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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平，男，籍贯江苏镇江，出生于山东济南，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著有《古琴丛谈》、《魏晋风度与音乐》、《印尼叙事》和小说集《后来呢》。
节制的小说
何 平
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字泛滥的时代，一个写作者如果没有大量和持续的文字产出量，是很容易被覆盖和遗忘的。从上个世纪开始侍弄文字的郭平，写作时间不能算短，但郭平肯定不是这批小说写作者中的产出大户、劳动模范。郭平不是靠产量来抵抗被遗忘和覆盖，相反，郭平写得相当节制。这样的节制还不仅仅是产量，郭平的小说有一种内在的节奏，这样的节奏，同样是内敛和节制的。
阅读郭平的小说必须静得下心来，一个浮躁的时代，这样的读者期待过于挑剔，近乎苛求，所以郭平的小说一直只在很小的范围里被阅读。这种接近原始的口耳相传，并没有妨碍郭平作为一个优秀小说家存在。
郭平的小说有一种“最美丽和最有力量”的东西，“那些柔软和无言的东西，比如风、水、太阳，以及良善之心”，这是郭平小说中一个人物经常说的。像《西普里安·波隆贝斯库》中的《叙事曲》，这些的柔软和无言的东西会在时代的浮华中和不经意间悄然响起，可以这样说，郭平的小说往往都有着类似的“西普里安·波隆贝斯库”内核，如《紫色》中的“紫毛巾”，《眼睛般的湖泊》中的“椭圆形的，眼睛般的，在看着他的湖”。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西普里安·波隆贝斯库”。
许多时候郭平把小说处理成“探案”似的发现，发现生活的可能和不可能，发现生活的曲里拐弯，即使这样的“探案”般的发现追问下去可能像《一个长得像我一样的人》那样偏离初衷，但生活的意义也许就在这样的发现过程之中。世界如黑夜般幽暗，小说家窥视、蠡测、命名着幽暗的世界。如郭平自己说：“我可耻地保持着清醒/和孤独/只是想知道/谁还能在暗夜里/说爱/只是想在有限的此生中/有效地把自己/放置到/某个地方”。
一个长得跟我一样的人
郭平
醒来以后，我下了床走到窗前，拉开厚厚的窗帘往外看，天还没亮。我又回到床上，想再睡一会儿。
这一段日子我总是醒得很早，我得拿牛奶买早点。这些事以前都是我妻子做的，现在她已经有了八个月的身孕，一具皮囊里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生命，我不敢大意。
我扭头看躺在身边的妻子，一个胖女子。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是个女孩子呢，那么轻巧俊秀，什么都不懂。才两年功夫，人就变成这样了，在走廊里烧饭做菜时，总不厌其烦地向那些邻居的中老年妇女们讨教孕期、产后的保健知识以及育儿经验。取经回来以后，她就要向我提要求，让我为她买各种吃食，说吃了它们对孩子有好处。这些正当的要求我都满足了她。结果，她越吃越胖，迅猛地多出了六十斤肉。这下她又开始埋怨我毁了她的模样和生活。我说我不嫌弃你的模样，因为你的模样是你的父母和岁月造成的，我不能嫌弃你的父母和岁月。对她肚子里的人她百般怜惜，时常絮絮叨叨地对他（她）说一些疯话。她还对我说，我老也想不过来，这里面会有一个人呢，不知他（她）以后会不会象我们这样贫穷。我说，这我倒不担心，日子总是一天天好起来的，我只是怕他长得比我还丑。她说，不怕，只要有钱，可以做美容的。我想了想说，你说得对，这是个纯洁的想法。
我没能睡着，躺在床上瞎想。等我再次揭开窗帘时，天已经灰亮了。我便出门，拿了牛奶，买了几只包子，回来后在走廊里煮鸡蛋。
七点一刻，我和妻子吃完了早饭，一起出门去上班。走廊两边挤着各家的灶具、杂物，经过它们时我总习惯地侧着身体，以免碰翻人家的东西。我妻子原来也有这样的习惯，但她现在的厚度比宽度还要大，于是只好正面朝前走，一付大腹便便傲慢的样子。
多年来，我一直步行上下班，单位远，我这样步行就要花去不少的时间，人也会吃些辛苦。但其中的甜头也许更多。一来，我的两条腿因此而健美异常，既不过肥，也不过细，又不象健美运动员的腿那么夸张。腿好了，腰必然随之而好。腿腰对人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大脑，甚至把腿和腰称之为幸福也不过分。二来，步行的速度是最适合人类的速度，即稍稍快于心跳的速度。在这样的速度下，前进、后退、左拐、右拐、加速、减速、停止，总之，完成各种变化，都是最合适的。这样的速度尤其有利于保持与世界的关系，简单点说，你要想在大街上看看别人，步行是最佳选择。
就这样，我不知看了多少赏心悦目和不堪入目的东西，我相信这也是一笔财富。至少，我每天回到家里，都有不少好玩的事说给我妻子听，我妻子说，我说的事比电视剧和电影都好玩。
下了楼，我和妻子就分道扬镳，她向东，我往西。我走了两步，就回头看她。太阳已经在马路上高高升起了，她在逆光中向东方晃荡着。这时，她回过头来，我说，怎么了？她说，晚上早点回来。我向她挥挥手，说，好好知道了。
走了不多远，我拐了个弯向南走。这里有一个菜场，我顺路买些菜，到单位后可以择择菜。我那个单位，曾经是全国有名的大型企业，而目前已经快发不出工资了，大家每天虽也到厂，但没有事情可做，只能聚在一起东拉西扯逗闷子。最近一阵子厂里的人突然都热爱起舞蹈来，上了班，到了原先的锻炼时间，男女们便捉对跳舞。我们厂的厂服是黑色的，那么多的人一起跳舞，厂子里的空地上乌鸦一片，当真是举袂蔽日，呵气成云，十分震憾人心。我从来不去跳，我在宣传处的办公室里一边择菜一边居高临下地欣赏千人共舞的盛大场面。
此时，阳光把拥挤的菜场照耀得蛮好看的，那些满面沧桑的老头老太们很用心地在挑选着菜，和小贩们讨价还价。
我每天都从这个菜场走过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惦记着罗疯子。我在这个城市活了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绝对是一个可以移山倒海的时间，人的品德、理想这些问题不说，单单是人的相貌的变化，就够让人哭一把了。这三十多年里，我认识的不少人，那些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有理想有抱负的人，都变得不成样子了，见了面，除了感叹对方的一张面皮以外，绝对说不出别的有意思的事情来。只有罗疯子不同凡响。罗疯子是一个女人，从我记事起，罗疯子就一直是现在这个样子，一身淡咖啡色的衣服，因为破和大，她一走便飘起来。罗疯子的体型非常好，当真是立如松，行如风，加之目不旁视，声若洪钟，罗疯子颇有一种潇洒出世的态度。据说罗疯子原来并不疯，因老是被负心男人抛弃，才发了疯。罗疯子每天要到菜场拾菜边子，她一边拾菜一边高喊──家家防火，人人有责。有时她会唱些歌曲，但这要看她的情绪了，情绪好的时候她会一首接一首地唱，情绪不好时，任人撺掇，她也不唱。唱歌时的罗疯子是很温柔的，然而，每当她将要离开菜场时，她会站在菜场的中间，打量着来来去去的女人们，只要看到长得俊俏的，罗疯子的眼中便会闪动愤恨而不屑的光来，同时捏拳举臂高喊：“ｘ是一样的ｘ，脸上见高低！”小时候我一直被罗疯子激昂慷慨骂粗话的样子弄得要笑，如今我才明白，罗疯子喊出的话是相当程度的真理，人的幸福与否，往往是由脸决定的。
罗疯子基本上不注意男性，她只对女人、尤其是那些漂亮女人叫嚷她的那句格言。罗疯子从来不在行为上攻击别人，熟悉她的人对她声色俱厉的叫嚷根本就不当回事，不过，也有一些女人因为不了解罗疯子而被她的样子吓一大跳。
说来也怪，这么多年来，不知多少被她骂过的女人由年轻女子变成了老女人，由通顺滑溜变得结结巴巴，而罗疯子却似乎从来也没有改变过模样，身板还是笔挺的，头发还是乌黑的，眼睛还是雪亮的。然而，尽管这些东西多少有点让人感慨和羡慕，但再想想，它们都是毫无用处的。
菜场就在路中间，两边是一些住户和小吃铺，还有一个街道卫生院，这个卫生院时常在晚报上登广告，号称能治各种疑难杂症，其中包括淋病、阳萎、不育症、精神异常、口吃，近些年来又开拓了新的领域，开设了美容服务，让不突出的突出，让不深刻的深刻。看得出，生意还是蛮好的，因为不停地有人为了自己变化了的脸前来和卫生院的医生吵架打架。
罗疯子一般都站在卫生院的门前活动，而我总是在路的这边走路和买菜，两边的菜差不多，我没有必要到那边去，那样的话，未免与罗疯子太近了些。我觉得，与路那边保持一定的距离是相当有必要的。
我边走边看菜，同时问小贩子价钱。以往我也问价钱，但只是完成买菜的一个程序，并不会还价，看中什么，买了就走。可这一天我突然觉得菜太贵，想买便宜些的。我想买一点排骨和萝卜，烧汤，再买几条黄鳝，红烧。这两样菜都是富含营养的，吃了有力。我妻子快要生产了，吃点好的对生产有好处，我知道生产是一件力气活。我从菜场的入口处一直走到出口处，终于弄清楚这几样菜还是入口处的那几个摊子上的便宜。于是我转过头来，返回入口处。这时我已经很清楚我将要买的菜和它们所在的地方，因此我不再低头专注于菜摊，而开始东张西望了。我这一张望，就看见一个人走进了卫生院的门。当然，是门就会有人进去，这并不稀奇，可这个人──一一个年轻男子穿了件我曾经穿过的那种衣服，藏青色的中山装，这一点让我好奇，因为现在除了一些有头有脸的干部，好象已经没有人穿中山装了。我正站在卖黄鳝的摊前，我和小贩还了一会儿价，从十五块一斤还到十三块一斤。在我等小贩给我杀黄鳝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刚才走进卫生院的那个人我好象在那里见过，而且还非常熟悉，仅仅凭借他的侧影和背影，我也能肯定这一点。我对着卫生院的大门看了半天，结果没能想出他是谁。
我又去买了两斤小排，在小贩用大板斧剁排骨时，我还在想着那个穿中山装的人，然而，我把自己的肋骨都想疼了，还是没有想出来。
这时，罗疯子精神抖擞地走到了卫生院的门口，开始唱歌。我意识到，那个穿中山装的人与罗疯子有某种关系，准确地说，他与我一样，对罗疯子也是非常熟悉的。我一一想起我少年时代的朋友，结果一一把他们排除了。
我看了下手表，离上班时间还有十七分钟，往常这样的时间我早已走到百货大楼了，而百货大楼离这里尚有十多分钟的路程。我心说，不好，在这里发呆发过头了。
我正转身准备赶紧去上班时，那个中山装出来了。早上的阳光把他照得清清楚楚，我一看他，吓了一跳──他跟我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不知为什么，我有点怕他，反正当时我的反应是往人多的地方躲了躲。他用穿中山装的方式穿着中山装，这么热的天，风纪扣扣得好好的，这给我一种异样的感觉。他戴的那付眼镜跟我戴的一模一样，一双瘦腿上也穿着一条黑色的牛仔裤，脚上的鞋也是“狼牌”的。他的脸很苍白，这一点与我不大一样，出门前我照过镜子，我的双颊还是有些血色的。他站在阳光下，找什么东西似地向四处看了看，我这时正躲在一大挂牛肉后面，他没有看到我。我的心脏跳得厉害，我一再地骂自己没出息，同时又觉得自己有点莫名其妙。他的的脑袋转了一会儿，把目光定在了罗疯子身上，然后他向前走了一步，我听见他说：
“请问，同志，727厂怎么走？”
罗疯子根本没理他，对着路中间扯着嗓门叫：“ｘ是一样的ｘ ，脸上见高低！”
我看见周围的小贩子们注意了他，并有不少人在笑。我也觉得好笑，明摆着是一个疯子，怎么能向一个疯子问路呢，我想，这家伙也许也是个不大正常的家伙吧。
727厂就是我所在的厂，我正准备告诉他，这时一辆出租车响着喇叭慢吞吞开进了菜场，开到了我和他之间。这是一辆空车，他挥了挥手，叫住了出租车，并很快地钻了进去。菜场十分拥挤，这辆红色的出租车象一只俗称为“花大姐”的瓢虫，在人们的埋怨声中，在罗疯子的语录歌声中，“嘀嘀叭叭”地开走了。
我看着卫生院的门口，罗疯子依然在歌唱着，有些人，男的女的，从她身旁走过，走进那个白漆的大门。他已经不见了，一个跟我长得一样的、我从来也没有见过的人，象醒来之后的梦，消失了。阳光、菜场、罗疯子都是真实的，我低头看我穿着的牛仔裤和白色的“狼牌”鞋，又取下我的黑边的近视眼镜，凑在眼前看了看，一时间觉得自己什么地方不真实了。
远处传来了“当当”的钟声，这是百货大楼顶上那只巨大的电子钟发出的报时声，八点了，我意识到，我迟到了。刚听到钟声时，我有点着急，可钟声象水波一圈圈漾开后，我觉得我不必着急了，反正已经迟到了，我每天按时上下班，从来没有迟到早退过，如此循规蹈距，又做成了什么呢？我进这家工厂已经有十三年了，这十三年来我所在的宣传处换了五个处长，前四个处长中的三个是十足的马屁精，他们靠吹捧厂领导当上了厂领导，他们都是有学历的人，他们把老师教的东西都用在了仕途上，应该说还是有收获的。第四个处长与他们有不同之处，他长得五大三粗的，原来一直在车间里开铣床，因为爱耍弄笔杆子，在报纸上发了不少文章，稀里糊涂也当上了宣传处的处长。但他没有那几个处长识相，好管闲事，喜欢向厂领导提意见，他的嗓门又大，弄得全厂的人都知道厂长什么时候又在哪里一顿饭吃掉几千块，在什么地方使了怎样的手段又弄了一套住房。有一次我在办公室里说起了我那间十一点二平米的住房，被他听到了，当即硬拉我到厂长办公室，青筋暴跳地喊了一通。他摊着两只手比划着说，小郭家的老鼠满地跑，大的有这么大，蜈蚣满地爬，红头的、紫头的，这么长，而你们，他说，你们住的又是什么房子，你们的大姨子小舅子住的又是什么房子，他们凭什么住我们厂的房子。我在办公室里讲起过我家的老鼠和蜈蚣，但它们绝对没有他比划的那么大。我觉得他有点拎不清，我当然想要房子，但他这样做显然是戏过了，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后来我才知道这位仁兄不是什么拎不清，而只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如果是拎不清的人，倒有些可爱，而他这样的，只能让我可怜他了。一天早上，我刚到办公室，厂长办公室主任就让我火速赶到这位仁兄家，说他发病了，把家里的录音机开得山响，听了一夜邓丽君的歌。我问办公室主任，我去他家做什么。办公室主任说，精神病院的人已经开了车到他家的门口，准备把他弄到医院去，但估计他不会老老实实地就范，他力气又大，必须多找几个人去绑他。我坐着厂里的车赶到了他家。他的父母都是大学里的教授，白发苍苍的，再三让我们轻一点轻一点。我敲了半天门，他才把门打开。房间里很暗，窗帘拉着。他堵在门口，只穿条花裤叉和背心，显得很棒。他认得我，说，小郭，有事吗。我说，没事，来看看你。他说，我很好，又没有病，有什么好看的。我说，你昨天没睡好吧。他回头看看了看窗下的录音机，转脸对我说，我睡好没睡好跟你有什么鸟关系。我刚想再说什么，他突然一把掐住了我的喉咙，几乎在同时，我身旁两个精神病院的人闪电般地上去把他给反绑了。
从那时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厂里有些人见过他，说他早出了院，出院后他在百货大楼北边的一个路口修自行车，修了没多久，又犯了病，又被抓进了精神病院。再出院时，他不再修自行车了，整天站在大街上玩。有一回竟在光天化日下把裤裆里的家伙掏出来玩。一个联防队员上前喝斥他，谁知他满不在乎地说，自己的东西，拿出来玩玩要什么紧，又不害人。
现在我们宣传处的处长是跟我一起进厂工作的大学生，结婚前我还跟他在一个集体宿舍里住过一段日子。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忧郁的人。上班时他不大跟别人说话，整天闷头读书。下班回到宿舍以后，我总是到门口的水泥球场上打一会篮球，吃过晚饭后拉一些单身汉来打扑克。他从来不参加，在烟雾腾腾的房间里看书。因为跟他住一个宿舍，我知道他喜欢海德格尔、萨特、卡夫卡等人的著作，我偶尔也和他谈谈哲学文学之类的话题，他好象不大看得上我的认识，至少我喜欢的作家他都不以为然。他总是说，不想死不去死的作家，绝对不是什么好作家。看着他眼镜片后那双悲伤的眼睛，我常常为自己的平庸感到惭愧。但是，他的孤高没有维持多少日子就有了变化。我们厂经常发一些生活用品，算是福利，比如洗衣粉、卫生纸、大米之类的东西。每到发东西时，他总是把厂长的东西背回家，厂长住在我们宿舍对面的一座楼里，住七楼。可以想象，我们这位仁兄要多少功夫才能得到这份殊荣，你想呵，想为厂长背大米的何止他一个人呢。不过，就这样背背大米，他很快就当上处长了。这一下，我又为自己粗壮的身体感到惭愧了。既然问题如此简单，我这样的身体要是去背大米，说不定能背到局级干部呢。当然了，话又说回来，他当宣传处长还是合适的，既懂萨特、卡夫卡，又能以羸弱之躯背大米的人，绝对是能做一些事的。自从他当宣传处长以后，我们处的日子比以往好过多了。
此时，罗疯子已经离开了卫生院门口，不知去向了。我走到马路对面去，伸头探脑向卫生院门里张望了一会，然后，慢吞吞往单位的方向走去。
这回上班我走了一条与往常不太一样的路，以往我走路左的话，这天我走路右，以往我走路南的话，这天我走路北。虽说依旧走的是上海路、北京路、云南路，但感觉有了微妙的差别。我一路走一路乱看，我甚至在云南路口的铁栏杆上坐了一会儿，毫无顾忌地看面前走过的人。我发觉静止地观察别人比步行着观察别人更另加有余地。路上有些店已经开了门，走过它们时我一一进去转一圈，我还在一家音响店里听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音乐，店里的人在一套组合音响上放着一盘重金属摇滚乐，唱歌的外国人的嗓音与罗疯子的喉咙象得出奇，只是没有罗疯子唱得流畅，而象是吃了什么东西被噎住了似的。我听不懂他唱的歌词，但能够感受到那种既非快乐又非痛苦、有点无聊又有点执拗的滑稽的滋味。说实话，我很有点感动，要是旁边没人的话，兴许我会哭一场的。
出了音响店，我就没有再进别的店，摇摇晃晃往厂子的方向走。快到工厂时，我往斜对着工厂大门的那个书店看了看，这一看，又看到了那个与我长得一样的人。书店门口有个公用电话亭，长得与我一样的人侧面朝着我，正在打电话呢。我停下了脚步，看他打电话的样子。不一会，他打完了电话，付了钱，走进了身旁的书店。我走到马路那边，在电话亭打了个电话到单位。
“处长吗？我小郭。”
“你在哪里？怎么还不来上班？报社的人都来了，就等你了。”
“抱歉抱歉，今天我家里有点事情，陪老婆到医院查身体。上午就不来了。写厂长的那篇文章我已经写好了，放在我办公桌右边第一个抽屉里。”
“人家要署名的。”
“署吧署吧，没关系。把我的名字放在他后面好了。”
“中午要请人家搓一顿，你要来。”
“算了吧，帮帮忙。你刚结婚，身体又弱，也该吃点好的补补。别弄得自己成了卡夫卡，家伙不来劲。云河饭庄的老鳖烧得不错。”
“我操，”处长说，“饶你一回。”
我撂下电话，到隔壁的一家小百货店买了一顶帽子、一付可以夹在近视镜上的墨镜和一盒香烟，我戴上了帽子和墨镜，点上了香烟，进了书店。我的目光很快找到了那个中山装。
今天我跟定你了，我想。
这是一个私人开的小书店，虽说小，卖的又都是些还算严肃的书籍，但看得出来生意相当不错。这世道真叫怪，都什么时候了，还有这么多人买书。大学毕业以后我几乎没买过一书象样的书，一是没钱，二是没时间，三是没用处。不过我倒是到这家小书店里来过几回，翻翻画册什么的，也买过几盘音乐磁带，晚上听听，有助于夫妻生活。
我走进店里，立即觉得光线太暗了，我知道这是我戴了墨镜的缘故。但我不想把眼镜摘下来，我戴上帽子和眼镜，目的正是为了方便对中山装的跟踪，我要让中山装发现不了我。
此时书店里只有一个营业员和中山装两个人，中山装在书店的一角埋头翻一本书。营业员是个俊俏的小丫头，我一进门她就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中山装一眼。平时很少有这么俊俏的小丫头看我的，我想这全是因为我戴了付墨镜和一顶帽子，天气还不热，而我头上的那顶帽子却是太阳帽，白色的太阳帽；而这种天气里戴墨镜显然也不是时候。这样的打扮，再叨根烟，怎么看也不象来买书的。至于中山装，我想她早就注意他了。尽管如今人们的穿着已经异常丰富了，但一个年轻人穿着中山装，多少要让人看上几眼。
我扔了烟，从中山装旁边的书架上取下一本书来翻看。其实我并不真看书，我斜着眼睛看中山装手中的书。他手中拿的是一本摄影画册，里面都是些女人体，看起来挺不错的。我又偷眼看中山装，却发现他的眼光也不在书上，而是斜向那个正在吃油条的小丫头，一边还煞有介事地翻着手中的画册。一个蛮有意思的家伙，我心想。
中山装翻完了一本画册，又拿起了另一本。这是一本日本时装画册，我注意了他的眼睛，依然是斜的。可那个小丫头不再看我们，而是专心致志地品尝她手中的油条。中山装有点沉不住气了，他丢下了日本时装，又拿起女人体摄影，夸张地翻着书页，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
“请你注意点好不好？”小丫头这回不得不把目光盯着中山装了。
“注意什么？”中山装装糊涂，他朝小丫头走了两步，说：“真香。”他用画册指了指油条说：“多少钱？”
“四十二。”
“哇赛！”中山装说，“油条这么贵！”
小丫头楞了下，上下看中山装：“我是说画册。”
我也楞了下，在我的印象中，“哇赛”好象常常出自一些智商不高的香港人的口中，我想，中山装会不会是香港人，要是香港人，穿中山装也就不算稀奇了，而跟踪一个香港人、一个智商不高的香港人，我是绝不会有兴趣的，哪怕他是我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呢。但我很快否定了这样的猜测，包括“狼”牌鞋在内的那套廉价行头不说，他身上透出的那种味道我就觉得他不是香港人。他说出的“哇赛”不象香港人说的那种味道而类似于我们常说的“我操”。“我操”不是很好吗，干嘛要“哇赛”呢？我对中山装的品位和智商有了一丝怀疑。
“哦，”中山装说，“印得不清楚，还卖这么贵。”
“谁说不清楚，没钱就不要看。”我想，小丫头也看出中山装不是香港人了，她又啃起她的油条来了。
小丫头说的话明显不客气，我想中山装该发作一把了，谁知他并不恼，又往前走了一步，把人体画册递到小丫头眼前，指点着：“这儿，这儿，还有这儿，都不清楚。而且，这种不清楚绝不是有意为之的朦胧美，而是印刷质量低劣。所以，我认为，”中山装说，“与其花四十多块钱买些不清楚的照片，还不如多花点钱娶个真人回家呢。”
“我看你象结过婚的人。你总不止三十五六了吧？”
“好眼力，不过，老婆又飞了。”
“真不幸。”
“谢谢。不过不要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中山装说，“小姐，你是这书店的老板还是伙计？”
“当然是伙计了。”
“可惜了。”中山装又说，“你嫁人了没有？”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可惜了。”中山装说。
“有什么可惜，莫名其妙！”
中山装丢下了画册，说：“你想，这么漂亮一个人，这么年轻一个人，只是一个伙计，而且，嫁不嫁人又与我没有关系，难道不可惜吗？”
小丫头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脸上的表情似恼又似乐。我觉得中山装有些贫嘴和无聊了，跟人家素不相识，又是个小女孩，扯什么淡呢！我看了一眼手中的书，这是一本琼瑶的小说，我朝小丫头扬了扬琼瑶，问：“多少钱一本？”
小丫头好象不大想做我这笔生意，不耐烦地说：“书后面不是标着价钱吗？”她又把脸对着了中山装，看样子她对中山装倒没有恶感，而且还似乎乐意与他嚼嚼舌头。我心里有点来火，见他们还在不着四六地胡说，我顺手拿了本书揣进了怀里，然后走出了书店。
在书店外面我看了看手表，现在是八点三刻。斜对面工厂的大门早就关上了，进去得从边门走，而且得受看大门的老头数落。这位姓刘的老头是个骂家，只要是他看不惯的，他都要骂，骂世风日下，骂贪污腐化。大家常常为他痛快淋漓的骂叫好，但稍不留神，自己也被骂进去了，跟他吵吧，实在是不值得。弄得大家有时也烦他，说，好象这个厂里除了大门口的老刘头，就再也找不到一个干净的东西了。我在太阳下站了一会儿，没有准备进厂，倒不是怕老刘头骂，而是因为自己已经与处长撒过谎了，不好再回去。再者，中山装到底是个什么人至此尚未看出个名堂来。与小丫头耍贫嘴引起了我部分不快，但我细细一想，倒又觉得没什么不好了。首先，我扪心自问，自己也想和这个长相讨喜的小丫头聊几句，却因不可分析的原因，从来就没和她搭过一回腔。唯一的一次、也就是今天的这次问话，还又问得不对路子，自讨没趣，而中山装能和小丫头聊个没完；第二，中山装的话题确实称不上高雅，但仔细想想，一上来就和这种长相可人的小丫头来高雅的玩意儿，又能说是用意纯良吗？又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自然丑陋，但举着牌坊做嫖客难道就是光彩的行为吗？
我点上一枝烟，倚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上抽着。我从夹克衫里摸出那本在书店里偷出的书来，一看，正是中山装看的那本人体摄影画册。我翻着画册，阳光照在画面上，该清晰的清晰，该朦胧的朦胧，真有说不出的美。我想，以前我还以为这些都是些下流不堪的东西呢。
一本画册翻完了，我抬起头来，向书店门口望去，正见中山装走出小书店的门，往另一个方向去了。我赶紧把书揣进怀里，尾随他而去。
中山装走到22路公共汽车站的站台下，仰头看站牌上的字。我估计他要坐车，这时有辆22路车正在减速到站，我连忙快步走到站台那儿。中山装从前门上了车，我从中门上车。
这趟车是驶往郊区的，车上人很少，座位很空。一个肥胖的售票员走到中山装的座位前，问他到哪里下车。中山装把钱递给售票员，说：“方泉。”售票员又走到我身边来，没等她开口，我早把钱递过去，说：“终点。”终点就是方泉。
车子开出没多会儿，车窗外就全然是一付农村的景象了，天地和风都大起来，即便是在车子里，也能分明地感受到这一点。田里的油菜开了花，黄黄的耀眼。不时地有些蜜蜂飞进车内，可以想象，油菜田里一定嗡嗡地响着。中山装显得很兴奋，把脑袋伸出窗外，一会儿看看天，一会儿看看地，后来又站起来，向远处张望。
我从来没坐过22路车，但我知道它的终点是方泉，也知道方泉是一个小镇，它以温泉而闻名，在我的印象中，这是有钱人或者皮肤病患者去的地方。我看看车内的人，大多是接近于农民的打扮，看不出他们有钱或者有皮肤病，我想，他们大概只是乘车回家去罢了。至于中山装，倒是颇耐人琢磨，但凭我的直觉，估计他与钱和皮肤病都无缘。
但愿他不是什么有钱人或是皮肤病人，否则，我的跟踪就毫无意义了。
车到郊外，站与站之间的距离就变得长了，中山装的兴奋大概渐渐地萎缩下来，不再向外看了，而是把头搁在前排座位的靠背上，也许是打瞌睡，也许是想心思，不得而知。车内的其他乘客大多也在闭着眼睛休息，只有坐在我旁边座位上的一个小男孩，开始大声和他妈妈说话，他老是提起一个叫红红的大概是一个和他差不大的小女孩，说她的钢琴，她的玩具，她为什么只吃那么一点点饭。他还反复说起城里的儿童乐园，说起小火车小飞机。他还说下回要带花花去城里，我听了一会，才弄清楚，花花是一条狗的名字。
车子开得很快，大片大片的油菜看久了，总是黄色，不免也恍惚了，便也闭上眼睛，准备睡一会儿。
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了那个与我长得一样的人。好象是在一个隧道里，光线很暗，但走一段便有灯光。中山装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隧道里没有其他人。走路的声音很响，我竭力控制脚步，但声音还是可怕地响着。于是我干脆把鞋子脱了，光了脚丫子。这时我发觉脚下原来是柔软的草地，而光着的脚丫子踩在松软的草地上，不可思议地发出柔和而又巨大的声响。我停下来，中山装继续往前走，无声无息地。为了不让他发现我在跟踪他，我象太空人在月球上行进那样，用脚趾在地上踮一下，便能纵跃出去很远。这样，我的脚下也变得无声无息了。但是，我又发现似乎永无尽头的隧道里又有另一种声音，象是巨鼓擂响的动静，我侧耳倾听了半晌，才发觉它来自我的心脏，这下我毫无办法了。果然，中山装停下了脚步，他的左前方正好有一盏灯，我在逆光中屏住呼吸，注视着他那只半透明的小耳朵。他慢慢转过身来，借着微弱的光线，我惊骇地发现，他没有脸！只是在该长嘴的地方有一个窟窿，右耳朵半透明着，其他地方都象是电影中用女人的长丝袜蒙着脸的抢劫犯。我使劲想着，自己曾经在哪一部电影中看过这样的场景，这时，中山装要求我给他做一张脸。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铅笔，在他脸上画着。我画得很仔细，我第一次发现自己有绘画的才能。等我画完了他的最后一根眉毛，他的脸立刻便由画转变成真正的脸了。这是一张与我的脸一样的脸。我又从口袋里掏出一面小镜子来，递到他手上，他拿起镜子，刚一照脸，便露出一付凶相，把镜子变成了一把匕首，朝我猛刺过来，我急忙躲闪，结果还是没能完全避开，他的匕首刺中了我的右臂……
“醒醒，到终点了！”有人在动我的胳膊，我被弄醒了，抬头一看，售票员正拿票夹子戳我的膀子呢。我定了定神，再一看，车上已经没有人了。
坏了！我想。
这是一个古镇，一下车，就能看出这一点来。进镇的唯一道路上有一排排高大的石牌坊。我注意看了看上面刻的字，有贞洁牌坊，也有仁德牌坊，都有相当的年头了。
镇子依山而建，其建筑的新异程度让我吃惊，尤其是半山腰上的那些小别墅楼，让我不由要去想象其中住的是什么样的人。
街道两边大多是些装潢考究的小饭店和浴室。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么个小小的镇子为何会有这么多浴室，心想，方泉果然有温泉。已经是中午了，我摘去墨镜，太阳光亮得有点过分。我在太阳下站着，左顾右盼，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熟悉的。我看了看手表，现在是十一点三刻，看到这个时间，我的肚子立即便饿了。我贴着路边走，边走边打量那些小饭馆。但我不敢多耽搁，因为我看到几乎所有的饭店门口都站着几个漂亮的女人，她们热烈地招呼经过她们饭店的人。相对这个季节来说，她们穿得太少了些。她们招呼客人的方式大同小异，基本动作都是上前抢客人的膀子，把人家的膀子抱在怀里，紧紧地，不放手。但也有不少路人得不到这样的礼遇，她们对这些人视而不见，对此我十分诧异，我看不出她们选择对象的特征，老的，少的，穿得好的看上去有钱的，穿得孬的看上去没钱的她们都拉又都不拉。我有点担心被她们把膀子抱去，如果那样的话我将不知如何是好。据我的观察，一旦被她们把膀子抢去，不把她们摔一个跟头你是甭想把膀子夺回来的。我又把墨镜戴上，把两只手都插在裤兜里，咬牙闭嘴梗脖耸肩，很有气概地向前走着。我还用眼角余光看了看玻璃橱窗里我，样子很凶。不幸的是，我刚走了几步，就有两个高个子的姑娘迎上前来，一边一个，十分滑溜地把我的膀子抱了去，软呼呼地拥着向前面一家门口挂着大红灯笼的饭店走。我用力挣了几下，她们果然有把子力气，其中一个姑娘说，先生真棒，肯定有两下子，我们会让你满意的。我连忙说，别急别急，我给你们看一样东西。她们笑着说，先生别急，进去我们会看的。我加大了力度，甩出两条膀子，飞快地把夹克衫口袋和裤子口袋翻出来，它们支在我的身边，活象是乌龟的四条爪子。我把从口袋里掏出来的一串钥匙、一块手帕和几张人民币给她们看，我说，你们瞧，一共是四元八角，够不够进去一趟，你们要说够，肯客气的话，我不会拒绝的。要不，我这塑料袋里边还有一斤黄鳝和二斤猪小排，你们要同意算它们是钱，我也不反对。我这样说着，我以为她们要让我难堪了，结果她们仍然满面是笑地对我说，没关系，下回你多带点钱来，买青春，可要舍得花钱哟。我连连点头称是，也不敢把口袋收拾好，慌不择路，窜进了一条小巷子。
把气喘匀了，我想，你他妈真没见过世面，慌什么，还没问问人家，青春多少钱一斤呢。
小巷的尽头是一个小小的四岔路口，路口有个下面条的小铺子，我走进去，挑了个位子坐下，要了碗肉丝面。小面店的生意不错，来吃面的都是些本镇里的人，说当地的土话，与城里人说的话基本上是一回事，只是把这种方言的特点更加夸张了，比如把面汤的“汤”发音成tan，把酱油的“酱”发音成jian。吃面的人大概都是老主顾了，他们一边吃面一边与下面的老头聊天。他们在谈论一个叫做“乐园”的地方，说现在方泉浴室的生意就数“乐园”好，有个老头说，你们都没去过“乐园”吧，我去过，里头的姑娘真漂亮，哪家的浴室都没得比。别家的小姑娘，一看就是鸡样，“乐园”的，你就看不出来，一个个象大家闺秀，说普通话，还有说外语的呢。下面的老头说，那是有钱人去的地方，象你这种拖三轮的，不吃不喝拖一个月能进去一回就不错了。旁边有人说，他，只怕有进去的劲没有出来的力气。拖三轮的老头说，我有钱也不做这种缺德的事，哪家没有女人呢。下面的老头说，前一阵子公安局抓妓女嫖客，电视台还播了抓人的实况。有一个家伙被抓的时候慌急慌忙，来不及穿衣裳，把那个妓女的三角裤抢来自己穿在身上。摄像机对着他，他还把脸捂着呢。说，我家里有老婆孩子，千万不要把我在电视里播出去。公安说，你还晓得要脸，你要脸，为什么还做这种事呢。他说，意志不坚定，经不住诱惑。公安说，你为什么经不住诱惑呢。他说，都是改革开放都是改革开放。他倒蛮会找原因。店里的人听了都笑，拖三轮的说，这家伙肯定是个老油条了。这些家伙，该用骟猪的刀把他们的老二骟掉才对呢。另一个说，你还别说，要没这些人来方泉，你拖三轮的老刘哪块有这许多生意做呢。去“乐园”客人，你不天天拖得飞奔嘛。拖三轮的老刘说，告诉你们一件稀奇事，刚才我拖了一个家伙去“乐园”，这个家伙肥得要命，“乐园”又他妈在百步坡上，简直要了我的老命。谁晓得，上坡的时候有个小年轻上来帮我推车。这事要在二十年前发生，正常得很，这年头有人帮人推车，真吓了我一大跳。下面的老头说，神经病，肯定是神经病。拖三轮的老刘说，一点都不错，这家伙真是个神经病。他帮我推了车，又跑到坡底帮别人去推车了，弄了一大帮子人围观，看西洋镜似的。
听到这儿，我有些惦念中山装了。我想，那个推车的人不会是别人，一定是他。当我还是个红小兵大队长的时候，我经常在家门口的红旗桥上帮拉板车的工人推车，人家谢我时我总是说不用谢是雷锋叔叔教我这样做的。说老实话如今每遇这样的场面我依然想上前帮人家推车上坡，我依然怀念雷锋叔叔，他是真正的明星。现在那么多人为那些的装模作样的所谓星们、腕们发狂，这让我悲痛欲绝，我一打开电视机就禁不住大骂他们傻ｘ，可是自从我发育成人以后就再也没有帮人推过车，不为别的，只是怕自己被别人当成傻ｘ。人啊，现在的人全他妈成了自私自爱的自恋狂了，我们厂的那个精神病，就是那个当街玩自己裆内物的家伙要比我们强多了，他只是玩玩自己的东西而已，并不伤害他人，而我们，不仅在精神上百般手淫，而且以损人利己为幸福。
我问拖三轮的老刘，那个推车的人长得什么样子。拖三轮的老刘看了看我，说，长得跟你一样。我问，百步坡远不远。拖三轮的老头说，不远，你要去，坐我的车，只要二块钱。我丢了碗，说，好好，坐你的车去。
没走多远的路，就看见前方的一个大坡了。坡下有不少人聚在一起说话。老刘把车踩过去，说，到了。我说，那个帮你推车的人呢。老刘四处看看，问旁边的人说，你们有没有看见那个神经病呵。聚在一起的人七嘴八舌地说，被派出所的人抓走了。我说，你拉我去派出所。老刘说，三块钱。我说，好好，三块就三块吧。
派出所也不远，一会儿功夫就到了。我进了派出所的院子，见许多人在一个窗口排队，窗框上挂着一个小牌子，上写“办户口”。我朝相邻的窗口一张望，见中山装正坐在一张方凳上，对面的办公桌后面一男一女两个公安员正在审问他。
“我们已经盯你不少时间了，老实坦白吧，争取宽大处理。”
“坦白什么？”中山装背对着我，我看见他的屁股只有一半坐在板凳上，另一半则悬空着，看得出他很紧张。
“你从早上开始说起，起床以后你都做了些什么事。”
“起床后我先去公共厕所大便，你们不信可以去问我的邻居姚奶奶，她可以为我做证。姚奶奶的煤球炉是我帮她拎到小推车上去的，她是个卖茶叶蛋的。”
“后来呢？”
“我大过便就回家洗屁股，我有痔疮，医生要我注意卫生。洗过屁股后我就刷牙洗脸。然后我吃了一块烧饼二根油条。对了，我忘了说了，在吃烧饼油条之前我去买了烧饼油条。”中山装把屁股往凳子中间挪了挪，抬头看了看公安员。
“继续说你的。”
“吃过烧饼油条，我就出门去向阳卫生院。”
“哪个向阳卫生院？”
“就是五龙桥菜场的那个，他们的美容很有名气。”
“你去那里干什么？”
“我想去整容。”
“你以为作了案一经整容我们就抓不到你了是吧？”
“我没有作案。”
“那你整什么容呢？”
“我想换一张脸，我活得不好，你们知道，活得好不好跟脸长成什么样有关系。可是医生不给我整，说我该去看心理医生而不是来看整容医生。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他把我当成精神有毛病的人了。我很伤心，为了整容我已经积了不少钱了，我愿意花钱改变自己的长相。医生说，你长得又没什么问题，你到底想长成什么样子呢。他这一问，我倒想不出自己到底是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脸，别人的脸有长得好的，可要我变成他们那样，我又不愿意。这时边上一个妇女说，小伙子，我给你一个建议，你拿着你的钱，到方泉的乐园去玩玩，我看你是精神面貌有问题。我问她方泉乐园在什么地方。她叫我到727去坐22路公共汽车，坐到底，就是方泉了。”
“后来呢？”
“后来我就坐车去了方泉，找到了乐园。”
“你知道乐园是什么样的地方吗？”
“我本以为它是个小孩子玩耍的地方，我想，到这种地方来玩玩对我也许有好处。可是我一进去就发觉乐园并不是儿童乐园而是一个浴室。让我感到纳闷的是明明是男浴室，却有许多姑娘在里面。她们对别的顾客都很热情，却独独对我不理不睬，我想这都怪我的长相。我找到里面管事的人，对他说，我是来洗澡的，我有钱，要求提供服务。”
“你知道乐园的服务是什么意思吗？”
“我不知道，但我想，只要有人民警察在，澡我还是敢洗的。”
回答得好，我暗地里为中山装鼓掌。
“你不要油腔滑调，接着说。”
“那个人上下看了我半天，说，我们这里今天已经客满，要洗澡，我给你指条路。你出门向左拐，走到第一个四岔路口向右拐，走一百米就能看到一个大门，你进去，他们会给你提供服务的。我照他说的路找过去，发现那不是什么浴室，而是方泉的精神病院，这下我才明白，他们也把我当成精神有毛病的人了。我非常难过，因为我很正常，跟你们二位一样正常。精神病院里面有一棵老梨树，正开了满树的花，象下雪似的，真美，于是我就在树下哭起来。这时一个老医生走过来问我为什么哭，我说，你先告诉我，我是不是个精神有病的人。他说，你没有病你很正常。他真是个老人了，满头的白发象梨花似的。他让我感到可信，我就把我的心思告诉了他。他听后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过得不好，不是你长得不好，你需要整理收拾的不是你的容貌，而是你的心，你把心变了，就不会再有这么多烦恼了。听他这么说话，我一下子觉得他一点也没趣了，他活了这么一把年纪，说出的人生道理仍然是可怜的那一点点世俗的伎俩。比较起来，用整容、改变相貌的方法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是多么纯洁的想法和做法呵！”
“不要说你的那么多想法了，接着说你做的事吧。”
“尽管我从内心已经很瞧不起那个老医生，但我还是客气地向他告辞。当我转身走出好远以后，他在后面喊，听我的没错，不然你真会得病的。我没有再理他，依来路返回乐园。乐园前有一个大坡子，蹬三轮拉板车的工人很辛苦。我走回乐园的时候正好看见一个老工人在拖三轮上坡，他的年纪与我父亲差不多。于是我就上前帮他推车。我出了一身汗，心情立刻好了起来。回到坡底，我索性做起好事来了。我从小到大就喜欢做好事。”
“你倒把自己说成圣人了。”
“我做得还很不够。”
“说到现在，你还没有交代你的罪行呢。”
“我没做坏事。”
“你阻碍了交通，破坏社会秩序。”
“那么多人来看我帮人推车，是他们站在路上妨碍了交通，这不能怪我。”
“不怪你，难道怪我吗？没有你，他们怎么会聚众围观呢。”
“这么说，我做好事倒有罪了。”
“我看你是该到精神病院去看看医生，你怎么就拎不清呢，管你做什么，你得遵守规则和秩序，懂不懂，规则和秩序。”
中山装还想说什么，公安员挥了挥手说，算了别说了，你赶紧回家吧。中山装站起身来，往门口走，走了两步，回头对公安员说：“我懂规则和秩序，我懂了。”
“懂了就好，你走吧。”
中山装出了门，我急忙装着办户口的样子，排在队伍里。待他走远了，我又跟了上去。
中山装在前面走着，一边走，一边对着太阳连续地打喷嚏。我一直跟他进了一家百货店，看他买了一身高档的休闲装和一只真皮包。买了这些东西以后，他进了商场的厕所，过了一会再出来时，他的中山装已经不见了，身上穿的是那身休闲装，看上去明显不一样了，但似乎更象我一些了。
中山装（请原谅我仍然用这个名称来称呼他，这样我说你听都清楚些）出了百货店，进了一家装潢考究的酒楼。我想，他一定还没有吃午饭呢。那家酒楼门口挂着几串小红灯笼，小红灯笼旁边站立着一个穿旗袍的姑娘，给进出的客人开门。中山装昂然走向酒楼的大门，那个旗袍姑娘适时地打开大门，还躬身说了句什么，估计是“欢迎光临”之类的话。酒楼的玻璃窗极其高大，在街上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里面人的吃态。中山装挑了个临窗的座位坐下来，另一个穿旗袍的姑娘走到他身边，递给他一本菜谱。中山装在上面指点了一番，旗袍姑娘微笑着袅娜而去。我在路对面环顾四周，身后有一个小报摊，我向摊主买了三份晚报。中山装进了那种店，不吃上个把小时恐怕不会出来，多看几份报纸可以消磨消磨时间。我边看报纸边抽空看中山装，果然，一个又一个旗袍女子把一盘又一盘的菜端到中山装的桌上。中山装又是吃菜又是喝酒，一付老饕的样子。我心里暗暗叫苦，看不出来，这家伙还蛮会享受的嘛，这么多菜，他要吃到什么时候呵。谁料我的第一份晚报的第一版还没有看完，中山装已经拍出一叠钱结帐并很快走出了酒楼，直奔百步坡而去。我连忙卷起报纸跟上去。
中山装进了乐园，与进酒楼一样，姿态也是昂昂然的。我在街对面盯着乐园的大门看了半天，也没见他出来，心想，这家伙到自在，怕是在里面洗澡了吧。
街上挺干净的，但没有树，我在太阳下无遮无拦地被晒着。我看了看表，此刻是下午一点半钟。我觉得有些瞌睡。乐园的斜对面有一块空地，空地上有绿色的诱人的草地，其端点是一个大型的雕塑，雕的东西很抽象。雕塑下有一大块阴影，我走过去，坐靠在雕塑的基座下面，就这么一块阴影，温度完全不一样了，呆在里面，象呆在另一个季节里似的。真好。我的瞌睡没有了，脑子象一池清水，见底的清澈，里面的小鱼小虾水草石子玲珑可见。中山装到酒楼里吃了一顿，肯定花了不少钱，现在他又进了乐园，花费必然更大。他要美容，自然积了点钱，可他现在把钱花在了别处，看样子他是不想再在脸上做文章了，他大概是做通了自己的思想工作。我真有点羡慕他，我羡慕所有想得开的人。在一个我从来没到过的陌生之地，我平静地回想着自己曾经有过的快乐和烦恼，我对它们花费了许多心思，而它们随着时光的迁移都很顺利轻易地自己过了关，就好象这位中山装，在我非常惦念他的时候，他却自己解开了疙瘩。中山装进乐园以后接受了哪些服务我无从知晓，但我想他一定好好地过了一把瘾。照我的推测，谁侮辱了他，他就去操了谁。这样的做法对他来说，也许太突兀了些，可毕竟是他自己选择了这样的方式，自己求变，这是有力量的表现。为这，我就该祝贺他。
可是，我又想，过瘾之后，中山装又靠什么来支撑自己呢？无论怎么说，企望改变长相都还算得上是一种理想或者说是一种愿望，理想和愿望对人的支撑、尤其是对我这样的人的支撑是必需的不可或缺的。去掉这个支撑，中山装会变成一个怎样的人呢？我很想知道。
坐在抽象雕塑的阴影中等着长得与我一样的人，我突然明白了一些以前我不明白的事。比如我曾经有一个最好的朋友，我们从幼儿园到大学一直都是同学，好得胜过亲兄弟。由于我们成天在一起，以至于我们俩的长相都越来越接近了。比较起来，他比我木讷，心肠也软得多。他的善良忠厚几乎成了一种病态，连我这样的好人都觉得他有些自虐。我亲眼看到他遭遇了不少痛苦，至今他连老婆都没有娶上。大学毕业后他先在一所中学教书，他把学校想得很单纯。结果他又一次受到了挫折。那所中学的校长整个就是个流氓。后来他离开了中学下海做生意了。他做第一笔生意时来向我错钱，说是有路子倒腾一批药，得手的话一次能赚二万多块钱。尽管我对他做生意的能力十分怀疑，但我还是依他的要求借给了他二万块钱，这是我准备结婚的钱。几天以后，他心情沉重地告诉我，他被人骗了。我一点也没有感到奇怪，这是我预料中的事。他不被人骗谁被人骗呢！那天下着大雪，快过年了。我对他说，这么好的天，咱们找个地方吃火锅去吧。他没有同意，什么也没说，出了我家的门，走到大雪中去了。从那以后，他不大到我这儿来了，我想他还在继续倒腾点什么吧。前不久他来找我，当时我正在家和老婆闹别扭，闹别扭的原因是我在菜场买了一只老鳖。老婆怀孕七八个月了，我想让她吃得好一点。这使她雷霆大怒，说我是败家子。她发怒的样子实在难看，我也火了，我把录音机的声音开得很响地听美国说唱王哈默的歌，这是她最讨厌的歌手，她说他那根本谈不上什么歌唱而只能称之为没完没了的胡诌。我也听不懂他在唱些什么，但一个人能不停地飞快地翻嘴皮总会引人注意的。我也相信他只是言不达意地随嘴打花花，说了白说唱了白唱，但我经常听他没完没了的胡诌。其实，我们那么多的话语和歌唱又表达出了什么呢？那些自恋狂的所谓作家们，那些假啦巴鸡的歌唱家们，用他们的笔和嘴果真说出点玩意儿来了吗？不瞒你说，只要我一看那些作品一听那些歌，晚上非做恶梦不可。有一回我接连地读了一个作家的几部小说，晚上我就梦见一个家伙在街头赤条条地玩弄自己的那话儿，玩着玩着那话儿变作一面大旗呼啦啦在他手上挥舞起来，我正诧异间，那面旗帜又变成了一条大棒，劈头盖脸朝行人打去。与其要做恶梦，我倒宁愿去听哈默的胡诌，我相信至少他不会骗人（骗我我也听不懂）。我把录音机开得那么大听哈默，可把我老婆气坏了，她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喘粗气。我觉得她的大肚子里不是七八个月的胎儿而都是气。正当我们处在僵局之时，他来了，就是我的那位好朋友。他明显是刚喝过酒，而且已喝得酩酊大醉，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我和我老婆见他来，都很高兴，抢着埋怨他，为什么这么多日子不见他的踪影。他穿了一身真丝的西装，看得出是相当高档的货色，只是上面湿了一大块，不知道是酒还是水，看上去很丑。我给他倒了杯白开水，他说，还是老弟兄够意思，他们都说我醉了，不能再喝了。只有你知道我的量，还给我酒喝。我问他这些日子都到哪里去了，他说，你不要多问，我知道你惦记你那两万块钱。我给你带来了。说着他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两叠钱来往桌上一拍。我想他可能又混砸了，就对他说，你喝多了，钱你拿起来，你做生意总用得着，这回做砸了下回再来，没听人说吗，死活鸟朝上。谁知他力气很大地压住我的手，说，开玩笑开玩笑，我还能做砸。把他送走以后，我一直为他担心。几天之后我在医院门口碰上一个中学同学，在谈起各自的生活时谈到了他。中学同学说，你知道吧，他发了大财，手上已经有几家相当有规模的公司了。我说你开玩笑了，他我还不了解。中学同学说，我看你是不了解他。可有不少人了解他。他现在是出了名的有钱，也是出了名的贪杯，喝起酒来比那些没文化的暴发户的样子还要丑。他现在一喝醉了都要向在座的人传授他的发财之道。他说他以前一直混得很栽，但他自从骗了他最好的朋友以后，他就无往而不胜了。我们问他怎么骗朋友的，他说，他向朋友借了两万块钱，说是要做一笔生意，结果他一拿到这笔钱就立刻去吃喝嫖赌，转眼间就花得精光，这是他刻意安排的一次人生变化，它标志着他的新生。他说，自己最好的朋友都会骗，那么天下都可以骗之了。我想，他说的好友大概就是你吧。听了中学同学的这番话我百感交集，我知道他已经离我很远，我不能再象以往那样清楚地知道他内心的沟沟坎坎，但我还是很可怜他，骗我一回没什么，可怜的是他竟然把这做为一条经验广为介绍和推广。这说明他的道行还不深。
此时的中山装，是不是也处于我那位朋友借钱时的心态呢？
太阳和雕塑下的阴影都悄然地移动着，有些孩子放学了，快乐地在街上跑。我又看了看表，下午三点了。我朝乐园的大门望去，正好看到中山装从里面出来。他显然是洗了澡，头发是湿的，脸上泛着红光。他走得很慢，肩膀有点耷拉，嘴里叨着根烟。我发现他又换上了那件中山装。
中山装向车站走去，我赶紧跟上。车站是一个小广场，车子很多，有到市区去的，也有到外地外省的。中山装在车辆之间转来转去，我很担心他会坐上一辆长途汽车，如果那样的话，我就不可能再跟踪他了。我对自己毫无目的的跟踪已经有些厌倦了。如果他此刻经手术变了一张脸，我也许还有点兴趣，可以借此看看我能重新获得一张怎样的面容，这样的新脸又能给我带来怎样的生活。可现在中山装整容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了。吃也吃过了，喝也喝过了，乐也乐过了，他还能怎样呢？
所幸的是，中山装没有到外地去，他在广场里转了两圈，还是登上了22路车。我自然也上了车，还是挑了个他身后的座位坐下。由于方泉是终点同时也是起点站，司机要等车上坐满了人再开车。此时车上总共只有十来个人，司机不肯开车。中山装坐在司机座后面的一个座位上，他把头靠在车窗上，不一会就打起呼噜来，他的呼噜声很响，而且越来越响，几近驴叫了。车内的人都笑，司机也笑。大概是嫌中山装的呼噜声太响，司机发动了引擎，把车开起来了。车一开动，中山装就醒了，他掏钱买了车票，对售票员说，到727厂下。
中山装有点疲倦了，从他的背影从他的后脑勺都可以看出这一点来。他的后脑勺很大，发黄发燥的头发毫无精神地贴在上面。我知道我的后脑勺也不小，与凸出的前脑门组合在一起颇有点象打铁用的砧子。但我的后脑勺究竟长得什么样我活到今天一直没有好好见识过。坐在中山装身后我得以观看我后脑勺的模样，我想它长得与他的一样。它太大了一点，这么发达丰满的后脑于事毫无补益，反过来，它还给脖子增加了负担。他的脖子太细了，细到那么大个脑袋搁在上面让人感到危险的地步。他那个大头里装的都是些什么呢？我不知道。我自己也是个大头，我以前一直以为它并不是个笨家伙，但此时我突然意识到它里面装的并不是智慧，而尽是些低级的苦恼和困惑。这样的头如果掉到地上，其砸出的坑不用说比别人的头砸出的要大，但要往前走它分明成了累赘，而头的作用在于引导人向前走而不是比赛谁落在地上砸出的坑大。这样的脑袋做不成大事，尽管它有时也说得上丰富二字，比如它既能让中山装去做好事学雷锋，又会在转眼间到乐园自暴自弃去了，但说到底它是混乱无力的，学雷锋做好事他不能持之以恒风雨无阻，自暴自弃他也不能死心塌地，他总是在深更半夜用巴掌扇自己的嘴巴子，用鞭子鞭打自己的灵魂，可这又有什么用呢！他以为自己那些信义、操守、善心是高级的东西，但他同时又情愿花钱让自己变一张脸，以为幸福会因此而落在他的脸上。
正想到死，车到了一个名叫安村的站。安村这个地方名气很响，我所在城市的人不知道这个地名的不多。它是我们这个城市的火葬场所在地。我曾来过一次安村，那次来是参加厂里总工程师的追悼会。这位总工程师是727厂的栋梁，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对工厂巨大的贡献，也知道他成功后面的坎坷和呕心沥血的努力。他的死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因为参加总工程师追悼会的人很多，厂里租了十几辆公交公司的车子把厂里的职工运往安村。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去安村。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谁都说这是一个罕见的酷暑，炎热到人似乎已经丧失思维和情感的地步。火葬场据说也是前所未有的拥挤，等待火化的尸体排成了长队。人们的悲痛被高温和过多的人弄得无处着落，相比而言，死者是那么安逸，他们的不动声色时不时会引起生者的羡慕。总工程师的追悼会没有依照事先的安排进行，由于炎热和过多的死者，所有的仪式都乱了秩序。一般群众向总工的告别仪式被免去了，我当然也没能最后看上他一眼。虽然他并不认识我，我也从来没和他说过一句话，但这个喜欢抽烟喜欢吃零食的瘦弱老人在我的心里却占有重要的地位。厂里的人都说这个豁达的老人在临死前变得很不豁达了，他不仅在护士给他打针时要不住地喊疼，更经常地向来看望他的人说，我怕死我不想死。象我这样不学无术的人当然无法理解他的境界，然而他的“贪生怕死”一直让我感动让我难以释怀。
中山装在安村站下了车，我没想到他会提前下车。在我没想清楚是否要下车时，车门已经关上并开动起来。我的眼前没有了那个大而无当的后脑勺，我看着车窗外黄灿灿的菜花，心里空空的。太阳已经在西天上了，我跟踪中山装将近一天了，这一段奇怪的时光我跟着一个长得与我一样的人，没有什么目的，也没有什么收获，正如我对自己的分析总是没有结果一样。一次毫无意趣的跟踪，我对自己很失望。车往前开着，城市的动静已经能感觉得到了，那块浓云般的尘埃下面，就是我的城市，我是这个城市出生的孩子并即将在这个城市里生出自己的孩子。我想，他长成什么样呢？但愿别象我一样才好。
我回头看安村的方向，我觉得我还是没能忘怀中山装，他去干什么呢？参加死者的追悼会？死者是谁？去做好事？在火葬场如何做好事？中山装对我来说依然是个谜。这时我似乎有点明白了，我之所以跟了中山装一天，是因为他对我是个谜。谜底也许就要出来了，而我却放弃了最后得到谜底的机会。这样一想，我在车上坐立不安了。我走到司机背后，让他把车停一下，我说我要拉稀我实在憋不住了。司机说，我可没功夫等你。我说我不要你等。司机便把车停了。
我在殡仪馆中礼厅的大门外面看到了中山装，他站在一大帮面色凝重的人中间，等待着进入中礼厅参加一个追悼仪式。这个我曾来过一次的地方与上回给我的印象完全不同了。人要比那个夏天少，天气也凉爽得多，人们的各种态度很清晰地呈现着。几个穿扮齐整的吹打手一遍又一遍地演奏着哀乐，其声音参差不齐犬牙交错，使哀乐毫无庄敬哀伤之意。中礼厅的门口有张桌子，上面摆着一本签到簿，不断有人上前签字。
追悼会开始了，中山装随人们走进屋内，我想我也不能站在外面，也不管这是谁的追悼会，跟了进去。死者是一个老年妇女，从遗像上看起来，是个很仁厚的长者。我站的地方离中山装不远，又能看到他的细脖子和大脑袋了。哀乐响了，默哀了，三鞠躬了，中山装很认真地鞠躬。我想，这个死去的老年人也许与他有什么关系吧。我夹在人群中间，不得已，只好跟着默哀鞠躬。但说老实话，我一点也悲哀不起来。有人念悼词了，于是我得知这位老太太是一个家庭妇女，生前做过居民委员会的副主任。念悼词的也是位老太太，她念得很伤心，悼词不断被她的哭泣打断。死者是一个好人，她生前做了许多琐细的、不起眼的好事。我站在人群的最后面，这时听见身后有杂乱的动静，回来一看，见是又一帮人聚在了门口，在准备另一个仪式。有几个人朝门里勾头勾脑地张望，说，太马虎了，连一束鲜花都没有，我们光花篮就有十五只。说话的是几个年轻的妇女，手里都拿着鲜花，她们站在门口，很美的样子。她们那种美丽的头颅会想到死亡这样的问题吗？中山装的那颗大头始终低垂着，我见他从裤兜里掏出一块手帕在眼睛上擦着，他的肩膀也在抖动，我想他是哭了。
接下来是向遗体告别，我和中山装都随着人群走到隔壁的一间屋子里，我没有别的选择。老人躺在屋子中间的玻璃柜中，满头白发，不太齐整，看来化妆师没有下功夫。我知道要在死后有个好样子，全得靠化妆师的工作。不过，人既已死，又是个老人，再让她栩栩如生，又有什么意义呢？躺在那儿的老人实实在在地告诉人们，她已经死了。如果她老人家九泉之下有知的话，她希望自己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呢？中山装对着老人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豆大的泪滴从他眼里落在地上，在鞠躬的每一个间隙，他都要凝视那位枯槁的老人。比较起来，他在老人面前呆的时间太长了些，以至于后面的人只好停下脚步，等着他。门口站着几个人，大约是老人的亲属。中山装走过去与他们握手，他还向他们说了点什么，我离得远，没能听到。我向老人行了礼，并同她的亲属们握了手，然后走出了屋子。不知怎的，我的心情很不好。我想着躺在那儿的老人。也许是死亡的原因，老人脸上的绉纹有些模糊了，但我知道它们曾经非常的深刻。我突然觉得我在哪儿见过这个老人，她有点象我的祖母，也有点象我的外婆。
我在室外找到了中山装，他背对着人群，在一丛夹竹桃前抽泣。空场上有许多人在哭泣，这些哭泣的人大都有人在旁边安慰。中山装显得十分孤单。我正想上前安慰他一下，他却向大礼厅的门口走去，又在门口的签到簿上签了名并走进了大厅。我心中不免有些纳闷，才出来的，怎么又进去了呢？
大礼厅里进行的是一个小女孩的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人要远远超过刚才那个老人的。屋里满是鲜花。女孩子在照片上的笑容动人极了，真象是阳光下一朵灿烂的花儿，满屋的哭声与之相比也显得苍白无力了。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但无论如何，死亡对于她来说都绝对是不幸的事。然而我心里却没有悲痛之情，也许她太鲜活了，说她死了有点让人难以置信甚至让人觉得夸张和矫情。可是，中山装在追悼厅和告别厅比刚才哭得更加厉害，有些无法自持的样子了。现在我已经很清楚，中山装与死者没有什么关系，他只是对生有了困惑，到这个非常之地来，或许是找一找解决难题的办法。
就这样，中山装一个又一个地参加别人的追悼会，一个又一个地向他并不认识的人致哀，一遍又一遍地哭泣。在我的眼里，整个殡仪馆就数他的悲痛最真切了，而那些为自己亲友送行的人的悲痛与他的比起来倒显得黯然失色了。我非常为他担心了，这个与我长得一样的人，积蓄了那么多年的金钱和希望，想往着以整容来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但现在他的想往成了泡影，他只能坐上22路车回到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脸既然变不了了，心他大概不会依别人的经验去改变。他很矛盾。他没有力量解决这样的矛盾。生活中有些东西，他也是要的，他并不拒绝它们，然而他不肯遵守通行的规则。他走进死胡同了。他到这里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不十分清楚，但我想，他也许是想找一个痛中思痛的环境为自己的痛苦一哭，也许是想以这种行为来自己活下去找一个理由，也许通过这种做法他可以表达出自己相对于死的优越来，也许是想来看一看如果他死后人们会怎样向他致意。但不管怎么说，我体会得到他的怯懦和恐惧。在一遍又一遍跟着他参加那些与我毫不相干的人的追悼会时，我渐渐地忽略了那些死去的人，我有些想家了。有一回我在向一个死者致哀时，朦胧间发觉那人穿的是一身中山装，他有一颗大头和一根细脖子，长得与我一模一样。我被吓得毛骨竦然，逃命似地奔至屋外。
太阳落了山，天色有点暗了。各样的鸟都归了巢，在林里吵闹。我真的很想家了，想我即将生孩子的妻子和即将有的孩子，想念我曾经历的四季和那些平常的昼夜，想我的那间小屋，屋子没有阳台，冬天下雪的时候，雪花会落在窗台上，这一片小小的积雪，有时会让我在月下看上半天。有一次我还在这个窗口看见过一截彩虹呢。
中山装已不知何处去，而我对他也没有了兴趣，我在夕阳的余晖中走上了大路，我只想在天黑透之前，赶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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