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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渔：想像的东方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王晓渔
2012-09-29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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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子的影子

　　“想像的东方”是一个新鲜但又古老的词语。阿拉伯裔学者萨伊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又译《东方主义》，1978年）出版后，它立即成为学术江湖的时髦切口。就在前不久，一位中文系研究生听过关于萨德 (Marguis de Sade) 的讲座后，还向主讲者这样提问：“萨德是不是那位萨伊德？”由此可见，“东方学大师”的名声已远远超过“情色哲人”。虽然作为一种学院话语，“想像的东方”诞生不久；但作为一种现象，它早已问世。
 
　　马可·波罗堪称“想像的东方”的伟大先驱。他描述的黄金世界，使得哥伦布喜不自禁，并且在欧洲掀起了“西游记”的浪潮。有一些学者怀疑马可·波罗有没有来过中国。这个问题并不重要，游记本来就是由马可·波罗口述、一位传奇小说作家笔录，虚构的成分在所难免。问题在于，为什么明知道这本游记言过其实，中国人依然对此津津乐道。凡是马可·波罗提到过的中国城市，都在本地旅游指南中夸张地引用着那些虚荣的章节。

　　在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里，马可·波罗几乎就是忽必烈汗的耳目。在这个庞大的帝国，“皇帝对于他的每一个臣属来说都是外国人，而只有通过外国人的眼睛和耳朵，帝国才能向忽必烈汗表明自己的存在”。“看不见的城市”显影为“看得见的城市”，不过，“指挥讲述的不是声音，而是耳朵”。卡尔维诺借助马可·波罗之口感慨：“我讲，我讲，但是听的人只记得他希望听到的东西。”不妨说，“想像的东方”就是出口转内销的东方——东方折射到西方再折射回东方——影子的影子。
 
　　我们常常指责西方人看中国戴着“西方中心观”的望远镜，事实上，中国人看中国又何尝不会戴着“中国中心观”的近视镜？正如哥伦布的“西游记”是为了寻找神秘的东方，两种中心观也经常殊途同归，是“同谋”也是“死敌”，互相征服或被征服。在这里，我分别以香格里拉和大世界为例，分析两种“想象的东方”。同时需要声明的是，本文中的东西方两分法只是出于叙述的权宜之计。

    香格里拉

　　时间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领事康威一行，乘坐小型飞机离开发生暴乱的南亚次大陆某国，途中发现自己被神秘劫持。当飞机紧急迫降后，他们来到一座叫做“香格里拉”的喇嘛寺。这里有梦境般的“蓝月亮”山脉，“山顶上的光与冰雪反射的光相互交映”；这里还有藏书馆和音乐室，英文、法文、俄文、德文书籍，以及所有的欧洲著名乐曲。甚至在到达喇嘛寺之前，康威就“感到抵达的这个地方是终点，是归宿”。
 
　　英国小说家希尔顿，在《失去的地平线》中编织的这段锦绣传奇，使得无数读者意乱神迷。它被好莱坞拍成电影，“香格里拉”一词也成为英语世界中的“桃花源”。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地点却是真实的。我们甚至拥有了两个“香格里拉”：一个是由郭氏家族经营的香格里拉酒店，一个是位于云南的香格里拉原型。
 
　　香格里拉酒店的身份非常暧昧。如果对典故比较陌生，四个音节的发音，很容易让人误认为它是一种拉丁字母的音译。从管理模式上看，它也是全球化的产物。但是，香格里拉酒店主要分布在亚洲区，它的“S”标志又借用了香格里拉(Shangri-La)的无形资产，同时暗示着亚洲建筑特色。香格里拉原型更是迟迟出场，1997年才被确认在云南迪庆中甸，2001年中甸县正式改名为香格里拉县。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个词在藏语中早已有之，但作为一种地名，却是由希尔顿命名。一个从未来过此地的异域写作者，居然反客为主，把握了命名的权力。
 
　　在小说里，香格里拉喇嘛寺的设备“综合了西方的现代性与东方的传统性”。现实中的两个“香格里拉”同样如此，既是“想像的东方”也是“想像的西方”。但是，东方始终处于被动的失语状态，它必须通过西方认证，或者使用西方的话语。

    大世界

　　在城市中，酒店和景点分别扮演着两种角色。酒店强调国际性，标准化的时钟、房间和服务小姐。旅客不但“梦里不知身是客”，醒来依旧“宾至如归”。景点恰恰相反，它要突出地域性，必须具有地方特色，让人时时有“游园惊梦”的惊叹。作为室内综合性游乐场所，上海大世界的功能与香格里拉酒店完全不同。除了本地市民以外，它的游客主要由两部分人群组成：外国人和外地人，特别以后者为主。观看者的身份，使得大世界成为双重的“想像的东方”：不仅属于西方，也属于中国中西部地区。
 
　　走进大世界，首先看到的是12面哈哈镜。长期以来，哈哈镜几乎成为大世界的代名词，被中国内地的人们当作童话到处传诵。我在童年时代也曾被魔镜的传说倾倒，并暗暗盼望自己有朝一日能见到“真迹”。后来，我在附近的城市意外见到哈哈镜，惊喜和沮丧同时产生。一方面为见到魔镜沾沾自喜，一方面坚持认为它只是“盗版”。哈哈镜与神话中的“忘川之水”不同，后者的功能是遗忘，前者却没有这么简单。它似乎在暗示大世界的游戏规则，只有通过这种“变形记”，游客才能进入想像的空间。
 
　　在《看不见的城市》里，马可·波罗对忽必烈汗说：“不管我的话能唤起你对哪个地方的想像，你都会处在自己的位子上，作为观察家来看它。”如果说香格里拉是马可·波罗式的东方，大世界更像忽必烈汗式的东方。在1917年，“想像的西方”很容易遭到殖民地人们的拒斥。刚刚诞生的大世界，没有全盘照搬西方游乐场，而是将西方的玩具搬到中国游乐场。更重要的是，在“被观看”的哈哈镜里，还能看到观看者自己的形象。这个具有主动性的细节，正好满足了衰落的中华帝国的心理需求。它可以被理解为中国对西方的“反殖民”，不再是西方对中国的殖民。
 
　　在现实中饱尝耻辱的国人，曾经依靠“想像的东方”挽回一点点尊严。大世界在新千年走向萧条，日游客从鼎盛时的2万下降到不足100人，最终停业——这或许是必要的代价。在每一天都会出现现代化奇迹的今天，它已经无法满足想像。遗憾的是，我们依然没有寻找到表达自己的话语方式。
                                                             
       2003年，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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