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读“纳博科夫访谈录”：大师，三流作家？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朱亚宁
2012-09-29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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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洛丽塔》

　　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洛丽塔》成了纳博科夫最知名的一部作品（很大程度上，纳氏也是因《洛》而知名——至少从大众以及大众传媒的角度看是如此），在现代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物质至上的商业背景下，这个事实本身无疑带有某种悲喜剧色彩。然而，针对ＢＢＣ采访者提出的“变成以《洛丽塔》为标志的人你懊恼吗”的诘问，纳氏却老练地一口加以否认，并强调《洛》是自己“特别钟爱的作品”。对纳博科夫一惯的虚饰、矫情与专横或许不值得去较真深究，应该引起警觉并进一步反省的倒是我们每个人平日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关闭了自身感觉，放弃了独立的判断力，进而在不知不觉间成了某些传媒舆论及“专家”意见的盲目追随者？！比如，我们应如何去估价纳氏这位出语尖刻武断、喜欢在各类场合发表惊人之论的“文坛大家”？
　　
　　我一开始就隐隐约约意识到，《洛丽塔》只不过是一部二流作品（在我读过的几本纳氏小说中，印象较好的是那册薄薄的《普宁》），正是这本出生于美国（尽管一度被拒绝出版）、走红于美国的畅销读物彻底改变了纳氏最后二十年的处境与命运（他籍此在美国一炮走红，“声誉和财富一夜间如蘑菇云般陡增”，成为传媒追逐的“明星”，以至其用俄文写成于欧洲时期的旧作也一一被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纳氏自称是将“无数的旧文章从蹩脚的俄语译成迂腐的英语”）。可以说，没有藏否不一的畅销书《洛丽塔》，便没有后来财大气粗、睥睨一切的纳博科夫（纳氏以不留口德著称，对许多前辈及同时代的文人，他都散布过大量刻薄之语），经济的解放使他辞去了劳神耗力而又寒酸的大学里的教席（因不善言辞，纳氏须将讲授内容一字一句写成讲稿 —— 他先后写下过２００余份讲义，“爬摸滚打”成了诱人的正教授，但心底里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卑微的“访问讲师”）移居法国与瑞士，过起了优裕的“隐居”生活。

　　以上所述纳氏的“发迹”过程（或模式）应该说非常自然，并无特别的“出格”之处，因为谁都知道现代美国是一个多么善于（惯于）制造“奇迹”的国度，不消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本世纪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里的“强势”地位，同时也得力于商品经济时代“文化工业”这头怪兽几乎是操纵一切、无所不能的威力。不过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文化（文艺）产品毕竟有着其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的特异性，它必须经受相当长度的时间的筛选考验，当下一时的尊荣显赫火爆名声是算不得数的。


　　 谩骂与“俄罗斯性格”

　　纳博科夫自称“是个厌恶残酷的温和的老绅士”，是“极力主张温柔敦厚的人”，并且“喜欢的公开露面是有机会当众树立良好形象而不是暴露叫人不快的个性”，可翻读“访谈录”及附录的致一些报刊编者的信，予人的印象却绝然相反。

    且看纳氏对诸多同行的指斥、贬抑及至恶骂（大约是为了避免挑起过多的笔战或是觉得同时代的文人不够份量，纳博科夫选中的多是经典的或者早一代的作家）—— 弗洛伊德：“维也纳江湖骗子”，其学说是“自欺欺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廉价的感官刺激小说家，又笨拙，又丑陋”；海明威与康拉德：“为小子们写书的作家”，“在精神和情感上，他们不可救药的幼稚”；加缪、洛尔卡、卡桑扎基斯、托马斯·曼、托马斯·沃尔芙：“二流作家，短命作家”；庞德：“老骗子”，其作品是“做作的胡说八道”；劳伦斯：“臭大粪”、“查泰茉夫人的性交”被说成“伟大的文学”是一桩“阴谋”；布茉希特、福克纳等人的作品：“木乃伊”；托马斯.曼的《威尼斯之死》：“愚蠢的著作”；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满是脏话和笑料”，“冗长、琐碎、耸人听闻、场景过杂”的“劣作”；博尔赫斯：“红得发紫”的“小品文作家”；萨特：“更糟的萨特先生”，“时髦的咖啡馆哲学”；法国“新小说”：“并不存在”，“它只是臭烘烘的鸽子窝里的一堆垃圾”；…… …… 对评论家（准确点说是非议其作品的评论家），纳氏一概冠以“小丑”、“评痞”、“评棍”之名；至于跟自己有冲突或有过节的编辑，在纳氏眼里则是“几个不知深浅的混蛋”。　　说实在的，看（听）纳博科夫的各类“访谈”（以及信函、短文）中的漫骂表演，我脑子里即刻出现的联想是本世纪五十年代末那一场著名的“厨房辩论”（对此稍年长的读者想必尚有记忆）—— 面对来访的美国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一边失态地大嚷大叫，一边用皮鞋的鞋跟（刚从脚上脱下来的）猛敲桌子：他们争论的内容好象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不同体制到底孰优孰劣。重提这则现代文明国家交往史上极富幽默讽刺意味的花边旧闻，并非只是为了博人一粲，如果认真品鉴、比较、深入探究一下一为政治家一为文人（大学教授）的赫氏与纳氏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为达至不同目的所表现（无意识裎露）出来的相同（相近）的心理（性格）倾向和行为方式，我们似乎可以将其归入一个以及一类（俄国或俄罗斯民族）人性格（人性）中恶劣的一面上去：那就是一般人隐隐约约都能感觉到的比如粗野暴戾、谵妄夸张、专横自负、冷漠浑噩、还有近乎顽愚不可救药的执拗懒散笨拙等等成分的复杂混合。应当承认，作为人类，不管他们分属的种族、地区与国度有着多大的差异，其人性中都具备优劣互见的两面，在适当的环境条件（诱因）下，这两面有可能反向扩张生长（达于极致时即成为通常所谓的英雄/圣徒或奸邪/魔鬼）。按卡尔·荣格的发现，其间具有相对稳固性、 连续性和潜隐性且不为人自己所意识到的那一部分，乃是种族进化与遗传的结果，它的发展显现虽需依赖后天的经验，但却是先天就已存在着的 —— 此即荣氏大名鼎鼎的“集体无意识”说。
　　
    也许有人会认为：纳氏的狂妄自负与出口伤人不过是我们常见的文人“相轻”习气的流露而已，无须过分严重地看待。“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确也是如此，尤其是对那类自恃才高口无遮拦的文人，我们更不可能要求他成为言必有据、恪守世俗常规常理的谦谦君子，放言、浪言、妄言、甚或兴之所至作一些非常可怪、不负责任的极端之论都是不足为奇，可以理解的。不过问题的根本在于纳氏某些言行已很难用文人“相轻”来界定，而是已经达到“相恶”、“相谤”、“相仇”、“相谩骂诋毁”乃至“踏上一只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的地步了。
　　
    为何会出现前述状况？一方面，我们可以从纳博科夫的家境出身、生活及创作经历中寻出若干直接间接相关连的痕迹 —— 譬如他因俄国赤化而随全家流亡欧洲二十年（其间纳父被俄保皇党人刺杀），虽说在俄国移民文学界混得小有名气，但毕竟收入菲薄（一本书能卖一、二千册就算畅销了），经济的困窘支拙不言而喻；四十年代移民美国后，他改用英语继续写作，但仍然无法维持生计，只得以在大学里做教书匠为主业（纳氏在访谈中不止一次说起让他“体力不支”的教学工作：“尤其是冬天……每隔一天要在固定的钟点起床，要同车道上的积雪奋战，要穿过长长的过道去教室，要费力地在黑板上画出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地图或１８７０年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的特快列车上半躺式车厢的设置”等），直到十五年后写出《洛丽塔》才彻底摆脱生存的的困境。大半生辗转不宁的（相对讲也是卑微的）卜居生活不可能不在纳氏内心深处留下浓重的阴影：那些诸如长期无人问津的失落、郁郁不得志的压抑、妒火中烧的熬煎一类的情绪或意识都会不轻意地一层层累积堆叠起来，然后在某种特殊情势下以过度反弹的方式爆发出来。另一方面（可能是更重要、更本源的方面）的原因如前所言，其根出于一种渊远流长的国民（种族）性（与个性相对，姑称之为“类性”）。对此，我们一时虽碍难作学理的具体分析论证，但仍不妨驱遣感性来一次印象式扫描与联想比并 —— 仅以文人艺术家为例，我们便不难发现在不少纳氏的前辈或同侪身上流露出来的某些同纳本人的习气有着非同寻常的相近、相似、相通、相契抑或相反（以另一种极端方式让人辩识出其乃是“同一族类”）之处的东西：譬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与偏激、阿尔志跋绥夫的颓废与厌世、穆索尔斯基的固执孤独与悲观自弃、马雅可夫斯基的粗野热狂与傲慢自负、安德烈. 别雷的怪僻乖戾与勃留索夫的趋势善变，乃至列夫.托尔斯泰的自我扩张与专制倾向等等， 所有这些都携有某类我们既熟悉却又不易言传的“俄国式”或“俄罗斯式”性格的影子，其中即包含了与前述“个人无意识（主观精神）”相对应的“集体无意识（客观的精神）”的部分内容。
　
　　时尚写作：戏仿”手法的后面

　　在“访谈”中，纳博科夫不止一次谈起过“记忆”问题。他将“记忆”划分为“知识性记忆”与“情感性记忆”两大类，并认为所谓的“知识性记忆”是靠不住的，一旦将其写进小说就失去了现实的味道；而“情感性记忆”是爱，“你越爱一段记忆，这段记忆便越牢固”。对此，别的作家也有近似的看法与说法：他们认为，作家并非职业的“记录人”或生活的侦探，他们无须刻意地、抱着特定的目的去观察生活、积累“材料”（假如真的这样做，那么，即便你将这类东西搬到作品中去，它们也往往显得不是地方，并且失去了原有的生动性与表现力），而只是如普通人一样在生活中痛苦、思索、快乐、参与着，而生活的每一天自然都会在他们的记忆里留下深浅不一的痕迹。

　　纳氏的“情感性记忆”大约就是指那类经过不同个人脑子的无意识筛选及时间（岁月）的淘洗后还顽强地留存、储藏下来的东西（它们历久弥新，在某种特定的环境条件下突然浮现时，还保留着最原初的新鲜、温热、质感以及其后更多的连带之物）。　　对于阅读以及阅读的乐趣，纳氏强调优秀的、有鉴赏力的读者读文学书时“不该用心去读，也不该只用脑去读，而应该同时用脑和脊背”，“脊背里的震颤能真正告诉你作者的感受”。很显然，纳博科夫在这里所说的是阅读除了智力的因素外，身体（感官的）阅读也不可或缺甚或更为重要。

    从对记忆的分类和对阅读的理解来看，纳氏似乎是一个尊崇（任随）感性而轻视智性的人，他对自己的创作（包括方式、过程与结果）也一再作出过类似的表白和阐释——可惜的是，在我看来，事实并非如他所说的那样。举例而论，戏仿（pa rody，或译为揶揄模仿）是纳博科夫小说最常用的一种艺术手法，如他的《眼睛》模仿十九世纪爱情故事，《绝望》模仿侦探小说，《黑暗中的笑声》模仿二、三十年代流行电影中常见的那类廉价三角恋爱故事，《洛丽塔》则效仿忏悔录等文学体裁。纳氏反对文学“逼真”地模仿现实世界，声称自己的小说在“戏仿深处含有真正的诗意”—— 这其中除了艺术上“反写实”的含义外，同时也是为了表明他“没有社会宗旨，没有道德说教”的写作信条（真有可能达此不垢不净之境界吗？我以为这近乎痴人说梦）。”所有的艺术都是欺骗“，纳氏如是说。假如我们把”“欺骗”理解成“以假（虚拟、虚构、创造、想象）乱真（使读者不知不觉沉迷、进入、被诱惑于一个貌似真实或新奇陌生的世界）”的话，那么，纳博科夫的说法还是不难被理解和接受的。可是，当作出更深一步的了解以后，就会发现纳氏的着眼（着重）点并不在这上面，请听他给来访者所作的对“讽刺”和“戏仿”的区分：“讽刺是一堂课，戏仿是一场游戏”。也就是说，讽刺的性质更倾向于教化（纳氏最忌讳有人将他看成”道德讽刺家“），而戏仿的主要内容是娱乐、狎玩、嘲弄，乃是一种虚拟的、不较真的、以智力编制建构并加以绝对操控的游戏（具体表现为颠覆文字的基本要素，消解词与修辞手段后面的意指性，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某种技术性的制作与语言杂耍）。再以作者同作品中人物的关系为例。当来访者问及纳氏是否体验过创作过程中被自己笔下的人物所纠缠，并且无法控制左右角色性格及言行的发展时，纳氏毫不犹疑地回答说：“我从未体验过这个，这是多么矛盾的体验啊！有过这种体验的作家一定是小作家或神经不正常的作家。我的小说构思是固定在我的想象中的，每个人物按照我为他想象的过程行事。我是那个世界的主宰，只有我能为这个世界的稳定和现实负责。”让人感到乏味的是，自以为特立独行的纳氏对这个（或诸如此类）问题的回答与多数“现代写家”的看法毫无二致。事实的讽刺意味还在于，上述“矛盾体验”恰曾发生在包括纳氏也不得不认可其“伟大”的列夫· 托尔斯泰以及为数不少的一批公认的“大”作家身上（此一现象大约也是托尔斯泰较早予以描述和强调的），而并非他所贬抑的“小作家”或“神经不正常的作家”（自然我们不会就此以纳氏逻辑反推凡有这种“体验”者必是“大作家”，相反却认为“小作家”或“神经不正常的作家”也有可能经历类似的“矛盾体验”）。

　　运用戏仿手法（技巧）造成的最显著的效果（后果）是作品中生活（纵深、鲜活、直观、散发着热力与欲望的）的平面化、漫画化、道具化、布景化，并因之透出某种讽喻意味与滑稽色彩。在戏仿的魔力笼罩下，人物（角色）不再具有生命，而是沦为不同的符号（作者观念与意图的承载者）或傀儡（受到作者主观意志的绝对支配），其表现为“性格”的基本定型无发展，常带有“痴念”或执迷、弱智、心理缺陷、类型化等等倾向（与某些“新武侠”小说人物的言行特征相近）。如果不是将纳氏创作中的这类现象孤悬隔离开来看，而是将其置入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进行比较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前述现象并非特殊的“个例”，它实际上是一百年间整个西方文学艺术创作所体现出来的带有普遍、代表、共通性意义的“共案”。其主要根源于被一致视为“新异”、“前卫”、“小众”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麾下的那一类创作——我们可以大略地将它们划定在智性写作、技术性写作、游戏性写作（或虚拟性写作）的范畴。当“现代小说与小说家在本世纪由最初的穷心竭虑标新求异张扬生命的活力与灵性到一步步走向以智性将写作分解成若干可操作的技术性要素”之后，创作事实上已降格为制作，作家褪化成工匠，“生命的冲动与激情耗散冷却，世界的神秘与模煳性消失，牵线玩偶般的人物和积木般可以任随作者拼搭驱遗的时间事件碎片表明创作这项本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精神劳作，已因情感生命的缺席而蜕变为一种圆熟的语言游戏或智力流水作业”（引自笔者《重读〈金蔷薇〉》）。正如纳博科夫自己回答来访者诘问“作为一个作家的主要弱点是什么”时所说的那样：“缺乏自发的流露。初构，二构，三构思，讨厌得很。”
　　
    由上可见，纳氏的小说创作丝毫未脱离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时尚潮流，无论从他的作品实际还是从他相关的夫子自道判断，都可以看出明显的智性写作、技术性写作及游戏性写作特征。

　 “拯救”抑或“逍遥”

    １８９９年，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出生于俄国的圣彼德堡；十月革命爆发后， 尚不满二十岁的纳氏随家人逃往西欧；１９４０年，他又为躲避纳粹的迫害从欧洲横渡大西洋移居美国；１９６１年，已经发迹的纳博科夫再度从美国迁往瑞士的蒙特鲁斯侨居——纳氏的经历不禁让人联想起中国著名学者吴宓生命历程的“三个二十八年”（据张紫葛先生述，吴宓生前曾多次以《易》学测算自己一生，结果皆为得享命８４岁，并可分为三个二十八年三阶段：即１８９４年出生至１９２１年留美归国为其一，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４９年在东南、清华、西南联大等校任教为其二，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７８年在西南师院任教并历经各类政治运动的磨难，最终病逝于陕西泾阳老家为其三），只不过纳氏的“四个二十年”未能善始善终（其人１９７７年辞世，第四个二十年余下了两年缺口），就象他在欧洲住了五年后对来访者所说的那样，“无法保证再呆１５年以保持原有的节奏”。
　　
    纵观纳博科夫的一生，在美国定居的二十年是其最为关键的转折时期（以１９５８年《洛丽塔》的出版为标志），借用我们这里人所共知的一句老话，那就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正因为这个原因，纳氏对美国的亲善态度与皈依情感在许多场合都难以自抑地流露出来（有时甚至达到了感激涕零的程度）——比如：“在美国，我觉得自己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要高兴，我在美国找到了自己作品的最好读者，找到了思想跟我最接近的人，在美国我感觉是在心智的故乡。美国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故乡。”“美国西部诸州的花木山水空气是我沟通亚细亚和北极俄罗斯的媒介……在欧洲边境口岸出示我的美国绿皮护照时我由衷地感到自豪。”当ＢＢＣ的记者问：“有一天你会回俄国吗？”纳氏毫不迟疑地回答：“我永远也不会回去了。理由很简单，我需要的俄国的一切我都带着了：文学、语言和我自己在俄国度过的童年，我永远也不再返乡。我永远也不投降。”
　　
    纳氏绝非坦荡率直之辈（他的信口雌黄恶语伤人有时可能会予人以坦率的误导），在“访谈”中我们可以充分领略其俄国式的刁蛮与狡黠：绕弯子、含糊其辞、顾左右而言它、巧辩雄辩或诡辩，虚饰、破口大骂、自吹自擂、当面撒谎（自然毫不脸红）、故弄玄奥、含沙射影、拉大旗作虎皮等等，不一而足。以前引纳氏的话为例：“我永远也不再返乡。我永远也不投降。”第一句话是真的，原因是“俄国已变得极端狭隘……人们读什么都是有规定的，想什么都是有规定的”，“强权政治的原始禁锢心态，只能产生原始的禁锢文艺”（所引均系纳氏语）。总之那儿是水深火热的人间地狱，纳氏自然不会回去。第二句话则显得过去于喜剧和夸张了—— 跟身处国内，备受饥饿、监控、恐吓、集中营里的殴打、关押、苦役甚至枪毙等迫害的同行们相比，远居西半球“自由世界”里的纳博科夫显然难免有几分”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之讥。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当我读着曼德尔斯坦写的那些诗篇时，我感到一种无可遏制的羞愧，我在自由世界是那么自由自在地写作、思想、讲话……只有在这个时候自由的味道是苦涩的。”在此，我们无意（也无理由）去指责纳博科夫的“独善其身”或者说“苟全性命于乱世”，而是想指出他言行立场中明显表现出来的用心叵测和自相矛盾抵触之处。一方面，纳氏再三表示他对政治小说、有社会意图的文学的不屑，他将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一类的作家称为“勇敢的俄国人”，同时又极为巧妙地暗示自己不愿从“文学角度”去谈论对方的作品（因为这对“忍受着政治迫害”的“勇敢的俄国人不公平”），其贬抑倾向也就不言自明了。另一方面，他又在早年作品《斩首的邀请》和《庶出的标志》里“对德国的极权统治表示了绝对的谴责”（尽管这两部小说的主题“侧重觉悟而非政治”），并且郑重指斥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生》歪曲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社会现实，是“狭隘的陈词滥调”和“遵循党的路线”的“劣作”。纳博科夫对帕氏作品的指责应该说不无道理（我亦有同感），不过，我想借此说明的是：Ａ、任何生存着的人都是一个“现实”的人，不管他如何有意躲闪退让（希图置身事外）都难以完全回避许多情势和处境中必须面对的“价值判断”或“道德评判”类问题，纳氏当然也不可能例外；Ｂ、俄罗斯文学（文人）有着“公民意识”的可贵传统，文人（文学）始终承担着关注并守护普通人心灵与道德状态的使命，致力于同非人的集权制度相抗争，他们的写作是灵与肉彻底投入的写作。两相比较，“曾当过俄国作家的美国作家”纳博科夫无疑具有重大的本质差别，如前所述，他基本上是一个全身远祸的逍遥者（这是纳氏也是所有的人的自由，只要你没有因此而助纣为虐、加害别人），一个“不属于任何俱乐部或团体，不合署宣言，不去教堂，不参加游行示威”、以“为艺术而艺术”自我标榜的文人。但是很显然，纳氏并没有真正做到这点（恐怕也没有人能完全做到），比如《洛丽塔》诸作的艺术成色到底怎样，其写作动机中有多少商业化成份，如此等等，也只有纳氏自己才心知肚明（他的刀枪不入信誓旦旦更使人生疑）。至于他以“专业评论”为借口对“勇敢的俄国人”所作的居高临下的贬损，则更加暴露出纳氏虚张声势的自负、偏见与无知——在我看来，以血肉之躯的生死体验和精神深渊中的良知搏杀为根基熬出的对人类真实处境的洞见、悲悯与呈示跟那类技术上圆熟完美、无可挑剔的智力之果、游戏之作相比，其价值的孰高孰低，份量的孰轻孰重，答案应该说是不难得出的。在这个狂躁贪婪、轻浮自负而又冷漠愚蠢的世纪末，已经绝少有人认为一个真正的人是成就伟大文人的必要素质，也很少有人认为对人类社会及人类自身缺陷与劣习的深察（基于爱心的忧患）是一个真正文人的必具职责与存在理由。我们只要稍稍回忆一下索尔仁尼琴被剥夺苏联国籍驱逐出境后，他在西方受到的礼遇以及他依然毫不留情的对西方（美国）社会所作的尖锐批评（他谴责西方社会的信仰与精神沦丧，基督教责任荡然无存），再对比纳博科夫以抬高自己为目的的对同胞及同行的谩骂贬抑尤其是他因反感痛恨灭绝人性的苏俄专制恐怖统治而导致的对美国社会体制及生活方式的无保留的认同（有时近乎感恩戴德），更充分表露出作为一介文人的纳氏所持的以含混虚饰、软弱庸碌、强词夺理、冷漠自利为特征用实用主义立场。据实而论，纳氏在政治方面的见解是肤浅幼稚的（仅止于本能性反应层次），但他又并非是象中国博学家钱钟书那样的从根底上真正看透了人类社会的诸种把戏（国体、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之类）与人性本来面目（弱点与若干可能性）的智者类人物，大半生里为生计辗转奔波的侨民生涯使得其难免对姗姗来迟的优裕的世俗物质精神（利与名）生活过分恋栈——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了纳氏身上出现的既郑重宣称不屑在小说中进行政治、道德说教，演绎社会意图，并拎起一根笼而统之的“艺术”大棒八方挑衅，贬斥谩骂同行以示自己的高明纯正、卓尔不群，同时又有意无意在各种场合率性放谈，发表一些天真无知浅陋直白却又霸道蛮横不负责任的对现实社会政治、文化的臧否评判言论的现象。

　　不可否认，无论是选择做“隐者”（逍遥者）还是做“斗士”（拯救者），都难以保证其真金白银、名实相符，事实上我们也在现实世界中目睹了太多的道貌岸然后面谋取世俗利益的不择手段和媚俗作秀。然而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在这个特别的世纪，“逍遥”毕竟更时尚、更明智、更少失去，具有“低投入，高产出”优势，因而更容易吸引同志和盟友；“拯救”则显得太落伍，太陈旧，太自作多情，而且往往要付出得不偿失的昂贵（有时候是无法弥补的）代价，因而应者寥寥，颇有后继乏人之虞。

　　世界是丰富的，也是广大的，它需要“勇敢者”，也不排斥“隐逸者”，只不过在我们这个痛苦、残暴、精神与肉体的郁闷哀伤都已深切到史无前例程度的时代，对前者的招唤似乎更为急迫。因为没有任何外在力量能“控制住正在展开的可怕的未来景象”（丘吉尔语），能拯救面临灭顶之灾的人类的只有人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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