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回归”，一个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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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作家”是个历史遗留问题最近两年，中国小说界比较热闹。余华十年停笔之后复出，写出厚厚两本畅销书《兄弟》；苏童、叶兆言接受国际订单，相继打造“中国神话”《碧奴》、《后羿》；格非铆足劲，正在书写“新编红楼梦”，《人面桃花》三部曲于刚出版了第二部《山河入梦》。 余华、苏童、叶兆言、格非，都曾经被称为先锋作家。 针对他们如今的创作，一些文学界的评论者，炮制出了“先锋作家回归传统”的论题，不仅刊发在学术刊物上，而且见诸报端。 “先锋”是一个怪字眼，尤其当它用来指称一个群体的时候。有先锋必有后卫。然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文学。 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文学不是擂台赛，既不存在天下第一人，也不存在少林武当之类的门派；同时，文学不是进化论，不存在优胜劣汰，也不存在“螺旋式上升”，更不存在奔三奔四升级换代。 最近两年，传统是一个热门的词语。然而，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说，上述的所谓“先锋作家”，都谈不上对传统的回归——如果换个词，糟蹋，倒是贴切。中国的神话叙述系统，经历几千年，没见过苏童糟蹋得这么狠的；《红楼梦》诞生两百多年，续书、补书、模拟、戏仿，从《青楼梦》到《京华烟云》，没见过格非糟蹋得这么不着调的。这一批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八竿子打不着，更没有学识、见识和能力展开一场“回归传统写作之旅”——也许叶兆言除外，有不看注释读文言文的能力。所谓“先锋作家回归传统”的言论，典型的十三不靠。 余华、苏童、格非等人，被尊称为“先锋作家”，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这个问题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期，西方哲学刚刚进入中国，一批青年文学评论家，抓着半生不熟的新词汇蒙人，从此开始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同时，外国文学进入中国，一批刚上大学的文学青年，开始写一些云山雾罩的所谓小说。 二者合谋，造就了“先锋文学”一代。如今看来，当年的“先锋”作品，既谈不上文本的实验，也谈不上文学的创新，更没有思想的进步。从文学的角度而不是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一代作家创作了一批垃圾。从世界文学的角度而不是中国文学的角度来说，一代作家在拾人牙慧，并成为招摇于文坛的资本。 如果把这一代作家说得一无是处，似乎太过刻薄。经过20年的写作训练，与上一代作家相比，这一批作家的意识形态味道淡了；与下一代作家相比，这一批作家的字词句语法结构更顺——题外话：在中国当代文学里，很难找到一位写顺溜话的作家。前段时间，我偶尔翻到《收获》最新一期的一位新锐女作家的长篇小说，该女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新人奖。所谓“鸡头猪肚凤尾”，这部长篇开头前三句，皆为病句，瘟鸡一只，何谈“猪肚凤尾”？ 《山河入梦》是一部失败之作一部合格的小说，字词句仅仅是第一步，在这之上还有细节、对话、人物、结构、逻辑、情节、思想等等方面的标准。 以格非的《山河入梦》为例。 这部小说，总体上来说没有语法毛病，一些写景、心理和对话的段落，还算妥帖。甚至一些段落，比如姚佩佩和“羊杂碎”两人相处的段落，可以称得上精彩。然而，从总体来说，这部小说是一部失败之作。 小说的时间跨度，以1956年为中心，前延“三四年”，后续两年左右。小说中涉及生活细节的描述，错误比比皆是。第一章“县长的婚事”，谭功达初见白小娴，白小娴“穿黑色紧身衣”在“练功房”压腿。上世纪50年代的县城文工团，难道是专业芭蕾舞团？这个细节，可以说是格非从电视剧中看来的，直接挪用到小说中。 《山河入梦》的每一个人物，都是木偶，小说家充当着提线人的角色，不仅人物动作僵硬，而且漏洞百出。小说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老徐，县信访办主任（196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通知》，才开始普遍设立县级信访办），兼看大门，兼收发室，兼县志办。这个角色的兼职，可以看出格非在小说人物设计上的粗疏。老徐成为信访办主任，因为他要接待张金芳；老徐兼职收发室，因为他要为姚佩佩转信；老徐兼职县志办，因为他要为姚佩佩“痛说”谭功达的“革命家史”。 至于小说的男主人公，天真善良、纯洁无瑕、有理想、有爱心、根正苗红、屡经沧桑的四十多岁老处男谭功达，是古往今来超级无敌的“白痴”贾宝玉。可惜的是，格非没有思想塑造出中国版的梅诗金公爵，更没有笔力塑造出当代版的贾宝玉。 《山河入梦》的叙述语言，大概最能体现格非“回归传统”的特色，集中见于小说的第一章《县长的婚事》。这一部分的所有对话文绉绉、干巴巴，不吐脏字——除了“他娘的”（这是典型的北方口语，小说的地点却位于长江下游地区。小说的人物，也无一北方人）。然而，就是《红楼梦》这样“文雅”的小说，也有焦大。 小说第一章，采用了很多对话交待情节发展，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小说写法。由于小说人物的僵硬和单一，这种写法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到了第二章，格非被迫采用“旁白”——匿名信，交待游离在贾宝玉和林黛玉周边的故事进程。 也就是从这一章开始，小说的语言逐渐顺溜，逐渐远离了“传统”。在一部叙事时间统一的小说里，出现这种前后脱节，或者说明作者的黔驴技穷，或者说明作者痛改前非。 至于小说的结构——这部小说有结构吗？如果说有，凌乱就是它的特色了。 这是一部文字版的《无极》格非声称这部小说是对“乌托邦主义者”的同情之作（小说最好的部分，第四章《阳光下的紫云英》，的确是对于奥威尔《1984》的诗化复述：“每一扇窗户背后，都有一双充满警惕的眼睛”，是“老大哥在看着你”的啰嗦抒情版）。不管格非如何定义“乌托邦”这个词，这部小说都可以说是消弭人性的——我并不想用“反人性”这样严重的字眼。除了白痴似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纯洁恋爱、姚佩佩和“羊杂碎”的交往，小说没有设置多少尊重人性的细节。 通过错乱时空的细节描写，通过故意忽视小说时间段里所发生的真实历史，历史被悬置，被抽空，被扔到一边。换一个角度，这部小说，是一部文字版的《无极》；谭功达式的真善美、纯洁、无辜的“乌托邦主义者”，是男装版“满神”。如果说这部小说中的人物中有一个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是“杀千刀的”，那就只能是纯洁、无辜的“贾宝玉”谭功达。这不是对“乌托邦主义者”的同情，这是对暴君的歌颂，是对人性的蔑视。 这不是对传统的回归，这是对传统的意淫和侮辱。 作为一个小说家，格非有着免责的权利——作者不对作品负责，不对作品的思想负责。然而，即使这样，格非也是一个在文学创作上不自信的人。格非把谭伯达和姚佩佩的爱情，当代版的贾宝玉和林黛玉，描写得纯洁到没有一丝性意味，仿佛不冒热气的冻狗屎，却害怕读者看不出来，多次在小说中强调《红楼梦》啊、贾宝玉啊。一个小说家，如此这般颠三倒四地唠叨自己的“隐私”，虚弱到了无聊的地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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