知和无能。而自称“俗人”的诗人姚彬是幸运的。这位1972年在远离文化中心的涪陵农村出生的青年，既没有承载过此前中国诗人曾长期承载的意识形态冲动（或焦虑），也没有在一种被规定了视野和框架的乌托邦幻想中思考和写作过，更从未隶属于“知识分子写作”或“民间写作”的任一阵营（至于姚彬本人所代表的“现在主义”诗群，笔者更愿意将之看作是闯荡于诗歌“江湖”的几个朋友的相濡以沫和意气相投）。凭藉着对诗歌的单纯热爱和天赋的使用汉语的能力，姚彬干净利落地楔入了当下生活的表层并进入了它的内核。他以叙述功能惊人庞大和芜杂的诗歌写作成为他所生活的那座城市的忠实记录者，同时也自觉地坚持着一个富于充溢的激情且不乏智性和理性的诗人发现、创造语言的权利。他在以一个“奔跑者”的身份热情拥抱当下正在生成的城市生活的同时，也从写作经验的另一个维度保存了对乡村生活的历史记忆。在对这两种向度（维度）的有效控制中，姚彬的诗歌写作开始走向意义的深度。

语言的两种向度

    现代中国诗歌是走向民族现代化的中国人的生命意识的表达。所谓“生命意识”指的是“人的一种区别于日常生活状态的内在精神存在方式”，它具有“比日常生活更微妙更深厚的意味” [1]。现代诗歌就是对这具有“意味”的“精神存在方式”的直接述说，是对语言的“裸写”，它的本质必须通过语言的本质来理解和表达。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本真的诗绝不是日常语言的某种较高品类；毋宁说日常语言是被遗忘了的因而是精华尽损的诗。”[2]那么，在充作全部日常生活材料、具有明晰意义指向的日常语言和诗人的“本真”的诗歌语言之间，就必然存在某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一些诗人那里可能终身你争我斗但始终引而不发，而在另一些诗人那里则势必导致某种裂变并互为依托各行其是。姚彬的诗歌语言就是后一种情形，他的诗歌语言同时存在两种向度：一是双重叙述与反讽的普遍使用，二是诗歌语言对日常语言的挣脱与超越。

    双重叙述亦即“在同一首诗歌中同时存在着诗人的叙述声音和作品自身的叙述”[3]。从诗歌的表面上看是诗人在控制着作品，而作品的自身叙述却在一种试图挣脱控制的反向滑行状态中出现了类乎巴赫金所说的小说的“复调”，也即是说作品中出现了“两种争辩的声音”。姚彬最著名的组诗“俗人姚彬”系列即是明显的双重叙述。“俗人姚彬”包括作于1997年的《我是俗人姚彬》、作于2003年的《俗人姚彬之二》、作于2004年的《俗人姚彬之三》、《俗人姚彬之四》、作于2005年的《俗人姚彬之五》等五首。在“俗人姚彬”系列中，来自于诗人的叙述是表面自我抑制实则积极推进的，丰富的叙述语调和特有的音质变化，使我们很容易在诗句的每一个“拱起的部分”准确地捕捉到。在《我是俗人姚彬》里，诗人自比为“一粒空谷／躬着腰站在田埂上”“一株不适时的植物／牛不啃一口／马不踢一脚”，他坦率地自白：“男性，O型血，农民／以诗歌为口粮／晚上睡女人和狮子”。在诗中，来自于诗人的叙述是平静的、自我抑制的，而作品自身的叙述则语调昂扬、姿态高傲，自我的扩张虽不事张扬但清晰可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挤压。而在“俗人姚彬”系列的后几首诗里，情形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随便你把怎样的灾难给他／姚彬可以接受／随便你把怎样的幸福给他／姚彬可以享用／姚彬对朋友说他一直这样严格把握自己”“聪明的姚彬偶尔想起三年前／譬如农民姚彬，诗人姚彬／记者姚彬，牛皮姚彬／三年后／姚彬是什么呢？／姚彬很聪明吗？／姚彬起码会不停地这样想”（《俗人姚彬之三》）在饶舌的、自我表演的、颇有几分耍赖皮似的无畏（无谓？）的作者叙述中，诗人真正的自我却隐匿起来，作品自身的叙述以被动、承受的语调显示出某种延宕和疲软。诚如西川所言，“我本人叙事的出发点不是主动“揭示事物的某一过程”，而是对生活的被动接受……。”[4]或许是在创作间隔长达近九年的“俗人姚彬”组诗的写作过程中，诗人渐渐理解到社会和时代那难以言说的诡谲、芜杂、惊险之处将更为隐蔽，西川所谓“生活的被动接受”在姚彬那里或许就意味着诗人将不得不在生活的更深层面上掘进和冒险。因而作品自身叙述中基于个人独特的精神指向的关于“俗”的言说消解了诗人叙述中来自于公共话语和日常经验的规定性的“俗”，这使得“俗人姚彬”系列的讽喻性意味十分耐人琢磨。而在晚近创作的形式颇为造作的《相似》一诗里，双重叙述因为反讽手法（克制叙述）的加入更显出复杂的内涵。“前面走着的那个女孩／她的背影和你多相似／我说的是苗条／她的屁股和你多相似／我说的是丰满”“她的耳朵和你相似吗／我说的是怀疑／她的脸和你相似吗／我说的是诱惑”全诗以12个感觉的碎片连缀而成，双重叙述以互不相让之势在同一平面上展开。值得注意的是，在诗人的每一个试图开始的具体而微的叙述努力之后，作品的自身叙述皆以内涵高度抽象的公共话语自动跟进。在更为强势的、咄咄逼人的公共话语面前，客观事物被抹去了它原先可能具有的生动可触、鲜活有力而变得模棱两可无法辨认。冷静自持与雄辩，捕捉与逃逸，个人隐秘与大众共享，这些相互反对着的复杂感觉在诗人的克制叙述中步步退让渐成颓势，它以诗人在诗歌结尾处的无所作为而告终。

    那么，诗人姚彬将不再是生活的掌握者而是无能为力的被束缚者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巴枳文化的顽强不绝的生命力，它的游离于中原强势文化传统的历史造就了诗人姚彬那充溢着激情、耿介、狡黠的生命意志。面对都市生活那“一日长于百年”的机械化和复制性，诗人仍旧鼓荡起破坏、言说、重建的自信和勇气。《遇见一个我很爱的姑娘》里“我”在公交车上遇见一位很像“我”曾经深爱过但弃“我”而去的姑娘。“我不停地讨好她／她不停地讨厌我……我不停地假设她对我的讨厌”于是“我”开始了一次短暂的精神漫游。“其实我只是给她让了座／她不停地逗怀里的孩子／她没和我说一句话／甚至没看我一眼／我在旁边兴奋地站着”诗歌文本的表层试图向读者讲述一幕都市里可能发生的司空见惯的类似“艳遇”的场景：在公交车上，两个原本陌生的青年男女注意到对方并交谈起来，后来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故事。于是“公交车”由承载“指向一个相同的终点”的公众意义中抽离出来，变成了创造一种只关乎个体的私人化生活的开始。然而文本中同时呈现出的诗人的叙述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我”浮想联翩的结果却仅仅是给“她”让了座。“遇见”这个蕴含了创造多种可能性的词语被缩小了语义范围变成了单向度的“看见”，而引导诗人进入其恋爱记忆的“姑娘”实际上是一个普通的怀抱小孩的陌生妇女。然而还是有些什么留了下来：语义的缩减和想象（回忆）的错位实质上意味着诗人主动介入世界、建立个人与他者的联系的努力。诗人以孤独而短暂的精神漫游破坏了日常生活的机械化和复制性，诗人也由生活的被动承受者一跃而成为了生活的创造者。“我兴奋地站在那里”昭示着诗人明确地看见了这微妙的变化，看见了不厌其烦地模仿着它自己的“生活”在“语言”的进攻面前坍塌下来，于是他“兴奋”地独享着创造者才能独享的快乐。诗中，日常语言仍旧保持了它板结的、僵死的原貌，然而由诗人的主观精神制约着并听从了这制约的诗歌语言却从日常语言那光滑的表面挣脱出来，使看似缩小了语义的词语内部发生了一次不动声色的扩张。当然，姚彬诗歌中语词的这种扩张有时又是惊心动魄的，“两种争辩的声音”并不在平面化的日常语言的内部作自我裂变，而是在诗歌语言“所指”的两种互为反动的“能指”中出现。“在开始之前，在我没有发言之前，灯火辉煌的涪陵饭店21层／举行的神秘会议没有任何意义，我不去知道的事物失去了存在的光彩”（《我的矛盾方式》）在没有诗人洞察和介入之前，事物保持着它混沌而蒙昧的原貌，而诗人自己也在程式化的秩序中“冷静地操持着日常生活”，机械而自动地“寻找着鱼的肉和刺的整齐排列”，而日常事物也并未越过其自身的限定：冷漠的“鸭肠”引发不了怀念的衷肠，“浮动的香菇”亦不是诗人“自己的面孔”。然而经过诗人的“叙述”、“穿过片刻的宁静”并“回来”之后（也即是让日常事物经过人的叙述、冥想并加以还原之后），诗人和他言说的事物之间， “能指”瞬间膨胀，细小具体的“鸭肠”、“香菇”迅速扩张为庞大抽象的“土地”、“天空”、“月亮”。细小具体的不可感知与辨认，庞大抽象的倒显出“可怕的真实”（有时甚至诗人自身也免不了对语言创造出的“可怕的真实”感到疑虑和恐惧。“谁的大溪河，怎么和我那么多关联”《黄昏》）那么到底是诗人的诗歌语言挣脱了日常语言的束缚，以极具个性的言说重新创造了日常生活并与之“发生了新的牵连”来得真实些呢，还是日常生活经由诗歌语言的创造再度蒙蔽了诗人来得更为真实？抑或诗人不过是“完成了我最无知的设计”？这正是姚彬的诗歌语言最令人困惑之处，是属于语词的创造者个人的秘密，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仍然需要诗人和诗歌的理由之所在。

经验的两种维度

    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在具有悠久而伟大的古典诗歌传统的中国，“现代人的生命从整体上已经破碎、苍白、残缺，从根本上已与唐诗时代的人类属于截然不同的世界”[5]。而乡村以及乡村生活相对凝滞、封闭、稳定的特点，它长久保持的与自然山水的亲和关系，使得它必然成为几乎每一个现代中国诗人渴望进入而又永不可重临的乌托邦，“乡村”总是和现代中国诗人在精神层面上“带着乡愁回家”的渴望联系在一起。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当代许多中国诗人那里，“乡村”作为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对抗性的存在总是与势利的“城市”成对出现。这与其说是出于诗人综合处理复杂现实的艺术才能、实现其有效艺术创造的职责使然，不如说是现代人自身必须面对的悲剧性的宿命。几乎没有人不对城市那强大的侵蚀性、吞噬力感到压力和恐惧，然而又几乎没有人不深深地诱惑于城市表面的骚动与喧哗，渴望深入它的蕴藏着多种变化可能的内核，何况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经由商品经济大潮全面冲击以后的中国乡村已不复旧时田园牧歌式的和谐宁静。
    然而，在中国西部的重庆，在重庆的重要辖区涪陵，在涪陵的城乡结合部居住多年的诗人姚彬那里，情形稍有不同。一方面，作为一个血统纯正的农民，姚彬的诗歌写作是在经验和感受的层面上对过往乡村生活的裹挟着的记忆碎片的不断地“重返”。而另外一个方面，在城市多年拼杀已获取城市身份的他还得不断寻找一种与当下的城市生活相适应的个人叙述方式（不包括生存层面上供职于一家报社的 “记者”的“叙述”），一种也许并不承载崇高的思想和漂亮娴熟的技巧，但一定能够承载复杂经验的包围并且一定不能被日常语言、公众生活所摹写的叫做“姚彬诗歌语言”的坚硬锐利的东西。在姚彬的诗歌中，“乡村”经验并不直接与“城市”经验相对抗，也并不作为在城市泥足深陷、“乐不思蜀”的现代人一旦受伤便即时生发的“伪抒情”的背景。在姚彬那里，“乡村”和“城市”是造就他复杂的文化视野、构成他个人独特的叙述方式的同样强大的两极。当这两极处于平衡状态时，城市生活中相对缓慢宁静的与乡村经验“同构”的那一部分便如《亚林布庄》一样以一种惊人的优雅曼妙展露在诗人面前。“我站在天桥向右看／绕过一群美丽的女子／亚林布庄便和我近在咫尺了／那是一个夏日的黄昏／阳光拍打在亚林布庄的橱窗上／一点一点地流落在街头／下班的交通车在睡意里挣扎”这是一首颇有意境的诗。隐藏在城市深处的一些与城市人功利性生存无涉的、平平常常的景物（小小的布庄，橱窗上的阳光，下班的交通车，街头被丢弃的草帽，一只花蝴蝶，几件时装），在自然流动着的诗人心灵的照拂下，焕发出奇异的光彩。而诗人也在物我相融、相互映衬的一刹那发现了自己。一座城市把它被生存重重挤压、被时间扭曲覆盖、被欲望和野心层层包裹着的朴素和真实向诗人敞开了，一座城市在呼唤真正理解它的诗人与它相认。 “其实现在想起来／那时亚林布庄里／有一个像我妈妈的老妇人／在阳光和花布间走来走去” 这一瞬间，诗人自我感动、自我发现的心灵重返了记忆中的乡村。当然，“乡村”与“城市”这两极所达成的平衡有时并不完全依赖于诗人的刻意寻找。只要诗人停止在城市表面的“奔跑”，诗人的心灵苏醒着，诗意的到来就可能猝不及防。“柿子树老了，静静地站着／一双老脚伸进泥塘里”（《池塘边的柿子树》）简单的事物，纯粹的抒情，有着日本俳句似的洁净和韵律。
毋庸讳言的是，在姚彬的诗歌中，乡村经验与城市经验处于平衡状态的情形是少有的。个人经历的坎坷，获取“城市人”身份所必需的拼杀，“记者”的特权与便利，这一切使得姚彬更多地拥抱着当下的城市经验而决不会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乡土诗人”。“乡村”并不是他诗歌言说中最为丰富的资源，作为支撑姚彬创作的同样强大有效的两种维度，“乡村”经验并不时时与“城市”经验保持均衡的对视，有时它会呈现出被吞并之后的软弱无力。从本质上看姚彬当然还是一个朴实的“农民”，但在城市里常年辛勤的“搬运”生涯也赋予他控制情感、精于“算计”的冷静和缜密。“从风门垭到我的小阁楼／有三条路可走／一条路下山坡，沿木洞河走／可以欣赏到垂柳，这条路最轻松／一条路沿着公路走／步行需要55分钟／可以遇见很多熟人／如亲戚和小学的同学／可以向他们说起城里的新鲜事／打摩的需要12分钟／可以很快回家／遇见熟人点个头继续跑／可以节约几根烟” （《回老家》）“还乡”是极方便的，一旦想起就立马可以动身，诗人再无“近乡情怯”的激动和无措。乡村的景物和人物是极熟悉的，意外相逢的诧异、惊喜被“城里人”从容冷静的安排、反复的权衡比较所替代。“一条路先沿着平路走／拐几个弯，再上坡下坡／要经过一片坟地／这里安葬着我的爷爷奶奶／需要115分钟，有时需要135分钟”甚至亲情，对死去亲人的怀想，连同过往岁月中那些生动丰富的细节都被不动声色地精确计算和度量。叙述情感的有意克制，冷静到近乎冷漠的叙述方式，从中透露出的信息是令人震惊、悲哀的。“乡村”经验被统摄于胜算在握、主动进逼的“城市”经验之下，毫无反击的可能，两极的一端开始退让，向另一端倾斜。而在乡村经验与城市经验的两极间不停游走的诗人，面对这退让和倾斜是无能为力的。在创作于2004年的组诗《家庭书》里，关于妻儿的两章诗人采用了贴近的叙述视角。由于它们直接指向当下的生存，指向正在生成、不断展开的城市生活，是即时性的，因而诗人对这部分的叙述是主积极的、主动的、有力的，叙述节奏轻快而热烈。而关于乡村的那部分（父亲的晕眩和不可医治的胃病，妹妹们由可爱纯真的少女变为势利做作的妇女，日渐衰老令人痛惜的母亲），诗人采用了一种有节制但可辨析的远距离叙述视角，引发的是回忆特有的某种犹疑和模糊，诗人对此部分的叙述是消极的、被动的、无力的，叙述节奏显得疲乏、冷静。无能为力，无以为报，大概是姚彬叙写乡村经验的许多诗歌的共同情感，“我祈祷乡邻所有的豆子都不发芽∕我也是瓦缸里虫蛀了的豌豆种啊∕帮不上母亲什么忙”（《一种生活：种豆得豆》）
    诚如姚彬自己在2003年7月涪陵区文联、作协为其举办的作品研讨会中所指出的那样，“我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狂妄的人，任何文字总逃不出我的影子，我的身体和思想随时都在漫游，但始终打动我的是现在时，所以我不是孤独的。”。从《L街》到《S巷》再到《0号商铺》，姚彬以惊人的勇气和日渐增强的处理、综合日常生活的能力楔入城市生活的内核，他总是试图尽力去理解他的城市并与其认真对话，发现并“说出痴迷生活的种种理由”。然而城市经验的过度密集、全面扩张对诗人的创作也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从其早期的《城市断章》中对“高血压的城”的厌恶，到后期的“土地有火焰吗∕怎么总是燃不着我∕怎么总是不能让我疼∕只有复习天空的伤口”（《日子》）中的麻木；从《声音在窗外高悬》中对被设置的恐惧，到《奔跑》中反抗设置的“飞翔”的渴望，再到“擦过高楼，走入海底，走和飞都是一种姿势” 中的无奈（《诗的见证》）。在“乡村”和“城市”的两极间游走和奔跑着的诗人，在忽而平衡忽而倾斜中和土地交流，和时间对话。然而，“我知道我是一步一步走的∕但却无法控制快和慢”（《诗的见证》）如同姚彬自己也清醒地意识到的那样，摹写与创造，谙熟和陌生，言说和虚构，亲近和逃离，在这些互相反对、互相指斥、互相吞噬着的种种矛盾面前，诗人还要撑持多久？或者，正如有先见的论者几年前就已关注过的，“奔突与坚守的矛盾与冲突，却很难一次消弭干净，它将贯串人的一生”那么，“假如对两个层面都不想放弃”，“姚彬，你准备好了吗？”[6] 对此笔者仍有相同的担心。毕竟，要保持开放而不凝滞的写作状态，同时又在叙述语言和经验维度上作大幅度的变换，这对诗人的整体写作质量来说也许会造成一定的损伤。然而姚彬又毕竟是年青而优秀的，他和他的正在生长着的城市一样，是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美好前景。笔者愿意为此真诚地期待着。

[参考文献]
[1]李怡编：《中国现代诗歌欣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页。
[2] 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3]程光炜：《程光炜诗歌时评》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5页。
[4]西川：《大意如此·自序》，转引自李怡编：《中国现代诗歌欣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5] 钱文亮：《回到唐诗》，转引自李怡编：《中国现代诗歌欣赏》，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6]冉易光：《阳光的垄断》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
作者简介：秦敬（1968– ），女，重庆丰都人，涪陵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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