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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论无边的现实主义》中关于圣琼·佩斯的篇章，使我有了了解他的机会。有一天他曾向马克思——保尔·富歇表示，任何把他的生平和作品进行比较的企图都不能理解他的诗歌。我的研究是以这种比较为基础的，所以我把它寄给了圣琼·佩斯，因为如果它根本违反他的意思的话，我是不会发表它的。佩斯的回答使我完全放心了。过了几个月，他邀请我到他家里去吃午饭，他的住宅在吉昂半岛边缘的岬角上，周围是岩石、阳光、大海和风。
我忐忑不安地去了。圣琼·佩斯的诗歌对我来说只是诗歌本身，所以我对与诗人的会见感到担心，因为如果我发觉他不如他的诗，我就会失望地离开。可是我发现他比他的作品更伟大。
看起来一切都在把我和这位王子分开。他在那么多年里曾是凯道赛法国外交部的执政者，在这个法国执行赖伐尔的、然后是慕尼黑的对外政策的时代里，他的真面目是什么样子？在他和写出《国王们的荣誉》、《疾病进展期》、《流放》和《风》的高傲的诗人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我在见他之前已经遭受过一次失败。有两年时间，在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试图重新找到他失落的那部分作品，但未能如愿。圣琼·佩斯形成了一条戒律，只要他是凯道赛里的亚历克西·莱热、即外交部的领导者，就不发表他的诗歌。象阿拉贡的格雷桑达或盖斯内尔一样，他注定要成为一个“双重的人”：白天是塔列兰，夜晚是兰波。
当希特勒分子在一九四０年进入巴黎时，他们洗劫了卡莫恩斯大街上亚历克西·莱热的住宅，把他的纸张全部抢走，指望从中发现一些外交机密，圣琼·佩斯的几卷诗就这样和其它纸捆一起，被送到了柏林的德国国会大厦。
被纳粹分子疯狂追捕的诗人在美国避难。当苏军进入柏林，把代表我们的希望的红旗插上国会大厦时，柏林的档案资料被全部运到了苏联。我在莫斯科旅行时要求他们进行寻找。苏联当局对重新找到这部分如此珍贵的法国文学遗产的企图极为谅解。在对好几吨远未分类的文件进行了几个月的检查和挑选之后，人们把我召到外交部，领我到一间放着几个大箱子的大厅里去：从柏林缴获的档案资料里找到的诗歌一类的东西就是这些了。我激动地把这堆奇特的战利品逐页翻阅了几个小时，却没有找到任何哪怕是有点象佩斯诗歌的东西。
当我讲完了这段经历之后，圣琼·佩斯对我说：“归根结蒂，这没什么关系，莱昂·勃鲁姆在战后也有过类似的企图，他的尝试同样受到欢迎。人们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但和您一样毫无结果。不过我再说一遍，这几乎是没什么关系了。”
看到一个作家能如此轻松地坐视他的大约半数作品受到损失，使我十分震惊。我告诉他这对于我们、他的读者来说是十分严重的灾难。“对我并非如此。诗人是一个骑手，总是在途中。诗歌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不是说找到这些诗篇会和我毫不相干，不过它们是我一生中已经过去的一个阶段。它们曾经是我的生活，是我的生活方式。我还活着，我不再处在那个阶段，也不再是那些诗篇了。那么……”他潇洒地用手指了指大海的地平线，似乎只有地平线是真实的，而昙花一现的命运留下的航迹则是要消失的。
他向我谈起过去，就象在谈现在或一件当场发生的事情。他在年轻时曾翻译过品达罗斯的《胜利者颂》。“品达罗斯作品的内容是没什么趣味的，是一些刻板的颂词。天才是在语言里。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已经模糊地看到了这种语言的奥妙。”佩斯回想起他在洛迪埃的大学读书时进行的哲学研究。他似乎是把希腊思想史当作他自己的呼吸来体验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看到了特殊的存在如何脱离整体，又通过一种相反的运动回到整体之中。连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也没有如此充分地看到这一点。”我在置身于佩斯诗歌之中的同时跨越了所有的时代。
我要求看一看他准备写一首诗之前的笔记，以理解他作品的创作技巧。他翻开几份卷宗。第一种情况：纸张象一棵系谱树，各个角落里有一些句子的片段，四周是一圈线条，象是用画出来的带子盖上去的印子，句子之间交织着密集的花体字：“整部作品向您扑来。它象一棵树或一个蜂窝。一切都包括在里面。很难同时把一切都记下来：应该使一页纸张本身多一个深度，以包括全部树丛。”
另一张纸上已经有了几行字：“现在是一个空间问题：容量问题，最初的面只是一种投影，必须转入一种线状结构。起决定作用的是格律学。”
下面一些纸张上的字远看起来是用莫尔斯电码写的，因为三分之二的句子都被划上了黑色的粗线条。“作诗是一种摆脱。使人着迷，就是使对比变得尖锐。是比喻：尤其是简练。一首诗看起来难懂只是因为简练。”
我有幸在这位炼金术士的实验室里看了一眼。我向他暗示，如果批评家们可以使用这类资料的复制件的话，这对研究艺术创作来说将是一份珍贵的资料。
他已经在系牢文件夹的细绳了：“这也一样，是过去的东西了。是过去存在过的东西。事物产生的方式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产生。变化。批评对此是毫无办法的。”
他和赖伐尔一起参加过莫斯科谈判，导致了一九三五年的法苏协定。
吃饭时他对我谈得最多的是斯大林，而且怀着一种奇特的钦佩之情。
“我在职期间会见过许多政治家。一般来说，独裁者们是一些病例，一些反常的人。希特勒是一种通灵者：凝视他的面孔，我总是分辨得出他转入反常状态的时刻。墨索里尼不那么严重：是一个机器人。面对斯大林，人们相反地感到他是健康的。他象豹一样俊美、象原始人一样自信，同时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没有任何个人的虚荣心：只有国家的观念。塔列兰从未有过面对这样一个谈判者的运气。不过我们……和赖伐尔，这个茨冈人，这个流浪汉！我的职业生涯竟如此不幸：在和白瑞安一起经历了制订法国政策的时期之后，他使我从内部目睹了法国的瓦解。我当时是外交部最高级的官员，可是我作不了最后的决定。斯大林对希特勒的军事准备比我们要清楚得多：他向我们作了详细的分析。然后他非常确切地指责法国防御组织的不健全。赖伐尔狼狈不堪，我低声对他说：‘您就回答说我们陷于瘫痪是由于法国共产党人反对一项武装政策。’赖伐尔犹疑之后，利用了这个论据，却又请求斯大林对法国共产党人进行干预。这只除了一切意识形态之外还有着国家观念的最出色的猫科动物，露出了一丝怜悯的微笑：‘法国共产党人是自主的，所以这和我没有关系。不过你们有权：谁不让你们去严厉惩罚呢？’赖伐尔出来时，象一个做了一笔好生意的栗子商人那样搓着双手。他马上在他的房间里召见了法新社记者哈瓦斯，口授了一份公告，说斯大林让我们放手去干了。我未能劝阻他：他不懂得向一个外国领袖去乞求统治的办法是一件耻辱的事情。
“第二天，我们又会见斯大林，他当然已经了解公告的内容了。他非常厉害，丝毫不露声色，却怀着一个官员对一个中国苦力的轻蔑神情盯着赖伐尔。”
佩斯注视着大海。一阵放松：从思想转入了梦幻。
“斯大林当场发现了我对诗歌的爱好。我和法国的谈判代表们一起去参观克里姆林宫的博物馆。我惊讶地停在一匹用稻草填塞躯体的、巨大的蒙古马面前，马蹄上面有一只精致的妇女用的手镯……时代的冲突：我想象着大草原的征服者和这个脆弱的战利品……在我担任外交官的时候，我总是严格地排除我作为诗人的一面。那是我第一次显得脆弱。我小跑着赶上了我那一组人。第二天的工作会议结束时，斯大林挽住我的胳臂：‘听说您面对蒙古马幻想了很久。我也一样，它总是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你注意那只手镯了吗？’”
佩斯向我谈到希腊哲学、政治、诗歌，然而当我参观他的俯瞰大海的带旗杆的了望室、他用一套信号旗来回答在外海经过的海员们的致意时，当他沉默不语、只听见他的披肩在迎风作响时，我感到我们只想过一件事情，这件象人诞生一样重要而又简单、象上帝的一个手势一样平凡的事情。
一个伟人——仅仅他的存在就能帮助你们集合起来——的力量就在于意识到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占有如此中心的地位，以至写上千页都说不清楚。
然而这也因为是人们在继续追求这个幻景：想表达它，写那么多书，几乎还没有一本写完，人们意识到一切都有待说明。永远也结束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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