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世纪初女性诗歌印象或潜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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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纵溺的喧哗与时光沙漏的细响 然而，不管妇女作家的这些近作的结果怎么模糊，征兆 ——克里斯蒂瓦《妇女的时间》 在新世纪（撇开可笑的时间神话）谈论，重新检视和厘测女性诗歌是很有意味也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当然，谈及当下的中国女性诗歌写作决非是一个轻松简单的话题。毫无疑问，在经历长期社会和文学中女性被“无性化”和“男性化”的噩梦之后，在女性的文学和身份革命被长期“淘洗”和延宕之后，当无性叙述的性别场景逐渐隐退、消匿，放逐身体和欲望的克己和禁欲的动力结构一去不回，女性诗歌在经历了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的狂躁的性别风暴和权力话语突起的尖锐景观之后，近年来的女性诗歌写作整体上呈现出一种视阈和姿态更为宽广的美学趋向。 剥开事物的虚饰：必要的引入与展开 有必要先澄清一下“女性诗歌”概念的合理性依据和内涵。记得诗人周瓒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实际上自80年代以来有关‘女性诗歌’的评论一直包含着男性主观的俯视姿态，其中夹杂着男性对女性自身写作能力的蔑视，诗歌评价标准的男性中心主义倾向以及通过批评实践对女性意识巧取豪夺式的改写。首先，我注意到，在批评中，存在着对‘女性诗歌’和‘女性意识’的简单化的理解。仿佛一种套路，这是一种非常男性化的自以为是的方式。”确然，80年代中后期以降，关于“女性诗歌”的批评话语本身，就存在着诸多误导和曲解，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我们对“女性诗歌”的理解。大量诗歌选本犹如强大而粗暴的筛子将女性诗歌无情地遗漏和忽视。我希望自己在谈论近几年的女性诗歌写作时不会堕入男性自身阐释女性的话语局限和某种偏倚。确实，厘清和勘测（在准确意义上）女性诗歌决非简单的小孩子拆表式的游戏，它是沉重的、远非轻松的诗学工程。它理应是避开数字学点阵意义上简单而粗暴划分、定义、固定的方程式，它更关乎一种深层次的黑夜中的真实和难以想见的挖掘的艰砺姿态。它和诗人有关，与女性的命运和体悟相关。我这里只想就诗谈诗，此外的一切，与我无关。 女性写作不应该是雅罗米尔式的“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精神疾病气味的青春期的偏执性写作（而一个事实是，中国的女性写作在不短的时间里携带着这种带有偏激色彩的整体氛围），而应更具有一种包容的、省察的姿态。回首和返观来路，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女性诗歌”重新打开了崭新的审美视阈和情感空间，更新了一代人的阅读体验。其中不乏精深锐利之作，在经验和技艺的双重维度上扩展了诗人和诗歌的视阈。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女性诗歌写作的缺失和偏执之处。其中最主要的是诗人专注于单一的“黑夜”和“房间”的类型化的性别叙述和和单一的“倾诉”和“自白”句式，造成某种新一轮的题材预支优势乃至写作的“八股”味道。然而，在诸女性诗歌写作中，却普遍设置性别二元对立的话语分水线，对女性身份过于敏感导致的偏激和一定意义和程度上对男性的丑化和误读 。新一轮的本质主义的二元对立思维决不会对女性和诗歌有任何建构意义，这显然是误读了西方的“性”意义和“女权”精神。除去性别叙述和男权批判外，女性诗人应该避免新一轮的话语暴力，扩展诗歌的题材领域和表述迹写空间，关注更为普遍的女性整体命运的吁求，不耽溺于带有精神疾病气味的偏执和尖锐、刻薄。 对世纪初的女性诗歌，我决非一个悲观主义者，相反，在一定向度上我恰恰认为在这个年代女性诗人更具有了一种与时代和诗歌双重对话的能力和可能提升和开掘的空间。女性诗歌命名和发现的姿态以及视阈的扩展成为这几年我愉快阅读体验之一。就笔者近些年对女性诗歌的阅读观感而言，女性诗人的写作变得更为广阔舒展，其视域与题材都呈现了令人赞叹的丰富性、复杂性。她们在葆有新的女性独有体验的同时，又向着更为广阔的精神维度伸展。面对这种更有内力也更为繁复精深的诗歌，我们仅用一句“女性意识”来概括似乎是远远不够的。在她们的诗歌文本中，诗人开始关注和打量生存的细部与纹理，体验着更为广大的弱势群体的艰辛，同时也表达了新一代知识女性灵魂和生命体验的扎实可靠。如我在诗人王小妮、路也和蓝蓝的文本中我更多看到她们对神性的满含人情而非寒冷高峻的招唤，那种依托于大地和自有万物的向天空的仰望。诚如马丁·海德格尔所说，“此仰望穿越向上直抵天空， 它仍然在下居于大地之上。此仰望跨于天空与大地之间。” 在我的阅读中，我记住了很多优秀诗人的名字，但我不想说出她们，在这个将诗歌作为事件和炫耀名利资本的时代我不想划地为牢，也不想让无聊的一些诗人趁机发挥说事。这只能是时代和诗人的双重遗憾。在这个“二流的时代”几乎很少有忠实的臣民。悖论在无限展开。 印象：语言意识的转变——纵溺与消解 诗歌的语言应该是马拉美所说的“纯洁的部落的语言”。诗人，是从外乡跋涉而来，在黑暗冰冷的雨夜擦亮语言灯盏的人，他重新发现了语言背后阔大场阈中被遮蔽的意义和声音的指向。诗人，是在板结梗硬的寒冬，撬开冰层和土壤，在不懈的挖掘中提早与语言在鲜活的春天照面和打量的挥汗者。在这个长久而可贵的语言向度和弯身劳作的姿势上，诗人才维持了诗之为诗的本体依据和可能，才持有了一个手艺人的道德良知和基本责任感。 可惜，不无遗憾，在近年的女性诗歌文本中，我发现的过多是对语言的遮蔽和搪塞。然而更为可笑的是，一些诗人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她们所做的是一件很可悲也很唐突的事情。 如果说90年代女性诗歌语言在话语压抑之后存在艰难转换和重新确立自身话语努力的话，那么当下的一些女性诗歌则存在着对语言过度沉溺或确切说是玩弄语言的危险。它的背景是神性写作的消解，日常语型写作的无聊与乏味。这种语言态度表现为过度地拼贴和堆积暧昧、怪涩的词汇或者几乎不经任何整合和观照直接从嘴中流出的口语和散文式的日常表达。（与诗的最终的诗意表达大相径庭，悖道而驰）然而，这种大大降低写作难度（或者根本就消解了难度）的语言表达最终沦为一种自戗、自泄、自恋的白日梦行为。这种语言的空前私语性狂欢和纵溺，遮盖了汉语诗歌的光辉，歇斯底里和精神分裂症患者般的自设语言牢笼导致追求言说的快感，它不及物、不所指、不穿越，仅仅是将毫无生机的僵化失效的语言附着在所谓的诗歌表达上。这种对语言消费的极限膨胀，导致了任意的极端达达主义式的将语言资源消耗殆尽的荒诞后果。也许，对于一些在物欲和感官的快感消费浪潮中的诗人而言，语言的狂欢是一种很过瘾的无所畏惧的多米诺骨牌式的彻底销毁的玩法，发泄的眩晕，无方向的旋转。这对被语言的牢笼框定和束缚得过久的女性诗人来说，其吸引力是无穷的。巨大的黑洞在无限的敞开，隐匿的磁场奔突涌现…… 然而这种毫无责任感可言的诗歌语言态度，不仅将诗人的身份置于可疑和可笑的尴尬境地，可更重要的是——诗，这种聚敛事物和心灵秘密和光芒的优异之物，最终会在读者的阅读中有被放弃的危险。诗歌的语言，在本源上对事物和生存的神秘而神圣的必要而简洁丰韵的发声，最终被一种粗糙丑陋的散文化和日常化语势所削减和弱化。请看一首诗，还是让诗自身说话吧，让事实避开我可能存在的过度阐释而导致的架空危险。 每天早晨，当我醒来， ——鲁西西《白色的花》（组诗之《礼物》） 我们想当然会认为这是诗，因为它分行排列。可是，稍有诗歌常识和阅读体验的人很快就会发现这根本上就不是诗，原因在于它不是诗歌的语言而是散文的语言 。《礼物》中的语句没有任何跳跃和变形，是没经过任何修剪的干瘪乏味的散文化日常用语，而诗歌语言恰恰是对日常语言的暴动，是扭断句法的脖子。其中的句子可以毫不费力地连贯起来，这是十足的拒绝想象力和诗意语言的非诗化散文。当我尝试用散文的格式排列你会发现，《礼物》不是诗。 “每天早晨，当我醒来，都听见有个声音对我说：把手伸出来。太阳光满满地，落在我手上，一阵轻风紧随，把我的手臂当柳树枝。还有那眼看不见，手摸不着的，你都当礼物送给我。我接受的样子多么温柔啊!” 鬼鬼的《千里送棉花》那种滞涩、沉闷、粗糙的散文体语言与鲁西西的《礼物》几乎如出一辙。“外婆的妹妹/从遥远的地方/给我捎来了两麻袋/雪白的棉花/她说过些日子/我结婚做新棉被/用得着。”这种极不负责的语言态度在春树的《在天安门广场等人》、《别阻止我老去，因为我还年轻》，巫女琴丝的《一个少女对刑场的感性认识》、《深山里的尼姑》中都有充分暴露。 相应，这种语言态度牵扯到极为低级劣质的隐喻和所谓象征（当我说“隐喻”和“象征”这些高贵的词汇时我觉得我践踏了它们），如月牙儿的《寂寞》：“一条女性的腿/晾在夜里//镜子里/月亮的屁股真白 如/镀亮的白铁勺”。你不会想到还有如此令人不寒而栗的语言。再看看所谓的“口语”诗问题在于还有更为严重的诗我不想提及，看看《提前》—— “风 提前压下来了/对面的咖啡馆 提前消失了/下午提前到早晨了//鞋子提前肇事了/白帐单提前甩进筒子里了/雌性们提前妊娠了/火车提前进站了//牙齿提前酸软了几条绳子提前老化了/囚徒提前出狱了/……火车提前逃走了/风暴提前袭来了……”。 这种单一化的“什么什么提前什么了”的句式你可以无限地向其中填充堆积任何词语，这种无限替代的危险彻底消解了诗的本体依据。无独有偶还有与之同一模式的诗很多，典型的如： “注视一道裸露的伤口/注视一个没有骄阳的午后/注视一条蜗牛留下的晶亮的涎迹/注视一张豁口镜里面不明不白的人脸/注视一扇潜伏着动作的门/注视一段牵连着呼唤的扭曲的电话线……”（赵四的《回忆夏天的爱情》）。 “请伸出双手/撕下你的脸皮/测量它的厚度/加强它的硬度/取消它的湿度/把握它的尺度/缩短它的长度/修整它的宽度/拒绝它的风度。”（尹丽川《油漆未干——致某某、某某某和某某》） 无限重复累赘的排列和生硬堆积和随机替代，看似像魔术师手中的魔术袋应有尽有，千变万化，但最终实际上却是空无一物。而安琪的《像我这样的女人》可能表达了一个女性生活中的悲哀体验，但就诗歌而言，这首诗的语言更极端——“我知道像我这样的女人/已经不是女人//已经不是你想要的女人/已经不是你能要的女人/已经不是你该要的女人//像我这样的女人/已经不是女人”。这种几可替代的话语模式只能导致诗成为非诗，成为奇怪的与诗对立的东西。 我不清楚这些诗人在何种程度上理解里尔克的一句话，“我们尽一生之力，或许能写出十行好诗。” 对话：宽远的视阈——时光沙漏的声响与留连 似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谈论女性诗歌写作，“身体”和“欲望”成为重要的关键词。但是在近几年仍用这些词汇来限定女性诗歌写作未免太过单一和武断。这对诗歌和评论都是不负责任的表征。沈浩波在一个所谓的“权威”诗歌年选中仍用“身体”和“性”来评价女性诗歌。这有很大的不合时宜，因为他几乎无视女性诗歌写作在近年来的新的趋向和发展。他说，“巫昂几乎成为中国女性诗歌新的尖端，灵与肉不断紧缩的矛盾，使得她的诗歌有着强大的爆发力，她和更年轻的女诗人如李佚男、溜溜、水晶珠链、巫女琴丝一起，把‘女性诗歌’和‘身体写作’推向了更深远处，与她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位旅居海外的女诗人的创作，尤其是马兰和绿茶，同样是面临着‘女性的深渊’，她们的表达如此不同，但又未必不是殊途同归。” 如果说，身体和欲望是诗歌和文学的合理性依据，那么身体和欲望的表现就是合理的。但是女性的身体体验只有在具有了更多融合的多重视阈的能力，才有可能在另一种向度上抵达自身、灵魂和诗歌。女性诗歌写作不能离开女性意识又不能将之极端化、偏执化，应一定程度上在更宽更深的超越性别意识的视阈进行写作、探询，辩难和挖掘。也许一个诗人的话宣告了一个恰切和合理的姿势——“我首先是一个诗人，其次才是一个女人。”（张烨） 在当下的诗歌语境中，诸如虹影在《小镇之夜》、《我追求任何瞬间的快乐》、《琴声》和《致读者》中：“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人了/谁读这首诗谁就是我最爱的人——/船把我们带到燃烧的肉体的中心/来吧，跟在压抑的欲望后面/在波浪的揉挤中/我们会以独特的方式嚎叫/”这样尖锐弥漫的欲望表达已经不具有普遍性。在我的阅读体验中，女性诗人将视阈投放的更为宽远和辽阔，写作的场阈的舒展展现出写作的新的空间。在时间和生存的短暂沙漏中，女性诗人更多是作为生存个体在与语言、生命、生存的临界点上对自然万有之物和内心进行了充分而中的的表达，对事物和细节的纹理进行了擦亮和梳理。这种更恰切和合宜的姿态使我在阅读中分享和承担了语言和想象以及经验的多重快乐。我看到我这种伟大的记忆力量。 2003年绝对是黑暗的一年。伊拉克战争的爆发，SARS毒蛇般蔓延，生命的惨遭消亡和生存的梦魇，也使得女性诗人关注身边的世界。不管这种关注自身是否有局限，但总比一味耽溺于窄仄、逼促的“卧室”的疾病气味要好得多。因为在当下的语境下，清规戒律伪道学的挤压已经远去，虽然压抑欲望仍不会消失，但是欲望和欲望的解放已经不再具有像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女性诗歌的革命力量，其中的话语政治早已消失殆尽。“现代诗歌中的性话语所能够做的不会比精神分析学更多，那就是唤醒压抑的欲望和个人创伤，去分享欲望。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剥夺了欲望幻想中的主体因素。它们甚至剥夺了人们的幻想能力。就像色情文学使我们失去了对欲望的隐喻表达，把经验限制在极为有限的层面上。” 不可否认，任何时代的诗歌写作都不能离开它自己的时代，不管这种写作是在何种程度上展开。翟永明的《轻伤的人，重伤的城市》、和宋晓贤的《上午大战爆发》使我看到了女性诗人处理体验和身边世界的优异能力。 王小妮近年来的诗作一直是我持续的阅读欣悦感的资源之一，这并非意味着她的诗是快乐的，相反我倒更愿意承认她是为“自己”去做一个人和诗人的冲动。她在日常景观的长镜头般缓慢而专注的发现与探询中，生存和语言以及经验的成色在深度和广度的挖掘中几乎同时抵达。如《不认识的人，就再也不想认识》，“到今天还不认识的人/就远远地敬着他/三十年中/我的朋友和敌人都足够了/……我要留出我的今后/以我的方式/专心去爱他们/……从今以后/崇高的容器都空着/比如我荡来荡去的/后一半生命”。这种极其个人性但同时也带有类性的创伤性和愤懑性体验，传达了生存个体在时间和人事面前的荒芜感和难以透支的情感空间。“那只喜鹊不肯离开水。/河有多长/它的飞行就有多长。//负责报喜的喜鹊/正划开了水/它的影子只带坏消息。好和坏相抵/这世上已经没有喜鹊/只剩下鸟了。//黑礼服白内衣的无名鸟/大河仰看它的滑翔/人间没什么消息/它要给鱼虾做个信使。//连一只喜鹊都叛变了。/我看见叛徒在飞/还飞得挺美。”（《喜鹊只沿着河岸飞》）河水在语境中暗喻了一种时间向度，喜鹊作为一种世俗和惯性事物的表征已经在诗人的观照中失去意义和价值，生活的内涵在物欲横非，情色奔突的年代一切都是值得怀疑和醒思的，“我看见叛徒在飞/还飞得挺美”无疑成了时代的隐喻和恰切反讽。 蓝蓝的诗更使我看到一个自然中忧郁的、深思的、温柔的、宽容的内心世界。自然、乡村、事物成为她诗歌写作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点。“你想起来了吗——老家的土墙/月亮和草木的摇晃//——榆树在打盹。槐花飘香/我是风。是三十年前/一只卧在树上的猫头鹰/你会看到我怎样把自己/慢慢埋葬。”（《现在》）乡村，最终成为“现在”和“将来”时态诗人心灵世界永远的栖息之地，诗人的天职是怀想和还乡。布罗茨基说，“诗歌是对人类记忆的表达”。时间和记忆，诗歌和自我，在同一的向度上使诗人在河流和暗夜的隐匿中寻找和溯源精神的往事圣火。我看到了诗人“回忆”的力量，它更关涉一种生存的基本指向和诗歌的旨趣。 “当过去突然闪回今天/一个儿童凝视着晚霞/惊讶于天黑前的火焰。”（郑敏《当过去突然闪回今天》） “一只接雨的灰瓦盆/被押往深夜/滴嗒。滴嗒/水珠轻轻敲响丧钟/浅绿。透明。/瓦盆走着，一刻不停。”（蓝蓝《忧郁》） “现在，我的生活只有奔跑和遗忘/在我散步的民心河上空/记忆跟随着鸟群飞远、飞远。”（李南《记忆有时也断流》） “我选择了呼唤/我需要一场大雪的介入/将从前的记忆落白/必定有一座雪山让我终生仰止/必定有单纯而坚硬的物种/让我停留。”（朱虹《落日前的雪》） “春天走了。转过身来/爱，爱夏天，爱它的红颜，/和身体里阵雨般的蝉鸣。”（阿毛《纸上的光阴》）。 透过这种记忆的膂力和内心在时间轮回中的轻轻探问，我在这些诗歌文本中读到了与记忆有关的语言道德和良知，诚如娜夜所说，“一是我不想通过语言的表面陌生引起读者的注意，我力图挖掘出这些日常语言的深厚意蕴；二是我在诗歌观念上持一种更为审慎的态度，我试图在光明和黑暗的临界点上滑行，依靠对美的认识巧妙地掌握身体、心理和语言的平衡。” 在近期的阅读中，路也关于记忆的几首诗无疑像时间河流中缓缓漂来的一片落叶，它的那种对记忆和时间的命名能力和细节想象能力都几次令人动容，尤其是诗人的组诗《我和你的江心洲》 。诗人为我们所展示的江心洲，其实正是诗人对往事情怀的一种回想和对时间中记忆和留恋之物的反复照看。 我听见江水在不远处轻轻叹息/蜗牛粘在潮湿的屋顶/脚下的野菊在暮色里摇晃出沙沙声/一只蜥蜴在石头上留下了褐色的卑微的姓氏/（《傍晚》） 我要把女儿生在江心洲/生在一棵紫楝树下，一簇野菊花旁/我用感乳汁喂养她，大江在身边日夜奔流/（《大江奔流》）
镜子，这一人类学意义上的古老意象一直是时间和生命的隐喻性表述。“请把我埋葬在镜子里/让我知道谁在我坟前逗留/久久地逗留”。（巫昂《请把我埋葬在镜子里》）诗人在现实和预叙的交织中，在时间和自我的双重观看中折透出冰冷而凄清的生命体验。 女性诗歌写作在这几年一定意义上修正了我对女性写作的认识上的偏颇，但是在对女性写作抱有相对乐观态度的同时，前景中巨大的冰凌倾斜，那黑暗夹缝中闪曳的火光似乎暗示了某种前景。来路苍茫，黑夜中潜行和挖掘的人，那敞亮的视阈最终会在思和语言的眺望中澄明，现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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