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敦煌：叶舟诗歌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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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一个世界性的奇迹，它那奇异的、另类的灿烂，令人眩目，使人倾倒，而它的湮灭则和它的出现一样不可思议。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不断有人纵身于这片遗迹和废墟，企图重建或再现它的辉煌，诗人叶舟和他的《大敦煌》即是这种努力中的一个耀眼的部分。 叶舟原是20世纪80年代狂飙突进的大学生诗歌运动的参加者，当时写的也是清新单纯的“大学生诗歌”。但那种狂欢场面很快就烟消云散了，这也标志着运动式写作的结束。90年代以后，叶舟告别了“说话”，转入了“歌吟”，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一转变意蕴深长，这既指向对西部本土的发现，对异族信仰（审美意义上）的皈依，也包括对个人禀赋的自觉和另一种诗歌风格的开掘，多年以后，作为一个成熟的、独树一帜的诗人，叶舟抵达了他的敦煌。 旧书中的灯火，像一伙石头的羊群 我和少年李白爱你，爱着敦煌姐姐 敦煌：一架屋领或埋我的大井 叶舟的敦煌不仅是地理上的，虽然他提到了三危山、七重阁、丝绸之路等地名概念，也不惟是历史的，尽管他涉及了马克· 波罗、王道士、斯坦因等真实人物。如他所言，这是对“一座遗址的传奇和重构”，是他的精神宫殿，“所谓宇宙的乡愁和广阔的忧伤于我而言，只是穿行在北半球日月迎送下的这一条温带地域中，它由草原、戈壁、沙漠、雪山、石窟、马匹和不可尽数的遗址构成，在一首一以贯之的古老谣风中，它更多的是酒、刀子、恩情和泥泞、灾祸、宗教、神祗、生命和牺牲，正义和隐忍提供着铁血的见证，而在人类的烽燧和卷册中，楼兰王国、成吉思汗、丝绸之路、风蚀的中国长城、栈道、流放和最珍稀的野兽如今都成为一捧温暖的灰烬。北半球这一段最富神奇和秘密意志的大陆，不是一个地理名词，不是一个历史概念，更不是一个时空界限。它是文化的整合，是一个信仰最后的国度。”在他的建设图纸上，“以敦煌位中心---这神的山系，梦的家园和艺术的圣殿---自东而西纵贯的是几千年尘封的历史：从汉文化的首都长安起步，穿越河西走廊，到达天山和帕米尔，然后转至中亚高地，直至波斯高原或地中海文明，这就是众所周知的丝绸之路。……而以敦煌为中心，向北可以抵达蒙古高原、中亚最茂密的草原地带，及至北温带俄罗斯文明的丛林，向南，经唐蕃古道，转过拉萨及世界第三级，抵达南亚次大陆。这是生硬的大陆和蔚蓝色海洋、汉胡、高原戈壁横亘万里的横断面。敦煌即成为人类所共系的一个情结。在这处情结上支撑而起的，是一个诗意盎然且历尽劫波的国度；东是由孔儒哲学和风水地理构成的汉文化；西是伊斯兰的圣房、耶路撒冷以及圣经与希腊罗马的神谱哺育得亚当的子孙们；由南及北，是佛教的兴起和藏蒙之间喇嘛教的传唱，来到俄罗斯最隐秘的文明深处，成为哀歌和低吟。”这是现在已经不多见的、古典式的、英雄主义的建造，这也是在这个怀疑主义的年代里几乎已经消失的野心和抱负。如此庞大、如此辽阔、如此斑驳的文学世界，除了早逝的诗人海子，似乎还没有第二人尝试过。诗人北岛曾经指出：“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苏格拉地在回答别人的诘问时也说，尽管地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理想的“城市”，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很多人，仍将按照这座城市的准则行事。说到底，它存在于人的心中。叶舟的《大敦煌》也是如此。像所有的乌托邦写作一样，这里面没有多少日常关注，也缺乏当下经验，看不到个人自传因素，他只是把自己心中的世界移置到了纸上，以梦境为核心，以激情为动力，以想象为翅膀，构造起一座没有时间亦没有疆界的纸上敦煌，它是超验的、神秘主义的、启示录式的，同时又煞有介事、自我陶醉和一意孤行。显然，在构建西部的现代想象中，叶舟已经留下了不可忽略和不会磨灭的贡献。关于这一点，老诗人郑敏、评论家谢冕和诸多诗人都有过精彩的评论。 放下花朵的是风 花朵埋下三首诗 棺材里跑着白虎 与其他人不同，叶舟没有选择更新潮的什么西方思想作为自己的支撑物，相反，他掉头而去，也许是受到作家张承志的影响，在他的故乡——广大的西部，他深入到民间，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带，汲取了一种更为久远、更为强大的精神资源。那就是宗教情怀、民歌精神、自由的异族风格。也许是为了抵抗和战胜大自然的暴虐和残酷，西北地区的藏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人民逐渐形成了一种向往神性、注重血性、奔放不羁的生活方式，他们以虔诚抵御贫穷，以无畏牺牲反抗压迫，他们情感的强烈甚至极端，正暗合青春前倾的、向上的的质地，大概也正吻合叶舟的性格、思维和诗歌理想。比方甘肃河州一带流布的世代传唱、影响久远的“花儿”体民歌，在这种主要由筏客子、挡羊娃、脚户哥和农家女填词诵念的歌谣里，叶舟就获得了启发和灵感。他说，“‘花儿’是穷人的诗歌、贫瘠的宗教、汉语的钻石、灵魂的抒唱、爱情的爝火”。 他自创的《歌墟》是一部短制，他解释说：“短制是世界的元素构成和想象，燃烧成为灰烬，是〈大敦煌〉诞生前的景致和气象。……短制是谣风的极端形式，是空鸣和顿悟之前的闪回、密集、冲击和混沌，其意义自明。短制归一于词根，是对词根神示的创化、挖潜与呈现。短制是回族的口唤和举礼，是藏蒙之中的诵唱和膜拜。只有触及了一道又一道天籁般的举念和颂扬声，才会明晰其间的停顿和周身战栗，才能将昏睡的幸福唤醒”。的确，他的取向和趣味与大多数内地的诗人迥然不同。远离中原，远离汉文化的中心区域，他从甘肃写到青海，从新疆写到西藏，又从突厥写到中亚，他的世界真是广大。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里说过，“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看起来叶舟正是这样实践的，脚下的和纸上的边疆生活，带给他和诗歌全新的领域、全新的空气和全新的感觉：“ 最小的舌头——／也取不走蜜蜂的甜／／最小的手指——／也打不开水的火焰／／风吹草低的是谁？／大麦饱满的是谁？／／最小的耳朵——／也拢不住风的诺言／／最小的嗓子——／也吐不尽哑子的怀念／／心哪！是哪一只夜晚开花的心／拿走了我一生的折磨”。这显然是辽阔西部和隐秘民间的馈赠。 而旧女人藏于岛上 叶舟诗云：“风随着意思吹”。 ——这也为我们理解他诗歌的构成法提供了进门钥匙。他的一些诗让人联想起北岛的《太阳城札记》和海子的某些短章，也联想起拉丁语系的诗人，像西班牙的洛尔加、法国的圣·琼·佩斯等。但他还要更富奇思妙想。他写黄河：“一口袋迎风而立的马匹，多像是中国的夜晚”。他写爱琴海：“女妖的歌声像一捆光芒／抬走神的身体”。他写俄罗斯：“干草浮动的天空／和红色手风琴中深藏的诗卷”。他写非洲：“地下的煤炭以及一堆世纪的灰烬……”。他写西伯利亚：“流放者、诗人或呼喊者的花园”。他写青海湖：“蓝色天鹅的埋身之地。／两个处女：马兰和格桑”。他写伊犁谷地：“这长满雀斑的维族姑娘／一马当先/作了新娘”。匪夷所思，变幻无常，随物赋形，随风而逝。 评论家沈奇指出：“……要硬说有个什么‘现代西部诗歌’风格的存在，叶舟该是个坐标——热烈、宽广、流荡，充满异质混成的激情和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展现‘大陆腹地深处的高潮与狂欢’。字里行间，更带有一股西北人的腥臊口味和苦涩情怀。叶舟的问题是缺乏控制，过于听任语感的自然生成和诗思的信马由缰，以至常有肌里丰富而脉络不清之憾”。但他也承认，对叶舟这样天生狂野不羁、一身真气乱窜才气横溢之辈，我们只能“犹如投身于西部大野荒漠，一任天风游气扑面而来，并拣拾那些粗砾而又闪耀着异质之光的诗之陨石”。很多读者也许不习惯这种极端、偏执和绝对的情感倾向，也不大适应这种尖锐、汹涌、有时甚至是不知所云的表达方式，但我们应该承认，叶舟确实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语法规则和意象体系，确实拥有了标志性的急促、猛烈、迅速转折和切换的语感，以及一整套华丽、斑斓、伤感而执拗的语言系统，虽然我们尚无力破译和讨论这其中可能的象征意义，但是，叶舟想必是感应到了许多我们无法感应到的神示和召唤，而对于这些神示和召唤，以及对于这些理想和幻象，我们通常的语言又有哪一种能够与之匹配？ 一群牦牛登上了山顶 像昌耀所说：一万头公牛的睾丸悬垂大地。 睾丸的阴影 喜玛拉雅—— 当我从肥雪和粮仓里下来 《大敦煌》的文体殊为醒目，叶舟把抒情诗人的特权发挥得淋漓尽致，他声称：“我力践于一种简约、奔跑、义无反顾和戛然中止，像一把断裂的刀子，锈迹缠身，镶刻了可能的诗句。需要重铸的依旧是内心的飞行、吹鸣、隐忍和迎头痛击——因此，我执义于文字的正义和血，吟唱深处的速度和加速度，泥沙俱下，坚守甚至退却，即使含有隐约的失败和微明的真理。”诗人颜峻特别强调叶舟的速度，“让词回归它的本质、原创性以及革命性的源头，使它散发原初、真实、生动和新鲜的光泽；就意味着对语法规则放弃依赖，对语义游戏、语言创新失去兴趣，对意识形态、个人情感大胆抽空，对诗歌的文化负荷予以谢绝”。他指出：“出于，同时也是迫于对语言的信任，叶舟的精神速度撞击了语言速度，生命因此而说话，在他的加速度写作中，‘北方’注入了文字之中——这才是燃烧的真正原因”。 应该补充的是，我想这个速度也跟他思想里的矛盾有关，跟他把握的各个对象之间的潜在冲突有关，因为要穿越的大气层“混浊”和“浓厚”，这就需要提速，需要省略和克服障碍的“快”，需要锋利和轻捷。叶舟的诗歌自由穿梭于经书、民歌、考据和戏剧之间，把纪实、杜撰、想当然和胡话呓语熔为一炉，造成一种辽阔、放纵、恣肆的效果。 在我们这样一个浪漫主义溃败的的时代，此人的情怀、雄心和抱负尤其令人感慨和感动。也许，正是这种精神，鼓舞人们去创造敦煌，无论是以前的还是以后的。诚然敦煌是一个奇迹，但它肯定首先出自人的内心。 穷人敦煌，像一万座恩情的村庄 敦煌，和我相遇在痛苦的北方 有人可能会吃惊于叶舟《大敦煌》的厚度和分量。但既然是《大敦煌》，想必它就必须拥有这样的厚度和分量。现在，这些浸透着诗人心血的诗作，和古老的敦煌一样，就安静地等在那里，等待着那些青春尚未熄灭，依然怀抱梦想的人们，正如敦煌需要发现一样，叶舟和他的《大敦煌》也需要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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