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渭渠：像《雪国》那样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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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于越南，绽放于北京，将日本现代文学之美带给国人 ■人物 叶渭渠 1929年生，1956年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毕业，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译有川端康成的《雪国》、《千只鹤》、《睡美人》、《掌小说全集》等，著有《日本文学思潮》、《日本文学史》、《冷艳文士川端康成传》等，主编《世界文明》日本卷、《日本文化与现代化丛书》等，以及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芥川龙之介等的十余套文集。其妻唐月梅著有《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日本人的美意识》等，译有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等作品。
在越南，那时我们年纪小 我的父母是越南华侨。他们虽然身在越南，但是很重视传统教育。我上过两年私塾，然后进了洋学堂学习，教导我们的都是国内派去的老师，校长是毛泽东的同学唐富原。我对文学很有兴趣，课外办墙报、写文章。高二的时候，校长、也是我的国文课老师在我的一篇作文上写了“全班首屈一指”几个字，让我对学文的兴趣更浓了。 高中时，我先是在一所政治上很保守的教会名校读书，但是上数理化课时，我常常偷偷地阅读进步书报，多次被警告，最后只好被迫退学，转学到一所进步同学比较集中的私立学校，还卷入到了进步学生运动中，在校内编墙报、在校外担任地下华侨学联机关报《学生报》的主编……逐渐偏离了传统教育的轨道。 我后来的妻子唐月梅与我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级，还常常同台演出话剧，担任男女主角。她是学校公开的学生会主席，我是地下学生会主席，我们都在一个秘密的学习小组学习革命理论、油印进步刊物、散发爱国传单和张贴争取民主自由的标语…… 因为我们住在华人城，我们在越南的生活和广东人完全没有区别，但是进步书刊读得越多，我们越向往赶快回到祖国。1949年之后，南洋掀起一阵回国热潮，1952年6月10日，我和唐月梅也终于一起搭飞机经由香港到了北京。 傲慢的日本作家刺激我拒绝“口译” 到了北京之后，我们准备报考北京大学，我想考新闻专业，唐月梅想学医去帮助没钱看病的穷人，但是华侨委员会动员我们报考东方语言文学系，既然祖国需要，我们当然就答应了。 考上大学之后，有人动员我们学越南语，我想我要是学越南语又何必千辛万苦地回国来呢？况且，我对越南很反感。我们所在时期的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那里法国人是一等公民，越南人是二等公民，中国人是三等公民。我6岁那年有一次走在街上，一个二三十岁的越南人故意撞我，他的香烟掉在地上，却非让我给他拣起来。我感到了很大的屈辱，因此自从离开越南至今，我从来都没有回去的愿望。 在北京大学，我们就读于季羡林先生主持的东方语言文学系，专攻日本文学。当时全国解放不久，虽说是日本语言文学，实际上教学主要服从政治和外交的需要。有一次，我在上翻译课时，用了“夜幕降临”这样的文学词语，遭到了老师在课堂上的公开批判。而且我们不能听NHK的广播，只能听我们对日播放的广播，看日本共产党的《赤旗报》。 四年之后，我和唐月梅被分配到对外联络委员会。我第一次接待的外宾是日本白桦派的老作家长与十郎和里贝良，他们都是载入日本文学史的人物，因此我们国家同意他们各自带着自己的家属来照顾其起居。开完鲁迅纪念会之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老编辑带队，我当翻译陪他们到四川旅游。白桦派都是贵族出身的作家，为人十分骄傲，他们看不起翻译，老支使我干一些本来应该让服务员或者他们的家属去干的事情，譬如早上给他们打洗脸水、晚上给他们找拖鞋之类的活。 到了重庆，我就向当地的外办反映了这个情况，“我们是国家公务员，不是来服侍你的仆人，这是国家尊严的问题。”而且因为四川人分不清“糖”与“汤”给他们递错了东西，他们就大发脾气。这两件事对我刺激很深，因此我就决心不当口译了。 动乱年月，找回了独立思想 作过短暂的口译工作之后，因为工作的需要，我当过领导林林的秘书，有时也为部委领导楚图南、阳翰笙等起草讲话稿或有关对日文化交流的文章，这些对于我训练笔头功夫，为以后文学翻译打下了有用的基础。我很幸运的是，碰上了林林这样的好领导，在那个批判白专道路的年代，他支持我在工作之余写点文章，翻译一些小东西，还帮我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投稿。 我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走上业余写作和翻译的路，但是那时尽管你积极参与各项运动，别人还是会指责你“想成名成家”、“打野鸭”，他们宁愿你吃完饭之后坐在外面闲聊，也不喜欢看到你在家搞文学研究。文革时，林林被打倒了，阳翰笙被打倒了，我作为了解“内情”的“黑秘书”，被安排在“黑帮联”集中揭发这些“黑帮”，我有所醒悟，坚决不从，便被指责为“半路不革命”。 最让我难受的是，我们全家四口被连锅端到河南接受劳动改造的时候，军管会的头头向我们宣布：如果将家里的东西留在北京，就是还有回城的思想。我只好含泪将自己最珍爱的书全部论斤当废纸卖掉了。惟一多的一点心机是，把《日汉字典》偷偷保留下来，才有机会闲时背着人念念单词。 文革10年，是我的青壮年时期，我失去了很多，但是也让我慢慢拾回了丧失多年的独立思考能力，我才懂得了一点自己从年轻时代就追求的政治。于是，三年改造之后，我第一次鼓起勇气不服从组织规定回到外事部门，要求到出版社当外国文学编辑。 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与人合译了一些鲁迅与日本友人的信件等等，都是不让署名的，我第一次署名的单行本是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和电影剧本《砂器》。 译介川端康成是生命的转折 改革开放之后，我才有机会开始选择编辑和翻译“资产阶级”文学，由此出现我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翻译川端康成的作品。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我在出版社担任亚非文学组的组长，编辑部决定出版一套“日本文学丛书”时，我将《川端康成小说选》作为一卷列入计划中，当时管理者没有反对意见，但担心这卷会引起非议，有一定风险。 “川端康成”在此之前是个禁区，从来无人问津，大家一谈日本文学就是小林多喜二或者夏目漱石。但我认为介绍日本现当代文学而没有川端康成是不完整的，他是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典范。我说：“既然要冒风险，那干脆我来翻译好了。” 可是，从70年代末至今，翻译介绍川端康成的文学一直都遇到麻烦。山东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翻译川端康成的小说，我和唐月梅按时将《雪国》和《古都》交给出版社，但是出版社的编辑是专业军人出身，他觉得《雪国》是描写妓女的小说，因此有所顾虑。过了大半年，经过领导批示总算同意出版，但为了淡化《雪国》，在收录这两篇小说的书中将《古都》放在前面，这曾令很多人感到不理解，因为《雪国》的文学价值显然超过《古都》。 后来编辑《日本小说选》的时候，又有编辑要抽出《雪国》，我说：“那这个选集就不必出了。”在反精神污染运动的时候，“日本文学会”有人写文章，批判《雪国》是五等妓女出卖肉体，说我喜欢《雪国》是嗜痂成癖，而川端康成文学爱好者也被说成是“被蒙蔽了眼睛”。这本书经过20多年的考验，前两年被列入了大学生必读书籍，可见时代在进步。 自我反省来说，我也曾经深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八十年代初，我觉得《一只胳膊》、《千只鹤》、《睡美人》太颓废了，就没有把它们选进川端文集，经过20多年的研究，才了解日本审美情趣的更多内涵。 四十年后，与大江健三郎重逢 我们与大江健三郎的缘分可以追溯到青年时代。我和唐月梅最早认识大江健三郎是在1960年，那时候正是我们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期间，他随大作家野间宏率领的日本作家团访华，我和唐月梅都参加了以林林为首的接待班子。当年我刚走出校门，大江也只有25岁，他刚刚发表了成名作《饲育》，获日本芥川奖而走上文坛不久，日本论资排辈比中国更甚，因此大江那时在代表团中还是默默无闻的年轻人。分别后我们之间久无联系，直至我主编他的两套文集才结下因缘。 1994年，大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正是我们将要从日本回国的前三天，看到新闻就想着要给他道贺，但电话始终打不进去。因为大江的书比较难读，日本人也是在他得奖之后才去抢购他的作品，我们的朋友帮我们抢了一箱大江的书，让我们带回来。在飞机上，我一直思考：大江是存在主义作家，作品又是探讨人性的，这些在国内都曾经属于禁区，我们该如何向读者介绍他的作品？回国以后才得知，有人批评说：日本文学研究者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从来没有人介绍这样一位重要的作家？这让我深感有责任向国内读者全面介绍大江健三郎。 2000年的时候，大江再次访华，在他抵达北京的第一天，就和四十年前接待过他的林林、唐月梅与我举行了“中日作家学者四人谈”，这是我们阔别多年之后的第二次碰面，眼前的故人却都不再年轻。 口述：叶渭渠 ■记者手记 他第一次见到她时，她正从女生宿舍走出来，身上穿着洁净的白色斜襟短袖衣裳、配黑色丝绸的肥大裤子，右手夹着一叠齐齐的课本，左手平稳地端着一个墨水瓶，嘴里还愉快地哼着《黄河水》……他们都是越南华侨的后裔，他的父辈从广东来，她的家庭则来自海南。 高中毕业前夕，常常一起在学校排演的话剧中演出男女主角的他们走到一起，是她主动地问：“志趣不同能不能相好？”他肯定地回答了她。高中毕业之后，他们订婚了，没有任何信物，只是誓约一同回到祖国去。 1952年，他们回到北京，分别住在不同的招待所准备高考，中秋之夜，他用所剩无几的钱买了一块月饼，相约在东单公园的明月下，每人分享半块，她对此事记忆甚清晰，至今仍如发生于昨日。 他们考入同一个班级，又分配在同一个机关。文革时，他们被人指责“一个鼻孔出气”，他不明白了：非要夫妻“两个鼻孔出气”才好吗？ 文革之后他们都年过半百，几经波折之后又汇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他选择了川端康成作为研究日本文学的突破口，她则以三岛由纪夫切入，有人说他们夫妇俩每人守着一个自戕的魂灵。 他们谈家事的时间很少，对话都在学问上。每一部译作、每一篇论著都凝结他们的对话。有人问他们何以不断有新作问世？叶渭渠和唐月梅想：这也许是一加一大于二的结果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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