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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大学校园
197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一辆大卡车把我从兖州火车站拉进了曲阜师范学院的大门，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由于基础的薄弱，由于考场发挥的失败，我的成绩只能被这所全国唯一的设在县城的大学录取。来到这所地处农村的大学，我的心情非常沮丧。开学典礼使我感到大学的领导不象我心目中的大学领导，教师也让人感到似乎成功地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在入学后的一段时间里，学校没有给我任何好印象。这个土里土气的小城给我的最好印象是孔林秋色。对于所谓三孔，我的印象各不相同。孔庙给我的是一种压迫感。尽管我对孔子决无虔诚的崇拜可言，但我不能不正视那种特殊氛围的存在，它总是提醒我感到自身的渺小。对于孔府，我是很不敬的，因为它不过是一个官衙。对于孔林，我的感觉却特别好，那枯草，那落叶，那阵阵风声，都曾使我留恋。在第一个秋天那些没有课的下午，我常常一人跑到孔林，漫无目的地在其中走来走去，放飞我的种种幻想。
然而，这种状态并没有维持多久。原因是随之而来的那个时代万象更新的文化气氛。同时，应该感谢几个老师，是他们使我知道了学校朴素的外表之下原来藏龙卧虎。曲阜师范学院地处偏僻的小城，然而，那里却有一些国内一流的教师，正是他们引导我迅速走上了学术道路。
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年代。我们这代人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说不幸，是因为我们在青少年时代没有受到正规教育，而且思想被扭曲，生命被扼杀。我们曾经疯狂，曾经满足于各种口号，曾经努力使自己的脸晒黑，努力学说粗话，为手上的老茧而骄傲，希望脚上沾满牛屎。说幸运，因为我们在青春即将结束的时候赶上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当我们走进大学校门的时候，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正在展开，思想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拔河开始了，是坚持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昌盛还是任其继续滑向死亡之谷？作为年轻的大学生，我们中的多数人理所当然地成为改革开放路线的支持者。因为只有改革开放，国家和民族才可能会繁荣富强，个人才可能获得应有的权利。至少，这是我为自己支持改革开放找到的理由。
20年过去了，我的同代人对知青下乡的生活，对文革中的生活，都进行过不少描写，书店里的各种著作就是证明。可是，几乎没有人很好地描写过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校园生活。包括文学作品，也没有记录下那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没有反映出那一代年轻学子的热血和激情。三中全会之后，这所地处僻乡的大学也像全国各地的大学一样成了一片激情的海。我们兴奋地传阅着来自全国各地大学同学们自己办的刊物，还有各种文件的复印件、抄写件，－－从文学作品到关于国是的洋洋宏论。于是，在我们之中，各种社团纷纷成立，也开始编印自己的刊物。四年大学中，我一直不是活跃分子，却也曾通宵伏在床板上刻蜡纸。我们就以那种方式编过若干种刊物。
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我们终于有书可读。被尘封的书籍重新露出了它的魅力，被阻隔在海外的思想成果开始陆续涌入，我们像一群饥饿的孩子，以最大的限度迅速地吞食着。于是，同学们的争论中，不仅有了严复、梁启超、胡适和陈独秀，而且有了叔本华、尼采和萨特。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都令人激动。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同学们也会争论得面红耳赤。
与此同时，我开始认识一些老师，并且在他们的指导之下读书和思考。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第一次产生对老师的崇敬是听魏绍馨先生做题为《论阿Ｑ革命》的学术报告。那一年的魏先生大概是45岁吧？正是学者最富于创造性的年纪。我自认为已经熟知鲁迅，但魏先生的报告使我知道了怎样去阅读和理解作品，知道了什么是对其意义的探寻，什么是忠实于作者思想，什么是学者理论功底和学术勇气。是这个报告，使我意识到自己对鲁迅认识的肤浅，使我开始久久地思考阿Ｑ革命、阿Ｑ革命胜利之后等一系列问题。
正当我带着对魏先生的敬意开始重新阅读鲁迅著作的时候，朱光灿先生的论文《对〈女神〉的再评价》在《新华文摘》转载。今天想来，朱先生不过是指出了一些历史事实，然而，由于多少年来极左政治思想对学术领域的影响，胡适作为新诗革命运动的领袖和第一个尝试者的历史事实却在文学史上被遮盖了。谈起五四新诗，人们只知道郭沫若而不知道胡适、沈尹默、周作人等开创者。朱先生的文章使我知道了如何越过教科书的遮蔽而进入史实。谈起朱先生，我无法忘记一段往事。无论中学还是大学，我都不是一个好学生，不认真听讲是一贯的。当时朱先生给我们开现代文学课，先生治学非常严谨，讲课富于激情，几乎每一节课都讲得慷慨激昂，然而，我却往往不为所动，而埋头写我的小说。我的这种行为可能使先生忍无可忍，终于在讲课的过程中突然叫我起来回答问题，一节课竟然连续提问两次，使我在课堂上出尽了洋相。而我至今不能忘记的是先生的一句话：“在大学校园里写小说是不合算的。”越是后来，我越是认可朱先生的看法。一个年轻人如果面对着大型图书馆而埋头于自己的所谓创作，的确是对资源的浪费。
回忆这一切，我不能不提到另一位敬爱的老师－－早已去世十年之久的许毓峰先生。据说，许先生在民国时期曾经致力于理学研究，而且与西南联大的先生们交往密切。50年代到曲阜师范学院之后，才开始教现代文学的课，而他对于现代文学，可以说从来不愿做论文，而是一直在做资料整理工作。与许先生的接触使我感觉到了一个事实：老一代的思想原来并不僵化。令我难以忘记的是当我们谈到某些一直红得发紫的文学家，他那冷冷的一笑和那神情中透露的轻蔑。对于刚刚走近现代文学史的我，这一笑却从根本上动摇了教科书的权威性。当我带着一些困惑向他请教时，先生解决的方式总是非常简单：“去读原始资料。”然后，认真地开列一些原始报刊。“读原始资料”，是许先生教我的唯一法宝，越到后来，我才越清楚地意识到，这是走出遮蔽和还原历史的最有效的方法，因为只要读一读原始资料，我们就知道教科书是如何阉割和改写了历史。也正是许先生，把我带进图书馆，并且介绍给当年的馆长，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量不算大，但是，120万册藏书已足够如我之初学者阅读。于是，我开始一本本翻阅《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现代评论》、《新月》……
在静静的图书馆里，面对一个个先贤，透过发黄的书页与他们交谈，我知道了海洋之深，路途之艰，开始为历史而一次次叹息。
走入《新青年》
在我的记忆里，80年代初期的曲阜师范大学图书馆是清静的。在期刊部面积不大的阅览室里，我一天天浏览着那些已被尘封多年的旧期刊。开始不过是浏览，后来却被《新青年》所吸引，一步步走了进去。我对它一见钟情，而且始终不渝。20世纪的期刊可谓多矣，但在我的心里，最具有光彩的仍然是《新青年》，近百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份刊物可以与它相比。
然而，仔细想起来，我与《新青年》的接触，是从意义不大的一角开始的。我之所以打开这份杂志，开始只是为了诗歌－－为了考察新诗运动的起点。这是我从文学创作转向学术研究的开始。在此之前，我一直热衷于诗歌创作，而且梦想成为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诗人。虽然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都是那些标语口号式的句子，但自信写在日记本里的那些作品足以证明自己是真正的诗人。8年前，在《中国当代诗歌潮流》一书的后记中，我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话：“当年猛然崛起的诗歌新潮使正在读大学二年级的我异常兴奋，同时也非常沮丧。兴奋者一代人的声音已经破土而出，沮丧者自己以诗歌做一代人的代言人的梦想已经破灭。因此，我放弃诗歌创作而转向学术研究，并决定立即撰写一部《中国新诗史》……”
那个梦想的破灭对我的打击甚大。我写下过一册又一册的诗，那些诗大致可以划入朦胧诗的范畴。它记录的都是我16岁到23岁之间寂寞中的痛苦体验。那些诗中的大多数被我在进入大学前夕烧掉了。那是12个塑料皮的笔记本，那里面不仅有诗，而且有许多杂乱的笔记，因为一些东西的确不合时宜，它曾几次被裹了塑料纸埋于床下、抽水机房的墙角和工地宿舍的房后。当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在命运转折的朦胧感觉中曾经产生过从此成为顺民而不再以叛逆自认的想法。似乎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似乎要与旧我作彻底的告别，于是，我烧掉了那些笔记，也烧掉了一个青年从16岁到23岁详细的生命体验。几年之后，我开始为自己的行为追悔莫及。
值得庆幸的是，毕竟因为自己也难以察觉的留恋之情，烧毁时从中选抄了一部分，并且编成了两个集子。虽然舍弃了那些在当时认为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危险的东西，却毕竟留下了百余首诗。可是，当一个诗的新潮到来的时候，我没有抓住那个历史的时刻。当朦胧诗出现在诗歌地平线上的时候，我就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却没有把自己的诗作拿出去发表。当关于朦胧诗的争论兴起，代表人物已各就各位。我清楚地意识道，一个时代不需要很多诗人，也不承认很多诗人，只要有北岛和顾城，我的诗已经没有位置，发表出来也只是重复。
但是，对诗的感情却一时难以割舍，于是我想研究诗歌，而第一步是研究新诗运动的历史。因此，80年代第一个年头的我坐在期刊室里为的是弄清中国新诗运动的源头，考察最初的尝试者们创作的面貌。我做过一些非常笨的工作。比如编成了手抄本《新青年诗集》、《少年中国诗集》、《学灯诗集》、《晨报副刊诗集》和《新诗运动初期诗歌理论集》、《新诗运动初期诗歌目录索引》。这些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但在当时却曾经使我的几位老师激动不已，许毓峰先生曾经抱了它跑到系主任办公室，要求当时的系主任把它印出来。
然而，就在我抄录那些诗歌资料的时候，以强大的力量吸引了我的已经不是新诗，不是文学革命，而是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思想所展示的光彩。我的读书开始了一个由“诗”到“史”的转换。从1981年开始，我很少再读文学书。我更感兴趣的是思想和文化的历史。从读“诗”到读“史”，对我来说虽然得失难以断定，但意义重大。
我沉醉于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人的文章。《敬告青年》、《今日之教育方针》、《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吾人最后之觉悟》、《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通过这些文章，我认识了陈独秀；《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思潮的意义》……通过这些文章，我对胡适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他们使我对鲁迅有了新的理解。为了更全面地了解他们，当《鲁迅全集》出版的时候，我立即购得了一套。我借来了《胡适文存》，后来，又买到一套内部发行的三卷本《陈独秀文章选编》。通过这些，我认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但是，我的认识与教科书的介绍很不相同。也许是我的片面吧！我所感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人的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核心就是人。人，是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共同的出发点，是他们用以评判一切的价值尺度。先驱们为中国人非人的生活而痛苦，他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使中国人也能够获得人的资格，过上人的生活。读着他们的言论，我痛苦于他们的努力后继无人。
从那时候开始，我已决定终身相随。正因为这样，直到今天，我对一切轻言“超越五四”的文章都非常反感。
坐在旧期刊寂静的阅览室里，我开始产生一种幻觉：我已经是《新青年》集团的一员。这种幻觉一直没有消失。1990年，我带着无以言表的悲凉第一次来到安庆，首先去的地方是陈独秀墓。在独秀墓前，我深鞠一躬，两行清泪已经止不住夺眶而出。同行者为此大为惊讶，而我却真想大哭一场。事实上，我也不知道缘何而哭，只是无法压抑那种独特的冲动。靠在那块光秃秃的墓碑上，我感觉很累，同时又感到一种疲惫中的安慰。那是一种容易入睡的感觉。我闭上眼睛，似乎鲁迅和胡适已从上海和台北翩翩而来，无声地站在我的身边。我请同行的朋友为我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
也许，《新青年》将影响我的终生，并从根本上决定着我命运。无论它给我带来的是什么，我都从不后悔，而且永远不会后悔。
遥望佛罗伦萨
在大学刚毕业的一段时间里，我漫游于历史之中，但我的读书兴趣不在中国的历史，而在欧洲的历史。这并不是因为听从鲁迅的教导而不读中国书，而是文艺复兴运动吸引了我。我已经无法记起是什么原因使我对文艺复兴运动那样迷恋和向往，但我知道，在我的心中，佛罗伦萨一直是一个光荣而神圣的城市。因为正是它成为人类告别苦难和愚昧的伟大进军的第一块里程碑。
我知道，我对文艺复兴运动的热情绝不源于外国文学课堂，因为外国文学教材和讲授都没有吸引我。也许，站在五四新文化立场上的我被文艺复兴运动吸引是必然的，《新潮》的英文译名就是“The Renaissance”，一些学者也把五四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但是，我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趣大概主要来于一本书－－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个人一年能读很多书，但过去之后，能够记着的也许没有几本。对我来说，在留下深刻印象的书中，历史著作首先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一些句子虽然经过十几年，但我相信，凭着记忆仍然不会出大错：在中世纪，人类意识的两方面－－内心自省和外界观察，都一样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睡眠的状态。这层纱幕是由信仰、幻想和幼稚的偏见织成的，透过它向外看，世界和历史都罩上了一层奇怪的色彩。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己。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于是，对于国家和世界的一切事物做客观的处理和思考成为可能的了……也许，正是这种描述使佛罗伦萨在我的心中从此闪闪发光。
通过布克哈特的介绍，我认识了当年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他们是那样闪耀着自己独立人格的光彩。也是从这本书中，我才第一次知道但丁“我的国家是全世界”的响亮宣言。面对放逐，但丁说：“难道我在别处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么？难道我不屈身辱节，便不能思索宝贵的真理么？”吉贝尔蒂说：“学识渊博的人能四海为家；他虽被剥夺了财产，没有朋友，但他是每一个国家的公民，并且能够无所畏惧地蔑视命运的变化。”乌尔塞斯说：“一个有学问的人定居在哪里，哪里就是家。”……的确如布克哈特所说的，放逐的结果有两种，一种是使被放逐者困顿而终，一种却是使他身上本来有的最伟大的东西更加伟大。对于觉醒的人来说，如果自己的故园是监狱，为什么不可以逃走？尽管每一个人都热爱自己的故园。
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灿烂群星告诉我：上帝为什么创造世界的时候也创造了人，因为否则就没有什么能够认识上帝这伟大的创造。正因为如此，上帝给人以选择和改造的自由，在生存环境上，上帝给人以任意挑选的自由，不把人固定在一个地方；在生存方式上，上帝给人以创造的自由，从未用铁的法则来束缚人。上帝的意思是使人自己创造自己，使人自己决定自己的生存方式。
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灿烂群星告诉我：任何地方最终都不可避免地要把人从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专制统治中解放出来，把人应有的权利统统还给人！
文艺复兴时期的灿烂群星照亮了人的觉醒和解放之路，他们提出人是宇宙的中心，肯定人的价值而反抗以神的名义对人的权利的剥夺。他们以人性反抗神权，以人的生命欲望对抗禁欲主义，肯定现世生活，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个人的自由和幸福，追求与生俱来的欲望是天经地义的。他们认为人的价值高于一切，人的权利不可剥夺。
这一切使我无限向往。遥望佛罗伦萨，我充满崇敬之情。我在历史地图上寻找佛罗伦萨，在浩如烟海的图书馆里寻找佛罗伦萨。在一段时间里，我努力搜求的都是关于文艺复兴的著作。这种阅读使我几乎成了一个文艺复兴运动史的专家。但是，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写一篇关于这个伟大运动的文章。我怕不慎而像大量的出版物那样亵渎了它。
因为一种向往，我比较系统地读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因为这些东西与历史学著作不一样，它有大量的译本可以阅读。从但丁的《神曲》到薄卡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巨人传》、乔叟的《坎待伯雷故事集》。我遗憾当时《十日谈》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译本，而《巨人传》中对卡冈都亚所受的经院教育使我感到如临其境。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在某种教育之下越学越傻。它使我知道中国的大学足以把天才造就成庸才。我向往那种人文主义教育，但我不知到哪里去寻找。我读《堂·吉诃德》，从没有觉得主人公有什么可笑之处。我读莎士比亚，虽然对他的思想略有不满，但能够接受他的大部分戏剧和诗歌，并且为“哈姆雷特的精神状态”写过几万字的笔记。
尽管当我读到罗素《西方哲学史》中关于文艺复兴运动的评价时，不得不承认罗素的冷静的目光，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文艺复兴运动的感情。翻阅国内出版的所有有关文艺复兴的著作，差不多都要在介绍之后指出它的局限，我却吃惊地发现，吸引我的常常正是那些局限。
然而，感谢罗素，是他的批评使我进入另一种思考：个体与群体、生命与道德。但作为基本点，我选择了前者，于是，我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个人本位的人文主义者。
寻找“百科全书”
因为对文艺复兴时期那段历史的兴趣，我很自然地开始阅读思想启蒙运动中的著作。这个阅读的过程是一个异常兴奋的过程，一个个闪耀着独特光彩的名字使我眼花缭乱：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尽管我在他们之间有所偏爱也有所排斥，但他们却使我一次次彻夜失眠。那是1983年前后，我一方面读外语准备考研究生，一方面总是抵抗不了启蒙思想家的诱惑。于是，最后干脆放弃了读研究生的打算。
在启蒙思想家群体中，我读卢梭的书最多，但对卢梭的非议最多；读伏尔泰的书最少，但对伏尔泰看法最好。我对卢梭的不良看法并不仅仅因为罗素《西方哲学史》中那个论断：“从卢梭时代以来，自认为是改革家的人向来分成两派，即追随他的人和追随洛克的人。……在现时，希特勒是卢梭的一个结果；罗斯福和丘吉尔是洛克的结果。”同时，也不仅仅是因为他在《忏悔录》中表露的一些事与我当时的道德观念距离遥远，因而使我从内心里对他有点看不起。重要的原因是我不能同意他对文明的谴责，难以接受他对野蛮人的赞美。我爱艺术，也爱科学，而卢梭却说这二者只能给人类带来灾难。
我喜欢他的《社会契约论》，特别是他的国家学说。因为他认为国家是建立在人民协议之上的，人民为了生存的需要而放弃一部分“自然的自由”以换得“公民的自由”，从而结合成为国家。人民之所以选出统治者并接受他的统治，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自由。如果统治者变为骑在人民头上的压迫者，人民就有权对统治者进行重新选择。无论人们对卢梭的思想有怎样的看法，都不能否认，正是他的社会契约理论奠定了现代国家政治的基础。但是，读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虽然一些段落使我兴奋不已，一些段落却使我不能不诅咒这位胆大无知的天才。在卢梭看来，社会不平等的起源是财产的私有，这也许是有道理的，但这种思想注定了要给人类文明发展带来危害。
在那间杂乱无章的学生宿舍里，我不只一次站在窗前，报怨上帝为什么要让卢梭经历13年穷苦的流浪生活，如果没有那13年穷苦的生活，他也许就不会产生那些仇恨，他也许会有更好的修养。探索人类生存的可能，是思想家应尽的责任，但是，这时的我已经认识到，从事这种探索的人应该有特别强的道德感和责任感，应该为自己发表的每一句话高度负责。我不喜欢那些为了自己的设想而让人去流血牺牲的人，我尊敬社会病症的诊断者，但却讨厌为社会乱开药方的庸医。对于那些以自己的设想给人类带来灾难的思想家我一直不能宽容，我无法原谅他们，因为无论他们的目的多么崇高，其思想只要给人类带来灾难，他就有不可饶恕的罪恶。
面对卢梭开出的“返回自然”的社会疗救药方，我的厌恶似乎完全来自本能。他毫无理由地认为人类的原始时期是平等而幸福的，野蛮人是高尚的。而我却不相信对于原始社会的任何美化。我对原始社会的认识来自动物世界，来自丛林生存的基本法则。所以，我不相信任何反知识、反理性、反文明的说教。当我读到伏尔泰收到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时写给他的信后，我更坚定了自己的看法。伏尔泰在信中说：“我收到了你反人类的新书，谢谢你。在使我们都变得愚蠢的计划上面运用这般聪明伶巧，还是从未有过的事。读尊著，人一心想望四脚走路。但是，由于我已经把那种习惯丢了六十多年，我很不幸，感到不可能再把它捡回来了……”也许由于这封信，我喜欢上了伏尔泰。
在伏尔泰的著作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哲学通信》。这是当时我唯一能够找到的伏尔泰的书。对于这本书，我曾经有些疑问：这也算哲学著作？但他对公谊会的介绍、对牛顿、对笛卡儿、对洛克和培根的谈论，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特别使我兴奋的是他谈商业的观点：在法国，贵族因为身份而看不起商人。可是，伏尔泰质问道：我不知道哪一种人对国家是有用的，是一位假发上敷了粉的贵族，还是一位商人？他举例说：贵族知道的是国王在几点钟起床几点钟睡觉，自己摆出一副尊严的神色在大臣会见室里表演奴颜屈膝的一套；而商人则在他的办公室里对苏拉特和开罗发号施令，对世界的幸福做出贡献。
这些话我已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过多次。我之所以对它特别感兴趣，大概因为我的内心一直埋藏着一个愿望：我渴望自己成为商品，更希望自己能够自由地出卖自己以及自己的劳动。因为那意味着当时的我可望而不可及的自由。试想，当一切劳动力都被统购统销，大学生也被统购统销，不需要任何契约，不需要双方同意，就由单方面决定你的工作和工资待遇的时候，你能不渴望自己是一件可以讨价还价的商品吗？所以，当人们指责在某种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金钱关系时，我常常感到那种关系真是太纯洁、太高尚、太人道、也太伟大了。也正因为这样，当市场终于向我们走来时，我几乎是无条件地欢迎它，因为没有商业和商业所形成的市场，人的自由和平等就无从谈起。自由和平等只有在市场上才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在市场上，无论什么高官显贵，不掏钱就别想拿走一棵葱。而一旦离开市场，强权却足以迫使美丽的少女把青春无偿地奉献给弥漫着腐烂气息的糟老头子。
正是在伏尔泰和卢梭之间，我确立了自己的平等观。我不奢望完全的平等，只期望市场基础上的平等。在平等和自由之间，我更看重自由，因而不能接受卢梭为平等而牺牲自由的设想。而且，正是通过伏尔泰，我才更加敬仰洛克，并且像伏尔泰一样愿意像洛克一样愚蠢而不愿意象卢梭一样聪明。
但是，伏尔泰对中国的赞美给我留下了不良印象。因为我与鲁迅一样讨厌那些赞美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我希望伏尔泰的赞美是由于无知而不是由于虚伪。而他说中国人种牛痘的方法不是划破皮肤，而是像闻鼻烟一样从鼻孔里吸进去，而且效果是一样的。我一直没有找到这样的文字记载。也许熟悉中国医学史的人能够做出判断。
伏尔泰与卢梭激发了我深入了解启蒙思想家群体的愿望。于是，根据能够发现的线索，我寻找“百科全书”的人们。我梦想能够拥有一套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然而，梦想只能是梦想。我只能寻找一切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和有关启蒙运动的书籍，片片断断地拼凑他们的形象。我曾经梦想将来有机会通读《百科全书》的法文原版。为此，我又一次认真学过外语，而且选择法语作为第二外语。这个愿望一直持续了很久，但法语一直没有学成，这个愿望也至今没有实现。
【选自《诗歌现场》 主编 朵渔 副主编 余丛 黄礼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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