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与“艺术”的广西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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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乎难以置信:短短十余年间,地处边陲的广西竟涌现出那么多重要的作家,不仅阵容整齐、风格独具,而且后劲十足、咄咄逼人。 远离中心的广西,它的文学竟然是先锋的。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个也许在经济上还不发达的地域,在文学上常常是率领潮流的。一批年轻作家所创作的作品,经常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话题。来自远方的声音,常常大面积地覆盖了当下的中国文学,这是一个奇观。那些与众不同的文字,吸引了无数专业的大众的目光。广西作家的先锋性在态度上表现为“不折不从”——不甘于步武人后、追随流行的时髦“话题”,也不屑于取悦大众的口味,炮制畅销的通俗文学。摆出先锋姿态不难,难的是风格出众的同时又不失去读者。令人佩服的是,广西文学从未因追求先锋而失去过自己的读者,反而吸引住了一大批忠实的拥趸。作家艺术风格一旦形成,便成为一柄双刃剑:既使作家个性得以确立,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作家的创作。广西作家的可贵正在这里:他们永远追求创造,善于求新求变,挑战写作的难度,不断超越自己。他们以作家特有的敏锐洞察力捕捉只有文学才能触及和发现的问题,在小说技术上不断地探索和实验,创作出了许多具有艺术革新意义的作品。 有一个问题可能是需要我们思考的:当那些先锋性作品几乎无一不面临速朽的命运时,为什么广西的那些具有强烈先锋色彩的作品却一篇篇活了下来并向人们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 道理也许是简单的,却又是重大的:广西作家们的先锋精神始终是建立在文学的基本面上的,他们没有为先锋而先锋,他们毫不怀疑有文学性的存在——文学性是在一种天然存在的前提下来表现这一精神的。首先是艺术品,其次是先锋态度。他们的写作,依然是一种“经典性”的写作。他们懂得仅仅停留于形式的先锋探索是难有力量的,先锋更意味着对文学内容的发掘与发现。他们是以艺术家的郑重和精心对待文学创作的。他们能清醒地认识到文学与生活之间、文学与思想之间、文学与社会问题之间的关系,很好地把握住了文学表现的分寸。这一切,成就了广西文学大方优雅、超凡脱俗的气质。 广西文学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丰硕的成绩,也与广西文学界整体的文学自觉有着直接的关系。早在1988年前后,广西文学界就对自己创作力量的薄弱开始了深刻的反思。焦虑与危机意识、责任感与担当意识交织在广西文学评论家、作家的心中。批评与创作的良好互动营造出非常健康的文学生态,令人联想到十九世纪文学的繁荣与批评家的努力之间的密切关系。新人新作总是能第一时间受到关注和评论,佳作力作总是能得到及时而地道的鼓吹和捍卫,作家与批评家之间这种伯牙与子期的欣赏与唱和,那种鱼水相谐的亲切氛围,为广西文学带来了朝气和繁荣。很难想象,没有《南方文坛》和本土批评家对广西作家的大力发掘与扶持,广西文学会有今天的辉煌。 广西文学的另一奇观就是:它为中国的电影提供了上等的文学资源。中国当下走红的电影《英雄》、《十面埋伏》、《理发师》、《寻枪》、《幸福时光》、《姐姐词典》等,居然都是来自于广西作家的文学作品。它们为广西文学在更为广阔的领域里获得了更为响亮的知名度。然而,广西作家并没有陶醉在这种成功的喜悦中,反而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文学与影视的本质区别,小心照拂文学作为文学的品质,严谨地将它们与影视作品区别开来,让文学与电影成为各自领域的纯粹的艺术。因此,尽管频频触“电”,广西文学作品的纯度与质感却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 在商品经济大潮不断侵蚀、威胁文学的上世纪90年代,一批60年代出生的作家异军突起,举起了广西文学新军的大旗,带着他们的巫气灵气鬼气水气为中国九十年代的文学风景增添了令人难以忘怀的旖旎;本世纪初,一批70年代出生的后起之秀又蓄势而发,呈现出“井喷”的壮丽。这令我们有理由相信,广西文学的未来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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