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新死亡诗派”与青年诗人罗铖对话
时间：2006年8月26日下午
地点：四川绵阳芙蓉汉城七里香堤茶坊
罗铖：我们80年代出身的诗人常常充满忧虑，真的有点担心中国新诗的出路在哪里。就我本人而言，写诗的时间太短，心灵深处思考的东西也并不是太多，但又想写出的每一首诗都能成为自己的佳作。我也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诗人是个弱势群体，我也不可能像北岛那样成为诗歌英雄，我写诗只是为了真实地记录我自己的情感。
雨田：在当下这个诗歌写作高度个人化的时代，我们两人来谈论诗歌的某种总体特征是比较困难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冒险。不是我怀疑你的水平，而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来谈论不是气侯，只要我们稍不注意，就很容易陷于一种空泛的理论误区。不如这样，我们谈论的内容可以锁定在一个诗歌流派的范围之内，只有这样才可能把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问题落到实处。你觉得怎么样？
罗铖：行。但我们今天又说什么呢？以今天诗派为首的朦胧诗、四川的非非主义、莽汉等我们都谈论过无数次了，也没有谈论出什么新的花样。
雨田：你知不知道福建有个“新死亡诗派”，它在中国诗歌界产生过影响，应该说“新死亡诗派”已成为现代汉语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同时它又保持着一种独特的鲜明个性和与官方文坛疏离的独立色彩。我们今天不谈别的话题就谈福建的“新死亡诗派”。
罗铖：不就是道辉、阳子和林忠成他们吗？我几年前在上大学的时候就看见有刊物在介绍他们的作品。后来到了绵阳在你的书房见到过他们编的大型《诗》丛刊，我个人觉得编得有气派。不过对“新死亡诗派”的整体情况，我还是了解得不是太多，我早就知道你与“新死亡诗派”的道辉交情很深。
雨田：“新死亡诗派”是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产儿，它的诞生时间是1992年，这一年也是《非非》复刊的时间。说起来也怪，“新死亡诗派”的诞生地不是在城市，而是福建漳浦县旧镇面临台湾海峡的一栋石头房子里。从1992年到1993年，“新死亡诗派”出了四期对折四开大报《新死亡诗体》。1994年弃报编刊，推出了一本厚达四百页，大32开本的年度专号，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1995年的年度专号由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出版。这两期专号，除了“新死亡诗派”内部成员道辉、阳子、林茶居、杨金安、海顿、石曲、林忠成外，还有外地诗人南野、马永波、梁晓明、严力、陈超、林染、叶舟等的作品。1997年之后，“新死亡诗派”的主要载体变成了由正规出版社公开出版的大型《诗》丛刊，总第一卷1997年3月出版，为大32开本，厚达220页，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第二卷1997年6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超大16开本，厚有200页，这卷有我的长诗《疯狂的玖瑰》、《颂歌》和组诗《自由者》，还有廖亦武、臧棣、大解、庞培、巴音博罗等重要诗人的作品。著名诗歌评论家、北京大学教授谢冕看了大型《诗》丛刊评价说，“大型《诗》丛刊代表了中国现代诗顽健的生命力，我从你们的坚守中看到了新诗的希望……”第三卷于1998年5月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该卷厚达400页，超大16开精装本，加盟的诗人又增加了海男、于坚、王一川、叶匡政、谭延桐等；2000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六、七合卷，本卷除“新死亡诗派”成员诗选外，还有“四川六人诗选”、“湖南四人诗选”、“湖北三人诗选”、“广东四人诗选”、“黑龙江五人诗选”和“北京一人诗选”等，2001年4期《中华文学选刊》上的《雨田诗选》（六首）就是从六、七合卷上选的；2001年由三联书店（生活·读书·新知）推出第8卷，2004年上半年由作家出版社推第9卷，2005年10月由时代文艺出版社推出第10卷。后几卷的重要诗人有周伦佑、廖亦武、西川、雨田、翟永明，李亚伟、张执浩，梁晓明等。“新死亡诗派”编的大型《诗》丛刊之所以能坚持到今天，最关键的是“新死亡诗派”内部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它迄今已推出10卷，据说每卷都要耗资几万元，这笔庞大的费用主要由道辉和阳子负担，每期的不足部份再由成员分摊。而著名诗人舒婷、陈仲义夫妇在各个方面给予它提供的帮助在同道中又是最多的，他们成为“新死亡诗派”的强大的精神背景与动力。
罗铖：听你这么详细的介绍，我只能说，“新死亡诗派”这帮诗人真的很独特。
雨田：“新死亡诗派”除了编辑大型《诗》丛刊外，还与国内一些知名的文学刊物《作家》、《诗歌报》等联手举办过多次诗歌活动：1994年举办首届“新死亡诗派”研讨会，严力、吕叶等40余人参加了活动；1995年举办第二届“新死亡诗派”研讨会暨首届漳州市新诗会，陈仲义、曲有源等80余人参加此活动；1997年南方诗会暨第三届新死亡诗派研讨会，来自上海、四川、江苏、山东、安徽、广东等地的诗人、诗评家舒婷、陈仲义、吕德安、雨田、默默、代薇、长岛、余怒等60余人参加了会议；2000年，宗仁发，曲有源、杨克、南野、曾蒙等近40余人参加了由“新死亡诗派”召开的诗语言对话暨第四届“新死亡诗派”年会。到会的诗人有马莉、朱子庆、陈扶助（新西兰），程剑平，云鹤（菲律宾）、宋瑜等80多位；2004年，召开诗写会议暨“新死亡诗派”年会，参加的诗人有默默、王明韵、陈仲义、曲有源等近50人。近几年里，《十月》、《上海文学》、《作家》、《诗歌月刊》、台湾的《创世纪》等文学报刊分别以特辑推出“新死亡诗派”作品，你说这是为什么？
罗铖：其实我从我们今天的谈话中和以前我们与青年诗人白鹤林、胡应鹏等交流时在谈论“新死亡诗派”就意识到“新死亡诗派”的存在是不可忽略的，无论是从本体的意义，还是从诗学的价值来解读“新死亡诗派”，我个人觉得它都应该是一种特殊的命题。
雨田：你说的这些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我觉得“新死亡诗派”的存在，可以说是构成了现代诗歌写作的一个颇具意味的精神事件。阳子的长诗《无限：弗根斯说》、《风筐》、《行人窟》、《伪涅槃》，道辉的长诗《手狱》、《字虚瘤》、《爱神篇》，何如的《生死镜》，林茶居的《仰开颂：诗七十二招》试图用庞大的意义来涵盖一切具有现代倾向的诗歌写作与诗学的构建。我与“新死亡诗派”的主帅道辉有过几次的交往，我们交谈时，我感觉到道辉是一个真正具有“野心”的诗人，而这种“野心”更多的是来自他的哲学气质。但我要说，道辉的死亡主题在现代汉语诗歌写作中有他自己的独到之处。准确的说，道辉的诗歌是生命哲学和死亡诗学的混血儿，我对他庞大的抒情和幽奥的玄学命题非常赞赏，我想他惊人的文本也应该是来自他个人的悲剧精神。当然，这只能是我雨田的个人之见，并不代表谁。
罗铖：“新死亡诗派”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些什么，是诗歌繁荣的荣耀？还是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命题？或许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或许什么也没有。
雨田：如果说，“新死亡诗派”是在同“权威”对抗和向“权威”挑战的过程中确立自己的基本形象，那么，他们所探索的方向又会是什么样的结局呢？朦胧诗人之父食指最近在北京上庄为中华校园诗歌节题写了“诗歌是一切艺术的最强项”的词，我在想，一个意义上的诗人千万不要把什么狗屁“权威”看得太重，诗歌是没有权威的。作为诗人，我们应该强调自由写作的权利才是份内事。一个有思想的优秀诗人，他不仅仅只是某一制度的批评者，而是人类文明的，像战士一样的批评家。诗歌所要改变的，也并不仅仅是某种外在的什么气候，而是世界的根本性质。真正的诗歌，永远是任何形式的极权制度的敌人，“新死亡诗派”重要成员的部份诗歌已经证明这一点。
罗铖：这个时代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诗歌现象，我们被现象所困扰，有时候会错把诗歌现象当成诗歌史来看待。“新死亡诗派”是不是由现象来支撑的？
雨田：我觉得不是。“新死亡诗派”是靠它的诗歌实力而存在着。说真的，它以“死亡”为自己树立诗歌派别的旗帜，这肯定有它的特殊意义和价值，看待“新死亡诗派”的诗歌，我们必须站在大文化的高度。否则，你的理解就会出问题。
罗铖：不知你是否清楚，前段时间有不少文学刊物和网上在谈论诗歌的出路问题，你觉得“新死亡诗派”有出路吗？
雨田：我觉没有什么好谈论的。诗人在写诗，这本身就是出路，有读者读诗，这也是诗歌的出路。“新死亡诗派”的诗人们在写诗，编辑出大型《诗》丛刊，组织召开各种诗会，诗歌研讨会，诗歌朗诵会，这不是行走在诗歌的路上是什么？应该说，“新死亡诗派”的道辉、阳子、林茶居、林忠成、何如等的诗歌都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个性，真的是写得越来越好了。
罗铖：“新死亡诗派”有他们自己的理论家吗？
雨田：专门从事理论的好像还没有。不过，我曾经读道辉的《死亡语本的干净或思想与言说的压迫》、《天意特征的空压下我行使诗权被驳辩的新纸机制》等几篇诗学方面的文章，我认为那些文章展示了道辉把握语言的能力和构建智慧的才华。道辉不仅诗写得好，他理论文章也写得到位。“新死亡诗派”的另一位诗人林茶居的文章也有个性也有特色，如果说“新死亡诗派”要产生自己的理论家，眼前就只有道辉和林茶居了。
罗铖：据说“新死亡诗派”群落的女诗人阳子、何如的诗歌写得相当不错，你怎样评价她们二位的诗歌？
雨田：评价说不上。我只想说，写诗的人与诗可能和宿命有关。是难得说清也是难得道明的。而我想说的是，阳子的诗歌有比较强的可读性，她的诗歌风格由单纯、明晰变得复杂、晦涩，不过有较强的思想性，耐读，有深沉的纵横感；何如的诗从外部语言构成来说，是相当的平和、从容和自然，并接近口语风格，所表现的人生有着应有的精神品质。阳子和何如的诗从某种程度上讲更接近人的本真，我喜欢她俩的诗。在今天，文学已经边缘化了，诗歌更是边缘化。然而，还那么一些人，为保证诗歌的纯正性和毫不妥协性，他们始终坚持着自己奋斗的方向，“新死亡诗派”的诗人们就是这样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像我一样，有自由写作的权利！让我们沉默吧。在如此喧嚣的充满各种诱惑的时代，沉默往往是最有力的声音。我觉得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以后有时间再继续。
（本栏所有文章为中国南方艺术独家所有，不得转载）
| 
南方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