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九十年代女性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来源：中国网
作者：王红旗
2012-09-29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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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年代的女性小说创作以超乎以往任何时期的盛势，锐利耸起于中国文坛。”这种“爆发式”的繁荣景观，充分标示着中国当代女性意识的觉醒已转化为女性写作的主动行为，从性别歧视、性别压抑、性别遮蔽而真正浮出了当代文化历史地表。几代同堂的女作家们以其卓绝的艺术才华，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丰硕的创作成果，执着建构自己的女性文学谱系而独领文坛一代风骚。她们在多重文化矛盾中塑造的一系列女性形象，对传统女性形象的超越是全方位的，有些甚至是很难明确定位的中国女性的新形象。而这些女性形象新的特质，则是女作家们以鲜明的性别立场，为其塑造的艺术形象注入了更多女性解放的重要关怀和两性关系的“绿色之思”。

　　我试图针对小说文本中女性形象的生存处境所面临的事业家庭、婚姻爱情与自我“心狱”的三大困惑进行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解剖，并由此来观察当代女性解放的尺度。因为在我看来，小说虽然具有更为本质的想象虚构特点，但它更是小说家“心灵的历史”和“真正的现实”。也就是说女作家在某种意义上那些“准自传”式的小说，是她们生存命运、生命体验的心路纪程。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我将90年代数量颇丰的女性小说进行一番认真细读后发现，那些塑造甚为成功的并在当代文坛产生过较大反响的女性形象，仿佛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我们、你们、她们。从女性解放的角度看来，在社会转型、文化意识形态“大地震”断裂与组合的时代，中国当代女性虽遭遇重重严峻的挑战，却正在艰难跋涉的精神是可歌可泣的。我以“当代女性的三大困惑”为经，将90年代女性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分为十大类型：在事业与家庭的冲突中，欲进围城而不能、欲返围城而不得、下岗失业而失家、突出重围的女性形象；在婚姻与爱情的冲突中，遭遇婚外情、寻求姐妹方舟、被权力金钱物化、情爱潇洒的都市新女性等女性形象；在自我“心狱”的冲突中，分裂失落、幽闭逃亡的女性形象。下面因时间关系，选择其中三类做具体的分析解读。

　　一、欲返围城而不能的女性形象

　　一个“娜拉”出走，影响了几代中国女性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当她们走出家庭，在社会上实现了自我价值，取得了事业成功，争得了政治、经济上一定程度的解放之后，在今天又遭遇到新的困惑与挑战，这就是欲返围城而不能的精神涅磐。同学们可能比较熟悉张抗抗的《银河》、铁凝的《无雨之城》、徐坤的《厨房》，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在商海、官场博击获得了成功的女强人。她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的创造之中，造成家庭情感方面的空档，而导致家庭的破裂，却还要承受出走后回归的艰难。

　　徐坤《厨房》曾获得小说百花奖。《厨房》中的枝子是一位事业成功的商业女星。她在年轻气盛的时候曾十分厌恶日常的婚姻家庭生活：“她受够了简单乏味的婚姻生活。她受够了家里毫无新意的厨房。她受够了厨房里的一切……正是厨房里的这些日复一日的无聊琐碎磨灭了她的灵性，耗损了她的才情。”于是“她义无反顾、抛雏别夫，逃离围城，走了”。然而，事业成功以后，却又开始“怀念那个遥远的家中厨房，厨房里一团橘黄色的温暖灯光”。“他愿意看见有一两个食客当然是丈夫和孩子吃着她亲手烧的好菜，连好吃都顾不上说，直顾低头吃得满嘴流油，脑满肠肥。”她才会感到无比幸福。“爱上一个人，组成一个家，共同拥有一个厨房，这就是她目前的心愿。”小说的核心故事即从这儿开始启动。重新对厨房感兴趣的枝子从内心爱上了艺术家松泽——她自己的“经营品”。她不仅出资帮他办画展成功，而且还亲自下厨房唱着锅碗瓢盆的心灵交响曲，为松泽准备了一桌丰盛精美的生日晚餐。小说集中展示的即是这顿晚餐时的具体情形。枝子一往情深地陶醉在袅袅升起的幻想里，满心都是幸福的甜蜜：这个渴望爱与被爱的女人幻想着男人尽情品尝完第一道精美的生日晚餐后，下一个节目她仍会将自己的身体作为第二道灵魂与肉体的生日晚餐奉献给他，而成为她终身可依的男人，留下这个“爱情”的永恒记忆。但是，男人松泽对枝子所抱的却只是玩一玩的念头：“在这个人人都趋功近利的时代，谁还想着给自己上套，给自己找负担？尤其是对于他一个艺术家来说，更不愿有任何形式的羁绊。家庭责任也好，社会义务也罢，能躲的就躲，能逃就逃，能推脱就推脱。”结局就可想而知了。当枝子被送回家之后：“眼泪，这时才顺着她的腮邦，无比汹涌地流了下来。”沉浸在自己一厢情愿爱情中的枝子，虽然对男人松泽俗恶的灵魂有所认识，但小说结尾时，枝子还是会拎着厨房的一袋垃圾直到自己家的楼门口，还紧紧地把它攥在手里。这样的细节，不知打动了多少读者并编织出多少发人深思的意义。徐坤对我说，关于“一袋垃圾”的细节是她事先没有设定的，只是写着写着写到那里，细节就自动从手指尖溜了出来。其实这正是女作家潜意识里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形象一种令人“心痛”的女性关怀。她在《关于〈厨房〉》中曾经写到：“尤其是从那个充满了禁忌的旧时代走过来的女人，往往会莫明其妙的拎着情感的垃圾上路，拎着时嫌重，想甩掉时又哭。也许，只有到了‘新新人类一族’的另类那里，才可以具有反叛意义的让身体在表层操作，心灵的悲喜都显得不那么严重。”至于这“一袋垃圾”，我认为：是女性那种对男人情爱与性爱的渴望幻化成了一种女性从体内撕扯出来的情感垃圾，即是女性的自嘲和自省，又是一种潜意识中自我矛盾的心理表现。也正是这种传统无意识之障使女性不忍将其甩掉而造成了自己精神上毫无意义的负荷，影响着其女性意识的觉醒而不能得到更高程度上的解放。

　　品味这个故事，甚至冥冥中有些宿命的意味，枝子当年义无反顾的离家出走与她现在的欲返围城而不得，两相比较，总有些耐人寻味的意思。从一般的女性解放来看，枝子当年勇敢地走出家门的行为，即是对女性解放的大胆追求。然而，事业成功后枝子欲返围城，又该怎么理解呢？是她对自己追求女性解放的行为感到懊悔了吗？是不是女性单枪匹马闯世界再努力再拼搏，到头来仍是黑夜中的孤寂背人时的落泪？是不是女人就是有女人的脆弱与渴望，事业的成就感抹杀不了女人的天性？在张抗抗的《银河》里，欲返围城而不得的狄总也同样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在这个世界上，究竟还有没有即非恩赐也非雇用的一双手呢？一双既能真正拥抱她，又能支撑她的手呢？”对事业的追求和幸福家庭的向往是全人类正常健康的人生目标，男性事业成功可以夫贵妻荣，为什么女性要争取生活中的这一部分，就必须放弃或者牺牲其它部分？为什么事业成功往往要以形象的异化，爱情的背叛，家庭的破裂为代价？就必须做精神上的流浪汉、漂泊者呢？而为什么这样的悲剧已成为大多数高学历、高智商的当代女性的婚姻定律？可见，90年代的中国社会仍然隐匿着根深蒂固的男权中心文化观念，这张潜形的巨大网络依然无处不在地束缚着人们的意识与思考，为当代女性带来了种种无可言说的困惑与烦恼，影响着女性解放的进程。智慧的女作家们以她们感同身受的生命体验，对女性生存与爱情婚姻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在进行着全方位多向度的深层探寻。90年代这一类女强人的形象不仅失去了“十七年”、文革时期的“女闯将”、“铁姑娘”的政治光环，更失去了七、八十年代那种勇往直前的飞越激情。女作家们特意揭示的是她们在社会转型、意识形态“大地震”时代，多重矛盾困惑着的心灵。这种当代“娜拉”何处是归路的提出，不仅是女作家们对女性精神解放的深层思考，更是从人性的角度提出了情爱是一种人类生命本体的生理和心理的需求。

    二、寻找姐妹方舟的女性形象

　　关于同性爱的小说之所以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浮出历史地表，一方面是反映了女性对男性世界的彻底失望而转向自我的同性世界去寻找爱；另一方面是受西方女性主义意识的影响及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的同性爱现象的启示。也是女作家对当代女性生存现状及时而准确地捕捉。这些作品便是张洁的《方舟》、王安忆的《弟兄们》、徐坤的《相聚梁山泊》、《爱人同志》等。下面主要分析《相聚梁山泊》中的9姐妹、《弟兄们》中的老大、老二、老三两组人物形象。这9个优秀的女性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均有相当的建树，柳芭曾经“离婚、结婚、结婚、离婚不停地折腾”，其他的女性想必也同样地有过婚恋方面的痛苦经历，因此她们产生了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自豪感，而这大约便是这次仿“梁山泊”式聚会的具体由来。她们这种性质聚会的潜在语义层次，一种对男性的轻蔑的拒绝乃至敌视的心态的存在是极为显豁的。与王安忆的《弟兄们》相同的是，这9个女性在聚会时也是大声地称兄道弟，以一种对男性称谓的僭越借用来对男权进行某种意义上的颠覆消解：“我们都忙着兄弟一家亲，忙着兄弟一堂春……说着些兄弟相见恨晚、兄弟来日方长、兄弟坚如磐石、兄弟亲密无缝的痴话、傻话、呆话……在酒汪汪的兄弟情谊里我们深深地幸福着。我们也在酒汪汪的兄弟情分中深深迷醉。”但就在她们沉迷于“兄弟”情谊般的酒酣耳热之际，柳芭的情人一位高大俊朗的男士出现在她们面前的时候，刚刚还壮士断腕的姐妹豪情马上就烟消云散了。她们的女性同盟“梁山聚义”被一位男士的出场就轻而易举地消解得了无痕迹。追究其姐妹情谊消散的深层原因，如果同学们了解徐坤痛快淋漓的解构男性精英知识分子的一系列小说，如《热狗》、《无常》等，就是前面《厨房》中的男画家松泽也被她解构的体无完肤，只剩下那世俗与龌龊的灵魂。就不难理解《相聚梁山伯》的问世，的确隐含着女作家对男性失望的的心理。更重要的是现时生活直接对她的启示，她对我说，曾有一段时间，我和几位挺要好的朋友，大家想一起做些事情，但总是有始无终。针对这种现象，徐坤以作家的敏锐穿透生活的表层，深入女性本质去探寻其原因。王安忆的《弟兄们》中“三个已婚的美专女学生”，“样样事情做得比男人出色”，她们聚集在一间狭小的学生宿舍，形成了“许多人是走完整整一生也遇不到的这样一次机会”的姐妹方舟，三位女学生均以男性称谓方式按照年龄顺序称为老大、老二、老三，并把自己的丈夫分别称为“老大家的”、“老二家的”、“老三家的”，来表明三位女性不甘居于第二性的反男权立场。而“成为一生中最好的她们，最自由和最觉醒的她们”。但是离开了学校这个并不能长久延续存在的特定环境，她们之间那兄弟般的情谊方舟也就迅速覆没了。首先是老三为了“夫妻和睦”，而放弃留校自我发展的机会，随丈夫回到了偏僻的小县城。其次是老大因对“孩子的牵挂”，而放弃了原先反叛男权意识的立场。再次是觉醒程度最高的老二也开始学化妆，借时装杂志，打毛线了，并产生了生一个孩子的念头。这种老大、老二、老三的相继退出同样标志着“她们在本能的母性妻性的夹击下终于溃败”。而值得探索的是两位女作家对女性同性爱思考探索结果的惊人相似，充分暗示女性用同性爱的方式拒绝男性来寻求女性的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讲，姐妹方舟的全面覆没就证实了女性拒绝男性就是拒绝人类的生存。因为，自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起，男女两性就共同维持着人类繁衍进化的生生不息，就共同创造着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尽管几千年来那些男性撰史者，以男权中心文化覆手遮掩了女性在历史上的创造价值，但是重读历史时，发现的另一部“无字”历史却记载了女性巨大的创造力。女性拒绝不了男性，而男性也拒绝不了女性，这是人的本质使然。这样我们即可发现女作家们那种颠覆和消解男权中心的语言策略背后，其终极目的是建构平等和谐的两性世界的“绿色之思”。而这些女性形象的社会意义也正在于此。

    三、走不出自我“心狱”的女性形象

    围绕自身的诸多感情、性欲望而产生的内心困惑，是走不出自我“心狱”的困惑，在某种意义上，自我才是自我最大的敌人。对于女性而言，也同样如此。因此如何战胜自我，恐怕也是制约女性解放的一个根本问题。90年代身体写作之所心成为一种独特景观，证实了当代女性遭受泯灭的性别得到了复苏。她们“力图通过女人自己的目光，自己认识自已的躯体，正视并以新奇的目光重新发现和鉴赏自己的身体，重新发现和找回女性丢失和被湮灭的自我”而达到对男权中心话语的解构。但是女性的“身体写作”又带来了身体的忧郁和困惑，“当女性将自己的一切都赤裸裸的暴露在菲勒斯审判目光的注视之下时，她将无处逃遁。”难免又要落入乔装打扮的“被看对象”和“欲望对象”的陷井，女性反而会因此受到轻薄和伤害，陷入了一种无奈的“南辕北辙”。这里主要分析王安忆的《我爱比乐》、方方的《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两个分裂而失落的女性形象。

    王安忆《我爱比尔》中的阿三这个女性形象会让我们感到一种难以接受的震惊。因为她是一个奇特的妓女形象，但又与寻常意义上我们所惯见的为生活所迫而卖淫的妓女有着明显的不同。阿三本来是大学艺术系的一位学绘画的学生，假如不发生意外，那么一种正常发展的未来人生道路应该是比较顺畅的，但她偏偏遭逢了比尔这个改变了自己未来人生走向的男人。在阿三因卖淫被送往劳教的路上，她悲哀地想：其实一切都是从爱比尔开始的。比尔是美国驻沪领事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偶尔的机遇，阿三与比尔结识，并狂热地爱上了他。就在与比尔的性爱过程中，阿三开始了自我失落的过程。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细节是：他们在一个残留着上海旧殖民情调的密室里作爱，当处女血洒在被单上时被阿三悄悄的拭去，以一种不屑一顾故作潇洒的态度遮盖了那本属于自己的标记。这处女血其实就标志着阿三的自我。阿三爱比尔，但比尔却只是逢场作戏，很快便由于职位的变动而离开了上海与阿三。然而，阿三的生活却由于比尔的介入而开始了某种倾斜，由于一种或许可以被称作“比尔情结”的潜意识作祟的缘故，阿三便开始频繁与外国男人接触交往，走上了向外国人卖淫的道路，最后因此走进了劳教所。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小说中的另一个细节，当阿三最终从劳教所里逃出来之后，因躲雨在沙地挖到了一个带血的鸡蛋，这是一个处女蛋。面对这个被母鸡特别藏起来的处女蛋，阿三的心情异常地温暖且沉重。小说结尾处，王安忆写道：她把鸡蛋握在掌心里。阿三哭了。这样的细节很显然是与阿三比尔第一次作爱的细节相照应的，它似乎隐喻着阿三那失落的自我终于被找回来了，阿三的温暖感动显然在暗示着这一点。然而在笔者看来，虽然阿三最后终于觉悟到自己的人生失误，但人生是一次性的，她人生的悲剧性质早已铸成且无法再加以改变。很显然，从理性的层面上，阿三肯定不情愿成为一名妓女，她最终走上卖淫道路，其实更多地受制于一种潜意识的影响控制。这样，理性的阿三与非理性的阿三其实一直在她的人生过程中保持着一种对立抗争的分裂状态，只不过最后是非理性的阿三占了上风而已。阿三之前，王安忆还曾经刻划过另一个同样另具特色的妓女形象米妮，米妮、阿三之类形象的相继出现，首先我们可以看出王安忆一种深厚的女性关怀心态，其次这样的女性形象也充分地体现了她对女性深层精神心理结构的理解与探测深度。方方《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的黄苏子同样是一位大学生，她考取的是一所重点大学时下很热门的计算机专业。本来黄苏子是一个腼腆安静的女孩子，但由于幼年时家庭尤其是身为教师的父亲教育不得法，而逐渐养成了一种沉默寡言对一切都淡然处之的个性。上大学后，因为自己的寡言少语甚至有点阴郁的个性，黄苏子便遭到了所有同学的排斥，这排斥使她更加孤独，也更加阴郁沉默，并开始养成了暗中骂脏话的习惯。由于她在学校的绰号“僵尸佳丽”被传到了她毕业后工作的机关，所以她在机关也自然受到排斥，并被去搞公司的处长点名作助理，被点名去搞公司本来是被排斥的结果岂料想公司竟搞得格外红火，而黄苏子也曾一度被港商相中去做过经营服装的分公司经理。就在这个时候，她命运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曾在中学因追求黄苏子而被黄父当众斥骂过的许红兵出现了，并且开始“疯狂”地追求黄苏子。直到黄苏子被许红兵的追求所打动并随许到专门的卖淫场所琵琶坊第一次作爱之后，许红兵欲通过作践黄苏子以报复学生时代仇恨的真面目才终于暴露出来。这一沉重的打击迫使黄苏子的精神彻底分裂。分裂之后一半还是黄苏子，是公司的一位高级职员，而另一半则变成了虞兮，一位经常开着自己的富康车去琵琶坊卖淫的奇特妓女。在这样的畸形生活中，黄苏子“觉得自己并不是为卖淫而卖淫，而是尝试另一种生活方式，是在完成人生命中的某种需要。黄苏子把自己分裂了又分裂，然后想，人是多么复杂的一种生物呀”。人的确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生物，对人性之复杂性的探索正是方方创作此小说的一个初衷。方方说：“我们知道这世上横竖是没有完人的，人人都分裂着。有人分裂着身体，有人分裂着灵魂，有人分裂着性格，有人分裂着精神。”“我写这篇小说时，就知道黄苏子不过是我们中的一个。只是她采取的分裂方式或许与我们许多的人不一样。”黄苏子与虞兮分别代表了黄苏子自我的两个极端，这一人格深度分裂的女性形象的出现，乃表明了方方对女性深度精神状态一种相当到位的把握和勘探。在此我们要追问的是，到底是一种什么力量把黄苏子推入这样一种人性深渊的呢？细细地推敲，许红兵，黄苏子的那位处长兼经理的上司，黄苏子的大学同学乃至黄苏子的父亲，都难以逃脱最后置黄苏子于死地的嫌疑，反倒是那位直正的杀人凶手倒毋须承担更多的罪责，因为在黄苏子身体死亡之前，她的精神与灵魂就早已经被我们前述的那些难逃嫌疑者们联手杀死了。

    把黄苏子与阿三联系起来并把这两个分裂而失落的女性形象放置在女性解放的视角下加以深入剖析，即可发现作为曾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她们都追求过一种个性化的人生方式，但这种追求本身却最终使她们堕落为人与已均所不耻的妓女，使她们的精神与灵魂变得极端畸形。这样的人生结局显然是悖反于她们的人生初衷的，是一种甚为凄惨的人生悲剧，距女性解放的目标实现有着更为遥远的距离。面对多样化的世界和多元的生活方式，女性不能失去“自我根基”，要寻找自己的生存位置，针对自己的人生需求，让“性”成为自己人格的一面镜子。正像王绯所说：“妇女们只有通过性的涅磐最高程度的实现自己的性生活领域里的人格尊严，达到女性生命本体的最大限度的和谐和自由，才能提高自己的解放尺度。”

    这些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目前正在经历着文化意识形态的“大地震”大浪淘沙，也许会像“画在沙滩上的面孔”那样具有“瞬时性”。但是，这种“瞬时性”更真实地体现了90年代中国当代女性意识由稚嫩到成熟的迅速嬗变。更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当代女作家们为寻求女性的精神解放的艰辛历程。女作家们所运用的决绝地颠覆和解构男权中心文化的语言策略，是为了争得一份说话的权力。在男权中心社会里，让女性的社会文化身份得到一步一步的体认。虽然当代女性生存处境的三大困惑仍是百年、千年，甚至是“永远在路上”的困惑，但是我坚信，只要我们在不懈地努力追寻，毕竟会离女性解放的终极目标——男女两性共存共荣共享时空的理想的“绿色世界”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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