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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健：朦胧诗的先锋意识及其思想局限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黄健
2012-09-29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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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朦胧诗的创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表现出对现实的反抗，尤其是对现实的专制主义禁锢的反抗，并在反抗中展现出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特有的先锋意识。它揭示出中国大陆在建国后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一种内源性的“意义危机”的滋生与蔓延的态势。但是，朦胧诗的先锋意识也有特定时代的思想局限性，在整体上缺乏对时代变革复杂性的认识，从而影响了诗歌创作对思想深度和广度的诉求。

　　关键词：朦胧诗；先锋意识；思想局限

　　如果说在中国大陆第四五“天安门事件”中，[1] 朦胧诗的创作就拉开帷幕，那么，经历“四人帮”的垮台，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正式结束“文化大革命”，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方针，转而将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这一段时间，正是朦胧诗的创作，走过从崛起到逐渐消退的一段时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朦胧诗的创作是伴随着中国大陆在建国后，开始向以现代化为主轴的现代社会转型而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的具体反映，其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表现出对现实的反抗，尤其是对现实的专制主义禁锢的反抗，并在反抗中展现出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特有的先锋意识。

　　创作于1976年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中题为《回答》的朦胧诗这样写道：

　　卑鄙是卑鄙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朦胧诗的先锋意识的生成，可以说就源自对这种荒诞现实的一种心理认知和体悟。它揭示出中国大陆在建国后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一种内源性的“意义危机”的滋生与蔓延的态势，以及在这种态势当中知识分子的一种反抗、承担和拯救的心灵轨迹。如果联系诗人的另一首题为《走向冬天》的诗的解读，就更能体味到朦胧诗人当时的创作心态：

　　风，把麻雀最后的余温 / 朝落日吹去 // 走向冬天 / 我们生下来不是为了 / 一个神圣的预言，走吧 / 走过驼背的老人搭成的拱门 / 把钥匙留下 / 走过鬼影幢幢的大殿 / 把梦魇留下 / 留下一切多余的东西 / 我们不欠什么 / 甚至卖掉衣服、鞋 / 和最后一份口粮 / 把叮当作响的小钱留下 / 擦掉一切阳光下的谎言

　　刚刚从梦魇般的荒诞现实中走过来的朦胧诗人，正处在鲁迅当年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2] 的境况当中。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呢？纵观朦胧诗创作的特定文化语境，这应当是诗人有所为而又不能有所为，实际上是无所为；有所觉悟而又未完全觉悟，未能真正获得全新意识；有所离而又无法离，与现实、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即一方面是从梦魇中惊醒过来，惊魂未定但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往日的荒谬及其给现实所带来的苦楚，另一方面又必须与历史、现实的黑暗、荒诞、荒谬去进行坚决的斗争，如同鲁迅当年“反抗绝望”一样，要扬起已出鞘的剑，[3] 去戳穿世界的谎言，揭示出其荒谬性的存在。因此，在朦胧诗的创作当中，反抗现实的专制主义禁锢，给予黑暗现实以光明的追求与展望，就成为其创作的心理动因和精神动力。

　　“反抗”，作为抗衡“冬天”（作为现实的专制、禁锢、荒诞、荒谬和虚无的象征）的一个鲜明的能指意象，贯穿在整个朦胧诗的创作之中，体现出了经过“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之后，知识分子所获得的一种鲜明的批判意识，以及对于整个专制、禁锢的现实世界进行总体性否定的意识倾向：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北岛：《回答》）

　　一声“我——不——相——信”，宣告了建国以来在政治层面上苦苦构筑的理想大厦、信仰大厦的“轰然坍塌”，表明了经过惨烈的政治斗争之后的“一代人”，在浩劫中觉醒，以及在反叛当中与传统信仰作坚决诀别，不懈地追求光明的意识。尽管朦胧诗人也认识到在那个浩劫的岁月，反抗也许是徒劳的，如同北岛在题为《一切》的诗中所传达出来那种忧思一样：“一切都是命运 / 一切都是烟云 / 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 / 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但是，反抗的艰难性，并不能成为“一代人”向现实、向黑暗妥协的理由。舒婷的《墙》就传达了这样的心声：“我无法反抗，/ 只有反抗的愿望。// ……我首先必须反抗的是，/ 我对墙的妥协，/ 和对这个世界的不安全感。”最为突出的还是要算北岛的“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的著名诗句，从中就传达出了一种不惜牺牲一切的反抗与拯救的意识。

　　深究朦胧诗的先锋意识的特点，不难发现，它与“不——相——信”的心理根源有着密切的关联。如果说“文革”十年浩劫毁掉了“一代人”的精神信仰，造成了终极关怀的失落，那么，偶像的坍塌，信念的破灭，价值体系的崩溃，就使得以朦胧诗人为代表的“一代人”的心灵处在了一种虚无的飘泊境地。失去了终极关怀的人生，是那样的轻飘，轻飘得使人无法承受：

　　没有方向，也似乎有一切方向 / 渴望朝四周激越，又退回这无情的宁静 / 苦苦飘泊，自足只是我的轮廓 / 千年以下，千年以上 / 我飞如鸟，到视线之外聆听之外 / 我坠如鱼，张着嘴，无声无息（杨炼：《飞天》）

　　在专制主义的禁锢、高压之下，反抗未免一定奏效，但在新的意义建构之前，新的价值观确定之前，面对专制、禁锢所带来的荒谬——荒谬的世界，荒谬的人生，大多数朦胧诗人的内心世界仍保留着一份对精神信仰的执著，尽管这种精神信仰的性质可能还是传统的。但是，这却是他们反抗精神的力量源泉，也是他们进行拯救的精神动力。如同存在主义大师加缪在论述西西弗斯精神时所指出的那样：“征服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4] 在加缪看来，面对自己的努力化为泡影，却又重新向平原走下去的西西弗斯，是一个勇敢的抗争命运的人，同时也是一个使神的意志最终落空而显示人的无比尊严的人。西西弗斯不抱任何的希望，也不犹豫，明明知道劳而无功，但仍然要“朝着平原走下去”，准备再一次把石头推上山顶。在这里，加缪所感兴趣的，不是推石头的西西弗斯，而是选择反抗命运的西西弗斯，因为生命的意义就在“推”（反抗的象征）的过程之中，并非在山顶的那个终点。同样，从这个视角来审视朦胧诗的反抗，也不难发现，蕴藉在其中的也是这样一种不屈服的精神。所以，北岛就以坚决的口吻抒发道：“我只选择天空 / 决不跪在地上”（北岛：《宣告》）。

　　当然，朦胧诗的反抗，又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西西弗斯的反抗。如果说加缪所推崇的西西弗斯式的反抗，主要是围绕着人的“存在价值”、“生存意义”之类的形而上的问题而展开，那么，朦胧诗的反抗则主要是在痛定思痛中，以抚摸受伤的心灵，执著于现实斗争的反抗，更多的是屈原式的“岂余心之可惩”和“上下求索”的精神写照，希望重新找到新的精神支撑点，进行儒家“达则兼济天下”式的精英拯救活动，如同梁小斌在《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一诗所写的那样：“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 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 那一切丢失的，/ 我都在认真思考。”思考，在当时的境况中，就意味着要执著于现实的反抗、斗争：“真理就把诅咒没有完成的 / 留给了枪 / 革命把用血浸透的旗帜 / 留给风，留给自由的空气 / 那么 / 斗争就是我的主题 / 我把我的诗和我的生命 / 献给了纪念碑”（江河：《纪念碑》）。一般地说，执著于现世精神的中国文化氛围，不太容易引发人们对形而上的以个体存在为内核与生存意义进行抽象的哲学思考。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朦胧诗的先锋意识所显示出来的精神指向，始终都是与中国社会现实的文化背景和社会人生实践紧密相联的。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作家，朦胧诗人没有经历诸如“上帝死了”之类的精神放逐的心理震荡。确切地说，他们没有西方现代主义作家那种“人是被抛入世界”式的“人生之路越走越窄”的形而上的荒诞感和“原罪”意识。尽管在反抗的过程中，也不时地流露出类似西方现代主义的黑色幽默，但总体上还是东方式的“上下求索”，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式的茫然和调侃。像北岛在《履历》一诗所描述的那样：“我弓起了脊背 / 自以为找到表达真理的 / 唯一方式，如同 / 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 / 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 / 胡子就长出来 / 纠缠着，像无数个世纪。”显然，这种性质的反抗，尽管有些黑色幽默，但所显示出来仍然不是西方现代主义作家那种直面存在的荒谬，以黑色幽默的方式思考人生的荒谬、痛苦、阴暗、恐怖和残酷的思想意识，而是一种以悲壮的拯救为基调的英雄主义的思想意识，是理性主义的反抗，而不是非理性主义的反抗。

　　执著于理性主义的反抗，赋予现实以新的意义，这使朦胧诗的创作总是善于将批判意识与“入地狱”式的英雄拯救意识，以及乐观的理想憧憬意识紧密地联系起来。顾城的诗作《一代人》，至少在显性的层面上，向世人传达出了求索光明的意向。全诗采用“黑”（黑夜、黑色的眼睛）与“白”（光明）的对比色，将一代人对光明的渴求通过那双不同寻常的“黑眼睛”传达出来，的确是震撼人心的。朦胧诗的反抗，将英雄主义与悲剧精神交织在一起，在当时特定的语境中，就更加完整地表达了从专制主义的禁锢中走出来的一代人对“自由”、“光明”的渴望，同时也完整地表达一代人对于世界、人生的一种心理体验，并促使他们将个人的前途命运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相互渗透，相互交织，由此投身于时代变革的历史潮流之中，成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时代的先锋诗人，成为特定时代的不甘寂寞而集勇猛与悲壮于一身的悲剧英雄。像北岛在《回答》一诗中就这样宣称：“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在这里，朦胧诗人们大有“举世皆浊，唯我独清；举世皆醉，唯我独醒”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的慷慨与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气概。在另一首题为《明天，不》的诗中，北岛说：“明天，不 / 明天不在夜的那边 / 谁期待，谁就是罪人。”既然明天不再期待，那剩下的也就只能是执著于今天的抗争。这种夹杂着绝望、偏颇的愤激情绪，表现出了朦胧诗人，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人急切的改革愿望和对未来的一种乐观憧憬：“走向冬天 / 在江河冻结的地方道路开始流动 / 乌鸦在河的鹅卵石上 / 孵化出一个个月亮 / ……罪恶的时间将要中止 / 而冰山连绵不断 / 成为一代人的雕像。”（北岛：《走向冬天》）在这里，“走向冬天”是一种反叛，也是一种拯救，是对过去的反叛，也是对未来希望的憧憬。这两种情感的激流融合在一起，使朦胧诗的创作总是流露出一种情不自禁、难以掩饰的一种心理冲动，使诗歌创作露出若干的亮色：

　　印满太阳之吻的丰满的土地啊 / 收容层层落叶 / 又拱起茬茬新芽 / 一再被人遗弃 / 却从不对人负心 / 产生一切音响、色彩、线条 / 本身却被叫做卑贱的泥巴 / 我的 / 黑沉沉的、血汪汪的、白花花的土地啊

　　——舒婷：《土地情诗》

　　黄昏就是黄昏 / 即使有重重阴影 / 阳光也会同时落入 / 他们每一个人心中 / 有欢乐 / 就有生活的艰辛 / 有艰辛 / 就有坚强的心灵 / 夜已来临 / 夜，面对着四只眼睛 / 这是一小片晴空 / 这就是等待上升的黎明

　　——北岛：《黄昏•丁家滩》

　　在朦胧诗中，诸如大海、蓝天、土地、沙滩、鸽子、红帆船之类的意象，都可以说是诗歌的若干亮色的闪光点。为了心中执著的信念，朦胧诗采用了一种反抗现实，洞察人生，展望未来的创作指引，试图从找到现实黑暗和人生异化之间的内在根源。在揭露黑暗现实总是以“太阳的名义”进行“公开地掠夺”的罪恶同时，也扬起了理想之帆，努力地去建构一种新的人生理想，从中展现出精英式的拯救意识：

　　我斩除荆棘登上了山，/ 这心是绝望，/ 我钻进地心掘开了井，却没有水，/ 我采集雨露浇开了花，已是暮昏，/ 我是无望？我是失败？/ 不！花死了，会把信念留给隐芽，/ 地心无情，天空还会落泪，/ 绝壁，不会扼死执拗的青藤，/ 我永远是希望！永远是胜利！

　　——傅天琳：《心灵的碎片》

　　这种执拗的反抗现实的态度，是需要信念、信仰的坚持来予以支撑的。虽然传统的信念、信仰的大厦已经倒塌，但从专制主义的禁锢中走出来的“一代人”还是要努力地寻找一种信念、信仰之类的理想主义元素来支撑对于现实的反抗，正像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所指出的那样：“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5] 他们力求在痛苦的人生中，以坚持信念、信仰的方式来反抗现实，虽然他们在当时可能还不是十分清楚自己所坚持的信念、信仰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但人对自由的本能渴望，至少是贯穿其中的，因为“自由”乃是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生理想，这是反抗现实的精神源泉：“即使明天早上 / 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 / 让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 / 我也决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 我决不会交出你”（北岛：《雨夜》）。又如孙武军在《我还怕什么》一诗中这样写道：“我还怕什么 / 把我踩进了泥土 / 我就会变成一块煤 / 在没有阳光的地方 / 睁大乌黑的眼睛…… // 我还怕什么 / 把我吊在了天上 / 我就会变成一股风 / 去预示豺狼的行凶 / 敲打企鹅的美梦 / 到处都是我 / 我让英雄的鲜血 / 快一点在胸口上凝固…… // 啊，我什么也不怕！”为什么能够这样呢？显然是信念、信仰的精神元素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听到一种声音 /‘起来，起来——’/ 一股风，从我的衣襟下急遽地升腾！”（江河：《我听到一种声音》）这种声音或许是朦胧的，但却是激越的。如果没有一种信念、信仰的精神元素的支持，没有一种努力寻找理想的激情，朦胧诗的反抗在当时的背景中，又怎能以“浸透着不甘湮没与泯灭的内在力的冲击与奔突”[6] 的方式，获得时代的认可呢？

　　不言而喻，在当时历史文化语境中，朦胧诗用信念、信仰的理想之光来照亮反抗之旅，从思想文化的角度上来说，它带有启蒙时代的浪漫主义那种热情四射的鼓动作用，甚至也可以说，它为中国大陆后来开启以现代化为诉求的改革开放进程，作了情感方面的铺垫，成为改革开放的吹鼓手和急先锋：“太阳吹奏号角像武士巡礼蓝天 / 废墟披开残缺的书卷肃穆陈在大地”（江河：《太阳和他的反光》）。这种鼓舞人心的诗情，给人的精神振奋是显而易见的。不过，真正的问题也出在这里。人们在看到朦胧诗的先锋一面，受到其鼓舞的同时，并没有深究在其背后的思想局限性。其实，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朦胧诗的先锋意识，就不难发现它的思想局限性。

　　朦胧诗的先锋意识，固然表达了从专制主义禁锢中走出来的中国大陆“一代人”对“自由”、“民主”的思想诉求，但所传达出来的“自由”、“民主”信念、信仰的内涵，则显得朦朦胧胧。这正是朦胧诗的性质所决定了的，即朦胧诗是抒发当时人们对专制主义禁锢不满的抒情诗，而非清晰地表达政治意愿的政治抒情诗，即便其中贯穿着不少的对“自由”、“民主”的诉求，然而，它并非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对于“自由”、“民主”的诉求，至多是一种本能性的诉求，一种情绪性的诉求，就像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中出现的诗歌创作一样，人们表达了对“四人帮”的不满，其中也表达了对专制主义禁锢的不满，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但就诗歌创作的总体思想倾向而言，“天安门诗歌”中的“自由”、“民主”的内涵，并不具备现代性。在当时相对封闭的历史语境中，朦胧诗自然也无法跳出这种历史语境的限制，不太可能在整体的思想倾向上获得有别于传统思想的本质超越：“我在曲折的年代曲折生长 / 我本身就是一条弯曲的光线”（梁小斌：《青春协奏曲》）。如果说“文革”十年浩劫造就了思想荒芜的年代，那么，从根本上来说，人们就很难期待在这个非常的年代，在总体的超越位置上萌生出一种完全超越传统的新思想、新思维。就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发展状况而言，一种新思想、新思维的诞生，离不开特定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以及对自身变革所给予的思想、精神和理论的支持，[7] 而在朦胧诗创作的时代，中国大陆整体上还处于相对的封闭状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没有一种外来的新思想、新思维对中国大陆的影响，就很难想象朦胧诗的反抗能够完成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能够完成由情感的抒发到理性建构的过程。就思想层面而言，由专制主义高压而产生的浪漫主义反抗激情，表面上是一种轰轰烈烈的争取“自由”、“民主”的群众运动，但实际上则在其中蕴含一种无序的而非有序的，破坏性的而非创新性的、建构性的扩张元素。一代知识精英反抗专制，追求光明，但骨子里则极渴望以回归传统信仰的方式来满足所谓精英式的文化拯救，渴望“我不地狱谁入地狱”的那种孤胆英雄式的威权建构。他们急于摆脱“黑暗”的纠缠，从而回避了时代变革的复杂性问题，倒是顾城的《一代人》还透露出了从“黑暗”追求“光明”的复杂性，甚至是艰难性的信息。虽然“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但依然要用它去“寻找光明”。然而，“光明”究竟在哪儿？即便寻找到了“光明”，它又究竟是一副怎样的情景？用“黑”（“无”的象征）的去求“有”、“光明”（“白”的象征，同时也预示另一种意义上的“无”），或许最终还是“无”（一无所有），这是《一代人》之所以成为经典诗句的深层原因，实际上它同时也道出了朦胧诗在思想资源方面的真正困惑和真正局限。不像鲁迅当年那样，在不了解“光明”的实质内容时，宁可在“黑暗”中“沉沦”，在“明”与“暗”之间徘徊，也决不去所谓的“黄金世界”。[8] 因为鲁迅意识在什么外来的思想都将中国这个“染缸”中变色，不是“很大的鞭子”抽打在“中国的脊梁背上”，中国是不肯变动的历史复杂性与艰难性，所以，他宁可在“沙漠”式的“战场”上，“负戟独彷徨”，也不愿做“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9] 这是鲁迅的深刻之处。与鲁迅相比，朦胧诗在整体上缺乏这种对时代变革复杂性的忧患认识，从而在思想的层面上影响了朦胧诗对思想深度和广度的诉求。

　　朦胧诗的先锋意识，表现出了对专制主义禁锢的强烈愤慨，并以浪漫主义的激情传达出了对“自由”、“民主”的渴望。然而，这种执著于现实层面的反抗，固然可歌可泣，却在思想层面上还缺乏一种形而上的思辩性。舒婷的《也许》一诗，朦朦胧胧地表达出了这种心灵的困惑：“也许我们的心事 / 总是没有读者 / 也许路开始已错 / 结果还是错 / 也许我们点起一个个灯笼 / 又被大风一个个吹灭 / 也许燃尽生命烛照别人 / 身边却没有取暖之火”。可惜朦胧诗这些本可以上升到形而上的思想层面上来进一步深化业已确立的先锋意识，最终却以回归现实的方式，被急促的现实改革的洪流所淹没，未能在更深的思想层面给予现实以强有力的支持，从而给朦胧诗的反抗留下了一道难以跨越的思想鸿沟。

　　形而上的反抗，本质上是一种非理性主义的反抗，是基于生命意识之上的“自由”，包括“身的自由”和“心的自由”两方面需求的反抗，同时也是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一种主体意识和心理体验及其所萌发的思索性反抗。这种反抗不是外在的赋予，而是人对存在的荒谬的本能抵御，其中包含着对人类生存境况和前途命运的忧患之情，传达出人对生存困境的哲学思索，并在这种思索之中，把人的存在和自身发展的诸多命题，置于人的发展的历史链条上，探索人对自己命运的主宰力量。如果不能将基于现实的反抗上升到形而上的思辩层面，反抗的热情就有可能迅速的消退（一是来自外在压制的消退，一是自身由于缺乏足够的精神和心理支持而产生内源性的消退），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里消退得无影无踪。朦胧诗的先锋意识，虽然执著、顽强，但在总体上还不具备形而上的思辩元素。可以说，这也是影响朦胧诗的思想深度与广度的一个原因。

　　受到当时中国大陆特定现实境况和传统思想的制约，朦胧诗执著于现实层面的反抗，就自然而然地会去选择以精英的救世方式来渲染反抗的激情，来发出一种反抗的号召。这种反抗的方式，在当时的境况中虽然极具号召力和鼓动性，然而，这种精英式的拯救，总是具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救世主”的影子，或孤胆英雄的影子，很难真正地将“自由”、“民主”的意识普世化，并最广泛地落实到个体的存在空间，成为个体存在的思想源泉。精英式的反抗和拯救，即便能够获得广大民众的反响和对应，也极有可能将真正的“自由”、“民主”，演化为“文革”时期的“大民主”。[10] 历史证明，所谓的“大民主”，实际上不过是民粹主义的表现，它无法承担起历史转型与社会变革的重任。

　　“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 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 希望，而且为它斗争，/ 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舒婷：《这也是一切》）将朦胧诗的创作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境况中来予以认真的审视，我们说它所起的先锋作用，还是值得肯定的，反抗的激情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加缪在区分反抗和革命的涵义时曾说，反抗就是能够敢于说“不”，而非宣扬“暴力”。反抗中的主要元素是自由与激情。从这个意义上来审视朦胧诗，特别是在当时中国大陆的境况中，朦胧诗的先锋意识还是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的。它传达出了中国大陆人民经过“文革”炼狱之后，那种对未来所寄予的自由的希望之声，尽管它的思想局限依然是那么的显而易见。

　　注释：

　　[1] 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北岛的诗歌创作就始于中国大陆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他的代表作《回答》始作于1976年4月，但这首诗并没有收入后来编辑的《天安门诗抄》。

　　[2] 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59

　　[3]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首诗在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诗，受到猛烈的批判。“文革”结束后，被收入《天安门诗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1

　　[4] 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北京：三联书店，1986.9

　　[5]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539

　　[6] 谢冕：《朦胧诗选•序》，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2

　　[7] 正如毛泽东所说，在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反倒是从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参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1358

　　[8][9] 参见鲁迅：《野草•影的告别》、《呐喊•自序》等文。《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0] 所谓“大民主”，即中国大陆曾经倡导的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口号的群众运动，在“文革”期间达到极端。在“文革”结束之后，这种“大民主”的方式被立法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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