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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的求真意志:评罗怀臻的戏剧创

 在罗怀臻所有的戏剧作品中,回荡着一个最基本的艺术主题,那就是“求真意志”。在这里我把“求真”作为一种“意志”,是想让它同浪漫主义所宣泄的易感滥情区别开来,是想让它同庸俗的现实主义所谓的“历史真实”和“生活真实”区别开来,而是指剧作家对真情、真相,甚至真理的倾心与渴求,是指剧作家个人的艺术精神和生命话语的真实性。它源于剧作家对社会、对历史、对传统文化深刻的洞察,源于作家切肤的生命体验,源于剧作家对人类本真生存状态的揭示和叩问。

    在罗怀臻的越剧《蛇恋》中,白蛇为了过一种普通人的真正生活,在蛇洞她历经千年的灵魂炼狱;在人间,为了诊治百姓疾患,她甘愿用自己的鲜血调制药汤,为了挽救爱人的生命,她甘愿跪爬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级石阶,狂风肆虐,暴雨倾盆,“膝下路,水汪汪,过来石,血两行”,何等的意志和情怀!为了这片真情,在人间她同样进行着灵魂熬炼。尤其是由于自己身孕体弱而战败于法海手下时,她没有如常人般的懊悔、怨诉和退缩,而是敢于正视自身的不足和弱势,“看起来你我修行还不够,区区千个春与秋,要走我只向峨嵋走,再修一万年,还把人来投。我不信人间真情得不到,只要痴心在,江河能倒流!”她不想学《窦娥冤》中的窦娥,不想在对自己的悲惨遭遇毫无反抗只有哭诉的悲情渲染中,赢得人们的同情与怜悯;她不想学《长生殿》中的杨玉环,仙界的空灵澄澈会使一个鲜活的生命趋于萎缩。这种永不言败,永不放弃的勇气使她成为当代中国的西西弗斯,她在这种对真情的渴求和执着的追寻中呈现出一个高尚而又圣洁的灵魂。

    在罗怀臻的京剧《西施归越》中,作者毫不心软地将西施数年在吴国生活的“精彩”故事删掉,直接将一连串的问题推到观众面前,这样不仅激起观众强烈的观赏期待,使之获得极大的审美享受,而且以此引发涉及人性、爱情、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思考,使整部剧作具有了鲜明的寓意特征。同时更重要的是作者引入了人物最基本、最真切的生命体验,使剧作在多向的、前后剧情相纠葛的张力状态中,达到整体性语境的自足实现。

    在罗怀臻的昆剧《一片桃花红》中,那位潇洒而又风流的齐王再次面对钟妩妍的“桃花红”时,终于摆脱了老丞相的哄骗,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孤王夺江山保社稷是需要你,可要孤王发自真心地爱你,要孤王把你的胎记看成桃花,把缺憾看作美丽,孤王一时半刻还做不到……”这种发自内心的坦诚表白,无异于《皇帝的新衣》中那个喊出“皇帝根本没有穿衣服呀!”的纯真的小女孩。在所有的人都在说假话的社会氛围中,这种对事实真相的揭示,不仅需要剧作家敏锐的洞察力,更需要剧作家灵魂历险的胆识与魄力。在罗怀臻所有的作品中,这种“求真意志”几乎成为他的艺术灵魂。正如俄狄浦斯对可能知晓其残酷命运的老牧人说的话——“我要听,我必须听。”他已预感到可怕的生存真相,但他的求真意志在此迸涌,使他临危不惧,并履行了自己的信义承诺:刺瞎双目,让使命和宿命同时展开。

    同时,在罗怀臻的作品中,尽管不乏善良人性的颂扬,但他并不驻足于这些纯道德评判,也就是说在他的作品中几乎无法简单区分传统意义上的“好人”与“坏人”,即使是在如淮剧《金龙与蜉蝣》中的金龙,《西施归越》中的勾践等这些极为残忍、阴鸷的人物身上,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他们被作者有意识地设置为一种符号所蕴含的极为丰富的文化隐喻,并由此传达作者对这一强权文化的批判和彻底的否定。罗怀臻所倾心的是人间真情(包括爱情、亲情、友情),事实真相和被世俗所遮蔽、有待艺术进行澄明的真理,以及在对这种真情、真相、真理的探寻与揭示中所展现的人类自身的生存境况和个体生命的本真体验。正如俄狄浦斯所洞晓的不仅仅是他个人或城邦的命运一样,罗怀臻作品中人物的遭际同样预示了求真意志这一人类精神大势的无限期的酷厉发展。

    由此可见,一代代真诚的艺术家,如果说他们是“成功者”的话,决非指世俗意义上的荣耀,而是他们面对生存/生命遮蔽时,所激发的深刻的盘诘之情,是他们对生存和生命保持了更焦灼、更尖锐的开掘和追问。在剧作家的巅峰体验中,并不只存在纯道德、纯审美的迷醉,同时更缭绕着一个固执、沉郁而催促的诫命:“我要听,我必须听。”事实证明,任何有效的写作,都是一种与恒久的集体谎言的较力,然而优秀的艺术作品恰好就是在这种较力中散发出永久的光辉。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罗怀臻戏剧求真意志的精神内核,也是我理解的所有严肃的艺术作品的精神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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