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须一瓜是近几年来“出现”的一位引人注目的女性作家，她的小说曾被称为是“2003年度最为生动的文学景观之一”，她还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中的“最具潜力新人奖”。实际上，她在上世纪的80年代便曾发表过不少精粹的小小说，是当时小小说领域中颇具实力的作家。也许真的是源于“对语言艺术的信任的退潮感”，1她从文坛上“退隐”十年，2000年后才又“复出”，重新开始小说创作。仅仅只有两三年的时间，须一瓜就以其创作实绩获得了文坛的广泛关注。所以我最感兴趣的问题就是——何以如此？为什么她能在“复出”后的短时间内重获瞩目？是否是因为她的创作具有着我们当前的文学相对匮乏而我们又深切期待的东西？或者说，这位“最具潜力”的文学“新人”的创作，是否隐含着我们的文学值得发掘与发扬的精神？
近几年来，我们经常能够听到对于当下中国文学的种种不满，人们深切地期望当前的文学重新逼近我们的现实。而我在认真阅读了须一瓜近几年来几乎全部的小说创作后，也很深切地感受到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对于现实的“重新”逼近。所以我甚至认为，须一瓜的“重新”写作正仿佛是应运而生，相当及时地响应了文学“重新逼近现实”的内在要求。这样一来，我所关注的具体问题，就是她在哪些方面逼近了现实？她的逼近具有怎样的特点和精神向度？作为一位女性作家，她对现实的逼近又使她的写作有着怎样的“女性写作”的意义？在据说我们的叙事正在变得困难的今天，须一瓜的叙事采取了哪些策略？如果我们从“挖潜”的角度来考察须一瓜的写作，又有哪些值得挖掘或亟待超越的方面？
社会杂闻中的“反常”现实
须一瓜在上世纪的90年代之初停笔之后，一度从事过律师工作，后来又在《厦门晚报》担任法制记者，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大量案件，她的通讯报道，大多也都是属于社会杂闻的“法制新闻”。须一瓜的“新闻世界”，是一个充满了冲突、杀戮与犯罪的罪案的世界。她的小说所提供的，正是这样“反常”的世界。曾有人认为须一瓜的小说“有着很强的现实感”，2我想这种“现实感”，也是指她对社会杂闻特别是其中的罪案故事这些“反常”现实的自觉书写。但在另一方面，与她的“新闻世界”相比，她的“小说世界”却又有着相当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她的“新闻世界”所表现的，只是一种表面上的“真实”，那在她的“小说世界”中，却是一种更加深刻的“真实”。须一瓜曾说过：“从概念上说，我的职业要求表述最新鲜的真实，生活的真实，社会的真实，我们置身其间的世界万花筒一般的真实。这样的真，采访多了，看多了，就会感到在它们的表皮下、真皮下、皮下组织、肌肉下、骨头下，甚至骨髓后面，还有一种真。……我认为它们是更有价值的东西”。3正是通过对一系列的社会杂闻或罪案故事这些“反常”现实背后的“更有价值的东西”的挖掘与揭示，须一瓜的小说体现了相当独特的新意与价值。
在论及小说创作不同于新闻报道的基本功能时，陈思和先生曾经指出：“在当前新闻报道普及的情况下，短篇小说的艺术功能不在于用另一种笔墨重复《南方周末》版上的新闻信息，它关心的是，通过事件的叙述如何透视出人性的内涵以及人在面对事件时所显现的精神的向度”。4须一瓜小说的一个较有价值的方面，正在于她对社会杂闻或“反常”现实背后人性内涵的深入挖掘，体现出她对人性的复杂理解。
须一瓜的小说中，人性既有着自私、沉沦与卑污等等相当不堪的恶的一面，也有着得救的希望与令人感叹的向善与美好。《蛇宫》通过一个逃犯的故事，不仅表现了绝望凄美的爱情，还挖掘出其中复杂的人性内涵，揭示了爱情的宿命、嫉妒与绝望以及人性的沉沦、罪孽与救赎。《地瓜一样的大海》中的爱弥丽和小飞天“我”即使混迹于污浊之中，放荡不堪或撒谎成性，仍然有对成人世界的恶的诅咒和对纯洁人性的向往，更是有对亲情的深入骨髓和令人感动的渴望。而在《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中，窃贼粽子和夭夭九正是因为人性尚存，才在盗窃的图谋中始终徘徊于犯罪的边缘，特别是粽子，甚至和老太婆建立了相当深厚的感情。在这篇小说中，人性的力量不仅消除了一宗窃案，还消泯了日趋严峻的社会等级及其所可能导致的怨恨与冲突。
我以为，须一瓜对复杂人性的挖掘与表现还是以《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最为深刻。小说里的故事未必会得到大众传媒的垂青，因为它并未酿成惊天血案或是其他形式的祸端，但却是常见的“乡里杂闻”。实际上，公/媳之乱正是民间谈资或民间情色想像的重要内容。而须一瓜在这一杂闻的背后所挖掘出的复杂人性却是惊心动魄，具有深刻的悲剧内涵：婆婆去世多年，父慈子孝，相依为命。晚娥的到来，更是使得三口之家井井有条、和谐美满，人性显示出相当美好实际上也很“正常”和“有序”的一面。但这一切，却被“那一天”所彻底打破——素所慈善并为晚娥十分敬爱的公公对她的不端行为引发了激烈的父子冲突，从而将家庭置入了绝境。正是在这样的绝境之中，人性显示出极度的卑污与脆弱。公公在表面的慈爱与尊长之下，竟然有着如此的卑污。而晚娥与阿青呢？“那一天”之后也与往昔判若两人，他们对父亲的嫌恶、不恭、诅咒甚至虐待取代了先前的敬爱，阿青更是像一头愤怒的野兽，内心中时常喷发出怒火，他不仅对父亲时有训斥与殴打，还会将愤怒发泄于无辜的晚娥。“那一天”的出现，突然释放出他们人性中的卑恶。就是作为读者的我们，也禁不住地为他们担忧，紧张地注视着他们困境中的奔突与挣扎。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须一瓜的叙事显示出她独有的犀利与残酷。她经常用一件突发性的事件而将人性逼入绝境，以此来迸发和释放出人性中的种种侧面。前面所述的《蛇宫》和《海瓜子》是如此，《淡绿色的月亮》、《穿过欲望的洒水车》、《怎样种好香蕉》和《噢，咖咖小姐》等作品也是如此。
《海瓜子》不仅表现了人性恶的迸发，还表现了人性的自我拯救和自我修复功能。“那一天”之后，公公同样也陷入了困境之中。他因羞耻隐忍着一切，沉默地承受着儿子的痛责与殴打。“那天之后，公公举止迟缓起来，而且经常咳嗽。有时半夜咳得嗷嗷叫，像是喘不过气来”，而且，“公公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几乎不和他们一起吃饭了。汤冷了，他就喝冷的……”。但他还一如既往地操劳。正是在他习惯性的沉默中，我们能感到他的羞耻与忏悔，看到他在人性挣扎中试图挽回尊严的努力，从而也看到了人性得救的希望。这样的希望，正以他在小说的结尾仍然要为儿子和媳妇缝制“席梦思”作为象征：
晚娥怀孕八个月的一天，在院子里晒太阳。忽然看见，公公在一张旧篾席上，铺
晒着起码两百个又大又白净的丝瓜筋。
公公还真是要做“席梦思”呢。
“那一天”以后，虽然一切都曾非复旧观，但在经历了激烈的家庭冲突与人性挣扎后，这个三口之家，正在隐约地走出困境。上面的生活图景中，怀孕了的晒着太阳的晚娥、铺晒东西的公公、“起码两百个又大又白净的丝瓜筋”，以及即将到来的新的人伦秩序，喻示着多么美好的希望啊！只要人性尚未彻底地沉沦与泯灭，就有复苏与得救的可能。
须一瓜对复杂人性的理解与表现使她对 “反常”现实的透视犀利而深刻，这样的透视显然也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但在另外的方面，却导致她对于“反常”现实特别是其中罪案故事的书写出现了“正义感的弱化”。
本来在社会杂闻和很多涉案小说的罪案故事中，警察和法院都是正义的化身，叙事的基本进程与最终目的，都在于使犯罪分子获得正义的惩罚，体现出强烈的正义感。但是须一瓜的小说在涉及罪案的时候，往往通过对罪案原因的探究表现出罪案在人性层次上的合理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弱化或消解了小说所可能应有的正义感。《蛇宫》中“那人”的抢劫银行源于其对爱情的绝望和个人境遇的失意所导致的心理失衡，而《雨把烟打湿了》中蔡水清的冲动性杀人，也是他在婚姻生活中自我个性长期扭曲与压抑的瞬间爆发。在《第三棵树是和平》中，孙素宝的杀夫碎尸是因为不堪忍受丈夫杨金虎的长期暴虐，而《毛毛雨飘在没有记忆的地方》中章利璇的杀害警察，却是其畸形恋情的失败所导致的精神变态。《我的索菲娅公主号》和《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中的进城农民“猪头”和粽子之所以走上贩黄与盗窃的道路，也是由于生活所逼。即使《淡绿色的月亮》中两位窃贼的入室行劫不无恐怖，但是作家对罪案的卡通化处理，特别是桥北对窃贼所说的“大家出来混也不容易”这样的话，不仅缓解了情节的紧张，更是缓释了我们对窃案的义愤。
另一方面，须一瓜对警察和律师等人物人性弱点的揭示，也在弱化着作品的正义感。《蛇宫》中的逃犯“那人”在突发的危险面前奋不顾身，而众多的警察却手足无措、怕怕煞煞，形成了相当鲜明的对比。《尾条记者》中的警察所长在表面上的光荣背后，一样会由于人性的脆弱而犯罪。《淡绿色的月亮》中警察谢高的故事，正是体现了芥子所难以饶恕的人性的卑怯。而在《毛毛雨飘在没有记忆的地方》中，警察郑静干脆和当事人章利璇“鬼混”在一起，最后死于非命。《雨把烟打湿了》、《尾条记者》、《肝病嫌疑人》和《第三棵树是和平》等作品中的律师形象也被塑造得冷漠、世故或是贪财。
我并不简单地认为须一瓜的写作拔高了罪犯、污损了警察，也不认为这样的写作有违于现实，实际上，须一瓜对现实的逼近由现实——“反常”的现实——人性的现实逐步深入，已经抵达足够的深度。但在另一方面，对于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其中的罪案故事所包含着的社会冲突的逼近，必然会涉及相当严峻的正义问题。这也是须一瓜的写作在对现实的进一步逼近时所将必然面对的。
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分化与转型引发了不少新的社会冲突，这些冲突的突出表现，就是我们经常听闻的形形色色的罪案故事，对此方面，许多作家也都不失其职地以文学叙事的方式有所表现。但是很多严肃的小说在书写这些罪案时，却出现了正义感的相对弱化，比如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很难在阅读中产生正义的愤怒，就案件的血腥与惨烈而言，它在近年的小说中几乎是登峰造极了，但是作家的冷峻叙述并没有形成明确的正义感，我们仍然对暴虐的凶手九财叔抱有着同情。在这篇作品，特别是在北村正面探讨正义问题的长篇小说《愤怒》中，正义感甚至偏向了“罪犯”。这样，我们就触及了一个重大而又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在这些小说中，既然“非法”的行为已经难以激发出我们正义的愤怒，法律还会是我们的正义之源吗？一个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反常”现实的逼近是否仍应持续着这种正义感的弱化？如果不应该如此，我们应该怎样建立自己的正义感？这样的正义感又来自何处？哪里才会是我们的正义之源？正义感的道德属性决定了我们在对既往的正义观念有所继承的同时，也应随着现实的巨变有所修正。因此，新的正义感的建立，正应该在我们对现实的不断逼近中逐步形成，这样的正义感，也必然会具有新的内容。对于须一瓜来说，切实地正视而不是回避其所逼近的现实之中包含着的正义问题，并且联系于她对人性的挖掘进行更加深刻的表现与思考，也许正是她在今后的创作所应努力的。
生存困境的精神逼问
须一瓜的小说经常会出现芥子（《淡绿色的月亮》）、和欢（《穿过欲望的洒水车》）、羊又（《你是我公元前的熟人》）、戴诺（《第三棵树是和平》）、印秋与晓菌（《蛇宫》）、陈禾与程心（《尾条记者》）这样一些“逼问者”形象，他们就像《04：22，谁打出了电话》中的孩子和《淡绿色的月亮》中警察谢高所讲的猴子那样，或者执意地寻找着红蜘蛛，或者宁愿放弃“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并且被一次次地“吓晕”，也要翻看石头下的东西。即使像《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和《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等作品中没有直接出现这样的人物形象，“逼问者”的功能也是由叙事人承担。文本的叙事进程实际上就是层层剥笋般地步步推进、不屈不挠地逼问真相、揭示困境的穷根究底的过程。与此同时，叙事的展开还向人物的精神世界不断掘进，充分揭示出人物在奔突与挣扎中的精神状态，凸显出作家逼问者的精神姿态。昆德拉曾要求“作家们的名字载入他们的时代、民族的精神版图”，5我想须一瓜的努力正是有着这样的意义。
须一瓜的小说所揭示的，往往都是现实层面上的社会困境与伦理困境，因此其精神逼问便都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形成了作品突出的现实批判意义。“尾条记者”陈禾和按摩小姐程心虽然处于不同阶层，他们在现实中处处碰壁、左冲右突，却是共同陷入了由政治权力与黑恶势力结合而成的无物之阵，恐怖而又无奈（《尾条记者》）。而和欢（《穿过欲望的洒水车》）和洪光辉与熊一欣《肝病嫌疑人》的困境，却是医疗与法律机构的荒诞至极与草菅人命。特别是后面二者，他们的困境却更要荒诞。洪光辉因为妻子的医疗事故案而希望熊一欣帮助他打赢官司，但与此同时，后者自己也因为肝病的嫌疑奔突于医院所设置的荒诞处境中。更为荒诞的是，他们要寻求公道的法院所采信的，却是肇事的医院自身所做的鉴定。须一瓜的很多小说都很深刻地揭示了困境的严厉、荒诞与普遍，揭示了人们在无处不在的现实困境中的苦苦挣扎。
社会困境之外，须一瓜还很注意揭示人物的伦理困境以及其中人们的精神状态。在她的笔下，伦理困境往往都表现为伦理秩序的尴尬、失衡与危机。《雨把烟打湿了》中蔡水清以他的“好”与妻子及丈人全家建立起来的伦理关系实际上一直处于危机之中，他在“好得他自己都受不了”了之后的杀人，正是其精神崩溃所导致的伦理危机的爆发。而《淡绿色的月亮》等小说所书写的，则主要是突然的“事变”使人物陷入伦理的尴尬与危机之中。无论是芥子咄咄逼人的逼问（《淡绿色的月亮》），还是和欢对丈夫的寻找与等待，以及她在此期间的“风流”（《穿过欲望的洒水车》），或者是“咖咖小姐”对客人的穷于应付（《噢，咖咖小姐》），特别是晚娥一家的痛苦（《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都表现了人们在伦理困境之中复杂的精神与生存状态。
我以为在文学写作重新逼近现实的意义上，在须一瓜迄今为止的全部作品对于生存困境的精神逼问中，最应关注的，还是那些揭示社会底层的精神与生存困境的作品。这些作品由于强烈的现实感与时代性内容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分析，起码显示了我们这个社会颇值注意的精神侧面。陈思和先生认为新世纪文学的一个具有时代性意义的重要特点，就是文学“能够直接面对当下的社会生活，把社会变动在底层所掀起的波澜展示出来”。6须一瓜所“展示”的，正是处于新的困境之中的社会底层以及他们的精神状态。在《蛇宫》、《尾条记者》、《第三棵树是和平》、《地瓜一样的大海》、《的哥海防今天夜班》、《我的索菲娅公主号》和《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等很多作品中，强大而又冷漠的社会现实不仅漠视他们的痛苦，粉碎他们哪怕是极为些微的希望、梦想与努力并将他们永远挤压于边缘与底层，还会将他们逼入犯罪与疯狂。
《我的索菲娅公主号》以近乎笑谑式的反讽笔调讲述了一个特区打工仔“猪头”在等待去超级豪华游轮“索菲娅公主号”打工期间的生活经历与心理历程。“猪头”将他“在特区打拼四年的全部存款”交付给劳务公司，梦想到游轮上去“挣港币”。他的因此而具有的开超市、做老板、衣锦还乡的“远大前程”和未来想像，不仅给了他充分的自信与豪情，还为他赢得了别人的尊重与陈金枣的亲睐。但是梦想的不断破灭，却使他几乎“众叛亲离”，并且步入极度的贫困。正是由于生计的逼迫，才使他走上了贩卖黄碟的道路。“猪头”的故事，充分体现了处于社会底层的打工仔们的艰困与辛酸。然而，须一瓜的深刻还在于，她不仅控诉了严酷的社会现实对于猪头们的欺诈与毁灭，还揭示出打工仔们自身所具有的精神弱点。小说中的猪头不仅盲信与告密，而且还和所有的打工仔们一样，全部的梦想就是同构于现实的“做老板”、“发大财”。
如果说，《我的索菲娅公主号》还只是展现了一个打工仔如何在现实困境的逼迫下开始犯罪的精神历程，《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所揭示的，则是沦为惯偷的底层人物在一次未付实施的盗窃图谋中的精神“眩晕”与得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席老太婆的惯偷粽子，在为老太婆的丰富收藏特别是一把宝刀所吸引并且产生了盗窃图谋的同时，也为她的革命经历所吸引与感动，但是由此他也陷入了一种被称之为“眩晕”的精神困境。这是因为，如果“不认识老太婆，那么，他心里就会依然保持原有的稳定，但是，与老太婆的奇特往来，模糊了一种稳定，他对自己的真实需要，产生了眩晕感”。“眩晕”中的粽子面对唾手可得的宝刀却感到困难重重。小说所叙述的，正是他在“眩晕”之中一方面不放弃原有图谋，却又热心地帮助和照顾着老太婆的复杂心态。粽子对自己的“眩晕”状态并没有什么真切的反思，作品的书写也多是通过粽子的行为，但我们还是能感受到，他的“眩晕”状态的产生，就是因为他在生活所逼之外，还有着尚未泯灭的善良人性，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在潜意识之中还有着社会底层所固有的对于“革命”与“平等”的渴念。实际上，粽子一家的贫困与苦难、夭夭九以“利益再调整”为他们的盗窃行为所做的自我辩护、他们和老太婆一起对“革命”的神往，以及老太婆以老革命的身份所发出的“让大家都有好的生活吧”的呼吁，已经使作品的“左翼”精神呼之欲出。所以在这个意义，我以为须一瓜的这篇作品应该是近年小说对于社会分化的严峻现实进行精神批判的重要成果。
须一瓜对生存困境的精神逼问具有突出的“现实感”，她对社会困境和伦理困境中的人们精神状态的揭示也有着相当的深度。但在另一方面，我总有着不甚满足的感觉。这是因为，文学作品在揭示人们的精神与生存困境方面应该具有足够的“现实感”的同时，还应该对“现实”有所超越，这才是决定着文学具有持久或永恒魅力的重要方面。不错，须一瓜作品的人性内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她对现实的超越，但这种超越尚嫌不够。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同样写的是拉什柯尼可夫贫困的现实困境，但他并未仅仅停留在“现实感”的层面，甚至也未满足于对罪案故事中的人性挖掘，他所拷问的，是人类普遍意义上的罪与自由、爱与拯救和审判等等更加重大与深刻的问题。加缪的《鼠疫》也可以说是对生存困境的精神逼问，这种逼问也有着强烈的“现实感”，但在其中，同样有着更加具有超越意义的人类对于荒谬处境的反抗主题。所以我想，在对我们的生存困境继续进行富有“现实感”的精神逼问的同时，注意进行哲学、文化甚至宗教等层面上的超越性思考，也许正是须一瓜的创作挖掘潜力的又一个方向。我在前面引用的昆德拉的话，实际上还有后面的半句，完整的就是：“作家们的名字载入他们的时代、民族的精神版图，也载入思想史的精神版图”，我真希望在这两幅“精神版图”中，都能发现须一瓜的身影。
后女性主义写作？
须一瓜和很多女性作家一样，特别关注性别关系中的女性处境。在她的作品中，经常会出现深刻的爱情无以为寄或无以回报的悲剧性的女性形象。她经常会以巨大的悲悯书写着女性对于爱情的绝望追寻。但我以为，须一瓜小说的女性意义还有着更加值得重视的方面。
在兴盛于上世纪90年代的女性主义写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批出生于六十年代的青年女作家开始以自传、准自传的形式，大胆书写‘我的身体，我的自我’——记述自己的性别经历、性经历，书写她们对姐妹情谊/同性恋的恐惧与渴望”。7“身体问题”，成了女性主义写作以及关于它的谈论的最为关键的问题。正是在这一问题上，须一瓜的写作颠覆或超越了既往的女性主义写作，具有着新的特点。需要指出的是，我并不想在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谱系中来考察须一瓜的创作，也不知道她的写作是否属于来自异域的某种新的“主义”，我只是根据她在“身体”问题上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写作的颠覆与超越，姑且将其命名为“后女性主义写作”。
对于身体的近乎病态的自我迷恋是女性主义写作的重要特点，也是她们挑战男性霸权的基本策略，但在须一瓜这里，她却从另外的角度解构了这种迷恋。《肝病嫌疑人》中熊一欣对其男性裸体的病态迷恋引起了妻子毛沁的震惊与不适，这无疑是对女性主义身体策略戏仿式的嘲弄与解构。须一瓜还揭示出，身体迷恋不仅仅是一种女性主义的单纯癖好，更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包含着突出的社会内容。《蛇宫》中“那人”的妻子对于睡衣的病态迷恋和《雨把烟打湿了》中的钱红习惯于要蔡水清的“挠背”正是参与了对在家庭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丈夫的压迫，如果我们充分考虑到，这里的压迫主要是建立于妻子家庭状况的优渥与显赫和丈夫的贫寒出身间的等级关系的话，便会认识到，女性身体的自我迷恋实际上受到了社会等级关系的有力支持。仿佛是在不经意间，须一瓜从一个相当细微的方面揭示了女性主义写作身体迷恋的“社会”本质。
须一瓜的“后女性主义写作”侧重于从社会现实的角度书写身体，揭示铭刻于身体经验中的社会现实以至于历史的烙印，这也是她在重新逼近现实后在身体问题上显示出的基本特点。比如在《淡绿色的月亮》中，芥子身体感觉的消失并不是她自己、也不是其丈夫的身体本身存在着问题，实际上，钟桥北不仅是我们这个社会典型的令人钦羡的成功者形象，而且“高大结实”、“非常帅气”，他所热衷的倒立、晨跑、球类和盲人按摩等形形色色的健身活动足以保证其身体本身的魅力，但他在遭劫之际的未作反抗与束手就擒使他的身体迅速“去魅”，芥子的身体继而也因此失去了欲望感觉。身体感觉的变化就是这样隐秘地联系于两性之间的外部世界。我注意到《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中的身体书写非常特别。女性主义小说往往偏爱诗意与惟美地书写着女性身体，那里的身体激情澎湃、熠熠生辉，而须一瓜却很有意地书写着一个可以说是衰朽与丑陋的老太婆的身体形象，便很自然地与前者构成了“反动”与“对比”。席老太婆的身体形象是从一个男性窃贼粽子的视角来书写的。“青春时期的老太婆……美丽非凡”，“翻阅着老太婆相册里更多的照片，他一次次诧异于老太婆的美丽，也一次次感慨岁月的无情”，当年的美丽经历了革命与战争的磨难与创伤，经历了岁月的流逝，已经消失殆尽。关于严酷的战争对于“热血燃烧的美貌女兵”的身体摧残，小说中有一段令人触目惊心的描写：“老太婆耳朵上面，头发拨开，就能看到一个发亮的三角形疤痕。粽子指头轻轻滑过，发现里面是软的，像是没有颅骨，或者颅骨凹陷了。粽子觉得怪异，又触动了一下。老太婆说，弹片。”这样的描写深刻揭示了铭刻在女性身体中的社会、政治、战争、历史，还有岁月的印记，提醒着我们不能抽象地理解女性的身体之美，这是因为，身体有其相当复杂的社会性与历史性。所以去世后的老太婆在粽子的想像中仍然会幻化成了美丽的鸽子——“粽子在阳台上眯着眼睛，看着鸽子一圈一圈地俯冲再扬起。哪一只是那个勇敢美丽的老太婆呢？”
不过，在须一瓜从社会现实的角度书写身体的小说中，以她对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底层女性的身体问题的揭示最有价值，也最富有现实意义。这也是其“后女性主义写作”最应引起我们注意的地方。
与那些“女性主义”的“身体写作”相比，《蛇宫》中的“蛇女”印秋和晓菌的身体处境远为严峻。她们不仅沦入女性身体的“被看”宿命，还被囚禁于怪异恐怖的蛇宫之中，心惊胆战地与蛇为伍。更为严重的是，打破吉尼斯纪录所应遵循的全球化逻辑还以对她们身体极限的考验作为目的。在这篇作品中，全球化的基本逻辑、公司与她们之间强大而冷漠的经济压迫关系和对女性身体的商业化展示共同逼迫着她们的身体，使她们彻底陷入于困境之中。在强大而又险恶的社会面前，《尾条记者》中遭受美容伤害的按摩小姐程心的身体痛苦则同样是不值一文。由于肇事者的背后有着政治权力与黑恶势力的共同支持，“那些一开始听了程心的投诉，都无比惊奇愤慨的消费者协会、卫生局、政府信访办等接待人员，后来几次也对上门的程心都变得爱理不理，反而指责她哗众取宠，有敲诈勒索的嫌疑”。其中的原因正如肇事的医生所一语道破的：“你一个按摩小姐在这里屁也不是”。程心的处境突出显示了在底层女性的痛苦面前社会现实的严酷与无赖。而在另一方面，与这两篇小说中社会上层的人们对于底层女性身体痛苦的冷漠相反，短篇小说《怎么种好香蕉》中起初准备刻意讹诈的民工，却为女店主的身体痛苦所震惊，后者的假肢及其所意味着的痛苦与艰难使得一度“嚣张”的他们目瞪口呆——须一瓜的小说以对底层女性的身体问题的关注而具有了相当突出的人道力量。
但我以为，在须一瓜的小说中，以《第三棵树是和平》对底层女性身体问题的揭示最为深刻。这篇小说所处理的，恰好是那些极端的女权主义者们非常热衷的“杀夫”题材。须一瓜触目惊心地揭示了家庭内部令人发指的男性暴力。孙素宝在与杨金虎结婚的四年中，差不多每天都遭到后者的殴打。丈夫对她“施暴成癖”，不仅耳朵被咬掉一半，肚皮上还被刻上了字。不堪忍受的孙素宝终于起而反抗，在一次被虐后杀夫碎尸。这一故事无疑是以往的女性主义小说颠覆男性霸权的绝佳素材，但在须一瓜这里，问题却相当复杂。她并不抽象地局限于从家庭内部的性别冲突中探讨女性的身体问题，而是将其置身于更为阔大也更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进行更加深刻的揭示。孙素宝的身体，除了受到丈夫的长期虐待之外，还沦为商品出售给嫖客。更为可悲的是，那些司法机构的律师与法官们对孙素宝的身体甚至生命表现出相当惊人的冷漠。他们并不将“这么个外地穷打工仔小夫妇的平常案子”当一回事，甚至嬉笑于孙素宝的身体所受的伤害，所以才一味地奉劝戴诺“随便弄弄”。小说在这里已经揭示出，在法律机构的眼里，社会底层的打工仔们的身体与生命到底具有怎样的价值。而对孙素宝而言，更加具有悲剧意味的是，众多的乡民对她的苦难也是同样的冷漠。甚至其自身也表现出无动于衷的麻木。孙素宝的生命结束于审委会4：3的冷漠判决中。这个世界所有的力量——无论是暴虐的丈夫、无耻的嫖客，还是“庄严”的法律和麻木的乡民——都在对她实施着共同的暴虐。须一瓜通过对孙素宝的身体与命运的书写，向这个社会提出了严正的控诉。这样的写作，与以往的女性主义对于女性身体的抽象赞美相比，显然有着巨大的超越，它的精神、力度、境界与情怀，显然为前者远难相比。
在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文学的讨论中，蔡翔先生曾经提出这样的“质询”：“同样是‘女性’，为什么‘下岗女工’很少甚至从来没有进入过‘经典’的‘女性文学’的书写范畴，为什么呢？所谓的‘身体写作’也将面临同样尖锐的质询：同样是‘身体’，为什么被大火烧死的深圳原致丽玩具厂的女工们的‘身体’却得不到文学的书写？我们看到的只能是，在对‘性别’或者‘身体’的抽象的阐述中，‘阶级差别’实际上被深深地遮蔽，被遮蔽的，还有更加真实或者更加残酷的生活的一面，现实中的差异性被意识形态有意无意地悄悄‘缝合’”。8被此前的女性主义小说所“遮蔽”了的更加真实的女性身体，正在从广阔而深厚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深处、从须一瓜的被我们姑且名之为“后女性主义写作”的小说中非常有力地凸现。
叙事如何逼近现实？
须一瓜曾经表示她很希望自己的小说像是一把“不动声色的手术刀”，9实际上，手术刀般地逼近现实，正是其小说最为根本的叙事策略。
作为一把“不动声色的手术刀”，须一瓜的叙事对于它的解剖对象即社会杂闻之中“反常”现实的选择，具有相当特别的意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传媒的发达构成了中国现实的重要方面，形形色色的社会杂闻甚至成了很多媒体的主打内容，它们与其他类型的新闻一起在以自己的方式共同书写着社会现实。在文学已经处于边缘的今天，人们更多地是从它们来认识现实。但是，由于杂乱无章并且主要是供人们消遣的社会杂闻不仅“无法被视为对社会现实的一种真实反映”，10还会“将重大的社会问题隐藏起来”，11因此，从我们对现实的认识与思考的角度来看，梅洛·庞蒂才说：“任何社会新闻都不可能引发深刻的思想”。12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福柯也才指出社会杂闻的保守性，认为社会新闻特别是其中的“犯罪新闻每天层出不穷，这就使得人们容易接受那种分割社会、实行司法和警察监督的制度”。13这样，须一瓜的写作实际上就是对社会杂闻的文学“重写”，是用她锋利的“手术刀”将社会杂闻的“表皮下、真皮下、皮下组织、肌肉下、骨头下，甚至骨髓后面”14的真实重新呈现，解除它对现实的严重遮蔽。15在大众传媒甚嚣尘上，文学写作相对沉寂的现实情况下，须一瓜的写作，无疑是对媒介现实与社会现实的双重批判，顽强显示着文学的力量与尊严。
昆德拉曾经说过，“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对我们整个生活的包围与深入，媚俗成为我们日常的美学观与道德”16，在这样的现实中，“发现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这是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也是小说的真正道德。17近几年来，不少作家都在以文学的方式重新书写社会杂闻特别是其中的罪案故事，出现了像刘庆邦的《神木》、北村的《愤怒》和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这样的优秀作品，我以为这样的叙事策略很值得期待。因为在实际上，像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托尔斯泰的《复活》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等经典作品，都是对社会杂闻和罪案故事的文学“重写”，所以我想，须一瓜并不应该随意放弃这样的策略，它的可能正未穷尽。
主要专注于对社会杂闻的文学“重写”，只是须一瓜的小说叙事策略的一个方面，是她的“手术刀”对于“下刀”之处的具有重要意义的选择。但在“下刀”之后，她又是怎样进行进一步的解剖，却是其叙事策略另外的方面。在这些方面，我们发现须一瓜小说的叙事资源在向大众通俗叙事的开放。
作为大众通俗故事的侦探小说的叙事策略在须一瓜的小说中有着创造性的利用，但她是将前者寻找“真凶”的叙事改换成对现实“真相”的逼问。她并不关心谁是“罪犯”，而是沉着有力地步步推进，像她自己所比喻的那样，先由表皮，继而再先后切开真皮、皮下组织、肌肉、骨头，甚至骨髓，层层剥笋般地揭示出现实背后的东西。这也形成了她在借用侦探小说“悬念”艺术上的基本特点。经典的侦探小说往往运用因果关系来构成悬念，叙事与阅读的根本目的就是追问一个共同的问题，即——“谁干的？”而在须一瓜迄今为止的小说中，除了《04：22分，谁打出了电话》和《淡绿色的月亮》，大部分悬念都由时间方面的因素构成，叙事的问题就变成了“后来怎么样？”或是“为什么这样？”问题的探究成了现实及其背后的“真相”不断呈现和被逼近的过程。“由于悬念总是与通俗文学形式连结在一起，因而现代的高雅小说家对之不屑一顾，至今认为它属于低等的形式”，18但是须一瓜的小说却对此有着非常自觉的运用。
表面上看，《04：22分，谁打出了电话》应该是一篇貌似标准的侦探小说或悬疑故事，文本的叙事进程正是温土丹和警方对于作案人的多方寻查，但是，这一侦探故事的逐步展开却并未侦查出真正的“作案者”，这对传统的侦探小说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但在另一方面，这篇小说在对事件真相的寻查中，却很开阔地揭示了温土丹和巴小姐、戴小姐与岛妹等不同人物的精神与生存现实，对此“真相”的揭示，才是须一瓜的小说最为重要的叙事动力。所以说，须一瓜设置的关于“作案者”的悬念，不过是她邀请我们一起逼近现实的叙事策略。而她的其他小说，无论是《雨把烟打湿了》和《第三棵树是和平》的从结案写起，“倒剥洋葱”式的逆向探究，还是《我的索菲娅公主号》、《毛毛雨飘在没有记忆的地方》和《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循序渐进地叙述罪案的发生或失败的基本进程，或者是《穿过欲望的洒水车》和《蛇宫》等作品中利用“后来怎样”或“为何这样”的悬念艺术推进叙事，实际上都是对现实的不同方式的逼近。
须一瓜“手术刀”般的叙事策略对于现实的逼近与解剖，必然会像外科手术一样，呈现给我们一定的“现实”结构，这便形成了相当独特的类似于略萨所说的“连通管”式的叙事结构。19在她的小说中，主要故事在不断发展和推进的过程中，经常会生发或勾连出一连串其他的次级故事，这些次级故事往往发生在不同的时空与现实层面，其故事人物一般也都是主要故事中的人物，但是在有些时候，也会是与主要人物无关的他者（比如《第三棵树是和平》中的瘫子）。很多情况下，叙事所勾连出的隐藏在主要故事背后的故事，还与主要故事构成了表里关系，背后的故事便成了主要故事所要“逼近”的“真相”。这样一来，众多的故事与人物都被叙述者有机地统一在同一个叙事整体中，它们在故事的推进与发展中交叉混合并形成张力，构成了充分的“对话”与“交往”关系，给整个叙事不断地补充意义、气氛或象征，因此使整个叙事无论是其故事性，还是其思想意蕴，都要比各个故事的简单相加丰富许多，这也在结构上保证了她所逼近与呈现的现实深厚而广阔。比如《蛇宫》所主要讲述的虽然只是“那人”与印秋、晓菌间的故事，但是随着故事的推进，一方面讲述了印秋和晓菌被关进蛇宫和她们之间因此而发生的故事，另一方面，却很巧妙地通过“那人”的讲述，勾连出“那人”的婚姻与爱情以及他铤而走险抢劫银行的故事，尤有意味的是，“那人”还向晓菌讲述了一个似乎与他们毫无关系的美国电影故事，这样一来，叙事的空间及其所展现的现实生活变得相当开阔，晓菌和印秋对于蛇宫生活、对于“那人”及其故事的不同态度以及因此引发的冲突，使得故事间充满了张力，其中的电影故事不仅与“那人”自身的经历有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其所包含的人性意蕴，无疑又是对整个故事人性内涵的强化或补充。《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也是这样。故事的主线本来是粽子和老太婆的交往，但是叙事却一再地勾连出粽子和夭夭九的故事，勾连出席老太婆的革命经历和她的爱情及家庭故事，使得小说向更加开阔的现实和历史的深处一再拓展，丰富和深化着小说的主题与意蕴。
须一瓜对音乐的热爱与沉溺带来了她在叙事结构上的另一个特点，这便是她对音乐中“重复”艺术的借用。她习惯于让一些富有意味的事件、场景、意象、对话甚至句式有时是略加变化地重复出现，使得叙事旋律般地推进与展开，似乎一个老练娴熟的外科医生，游刃有余、类乎演示地进刀于现实的皮肉筋骨以至于错综复杂的脏器之间，不仅形成了音乐式的叙事结构和富有魅力的叙事节奏，还很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塑造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揭示，并对作品主题意蕴的丰富与深化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如其《穿过欲望的洒水车》中和欢寻找丈夫而与调查事务所的几次通话、《鸽子飞翔在眼睛深处》中的几米绘画与“鸽子”意象、《我的索菲娅公主号》中猪头与陈金枣的几次做爱、《淡绿色的月亮》中芥子的疑问、《04：22分，谁打出了电话》中儿子对红蜘蛛的寻找和《海瓜子》中的关于“那一天”的句式，都显示出这一艺术的成功使用。
对于现实的逼近依靠于其独特的叙事语言。须一瓜认为“一个成熟的作家，或者说一个手艺很好的作家，应该是中性的”，20这一追求无疑偏离了女性写作一般具有的细腻与抒情，更是迥异于女性主义写作的感官色彩，像她自己所说的——“不动声色”地逼近着现实。“不动声色”的沉着需要语言上的准确、冷静、客观、犀利和有力，也需要与其书写的现实之间保持足够的张力，这在须一瓜书写高度紧张的冲突（如《被雨打湿的烟》和《第三棵树是和平》中蔡水清和孙素宝的杀人、《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中的父子冲突）和人物的情感状态（如《蛇宫》、《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尾条记者》、《淡绿色的月亮》、《穿过欲望的洒水车》、《第三棵树是和平》、《地瓜一样的大海》和《毛毛雨飘在没有记忆的地方》等作品中的印秋、晚娥、程心、芥子、和欢、戴诺、爱弥丽和章利璇等女性人物的复杂情感）时表现得最为突出。
不过在另一方面，须一瓜的叙事也并不是没有值得改进的地方，比如她的叙事结构，虽然在逼近和展示现实的丰富性、广阔性与深厚性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但我总觉得，如果控制得失度，反而会使其叙事生出过多的枝蔓，再加上她有时也难以避免似乎是“新写实小说”之后的很多作家都会犯有的“事无巨细”的毛病，在笔力分散、冲淡乃至淹没掉主要故事的同时，更会使整个叙事过于繁复与拖沓。比如在《第三棵树是和平》中，本来故事的主要方面应该是戴诺对孙素宝杀夫案的调查，勾连出有关孙素宝的故事也是小说的本意，戴诺周围的司法人员及其所调查走访的农民对于孙素宝的态度也是在揭示整个社会的冷漠，但是须一瓜不厌其烦地花了很多篇幅来讲述戴诺与拉拉的故事，后来又涉及了一个瘫子的故事，虽然这两个故事与进城打工的杨金虎、孙素宝夫妇的悲剧之间有着一定的对照关系，也能够将现实书写得更加广阔，甚至有助于对戴诺形象的塑造，但还是有点得不偿失，因为它不仅造成了叙事的拖沓与结构的失衡，更是冲淡了我们对孙素宝的关切——而这才是作品的重中之重。所以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以为她的《蛇宫》、《海瓜子，薄壳儿的海瓜子》和《我的索菲娅公主号》等作品操作得就很成功。
——就是这样。须一瓜的小说对于现实的逼近提供了许多值得重视的经验与启示，但在某些具体的方面，她只要进一步地“挖潜”或纵身一跃，就能进入新的境界。实际上，正在重新逼近现实的中国文学，不也正是如此？
1 《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专辑·须一瓜的获奖演说》，《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4期。
2 冯敏：《无法回避的诘问》，《小说选刊》2003年第7期。
3 须一瓜：《我在建造我所认识的世界》，《小说选刊》2004年第9期。
4 陈思和：“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年”《主编感言（代总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5 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三联书店1992年6月版，第145页。
6 陈思和：《草心集》，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240~241页。
7 戴锦华：《重写女性：八、九十年代的性别写作与文化空间》，《妇女研究论丛》1998年第2期。
8 蔡翔：《专业主义和新意识形态》，《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2期。
9 须一瓜：《我希望小说像把手术刀》，《南方都市报》2004年4月18日。
10 弗兰克·埃夫拉尔：《杂闻与文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76页。
11 弗兰克·埃夫拉尔：《杂闻与文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7页。
12 梅洛·庞蒂：《符号》，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版，第385页。
13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1999年5月版，第323页。
14 须一瓜：《我在建造我所认识的世界》，《小说选刊》2004年第9期。
15 社会杂闻的遮蔽性，在须一瓜的《尾条记者》、《地瓜一样的大海》、《雨把烟打湿了》和《04：22分谁打出了电话》等小说中，都有“自我反讽”式的具体书写。
16 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三联书店1992年6月版，第159页。
17 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三联书店1992年6月版，第4页。
18 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作家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4页。
19 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140~141页。
20 《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专辑·须一瓜的获奖演说》，《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4期。
（本栏所有文章为中国南方艺术独家所有，不得转载）
| 
南方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