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笼之内：当代诗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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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焦距拉大了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距离我们较远，只能算理想。虽然，诗歌自有其生理有其制度，明朗的包括语言组织，不太明朗还有语言外组织，由天赋和交往承继而来，凡讨论须在行列内方能生效。其中可讨论的，总归前者一端。后者一半只可意会，一半毫无意思。语言虽或有明朗与晦涩的分别，但总归清楚；也许要借助于科学的眼光。因此，对于一般的问难，完全可以有“现代诗不晦涩”之说，目前这已经不是问题，因为普及了细读法，可以专拿语言组织说事。语言制度，即语文。说白了，这也就是一般讲语文者所干之事。细读是新诗的小学，但这“小学”不可小觑。 细读唯一的问题不在细读自身，因为诗的立意高妙，讲语文者吃力不讨好，实在冤枉。细读真正的问题在于鉴赏力，亦即鉴别优劣的趣味、趣味的端正与否。趣味端正，才知有鉴赏力。攻击趣味者，是不知道有新趣味的存在。有了鉴定，方能开展细致的工作，不要让细读成了嚼蜡。惟有趣味可以救细读。否则流于模仿，则只有手活而无艺术。而读者也由狐疑不决变为轻视。——他们都奇怪地受着犬儒派哲学的教育。譬之古罗马皇帝马克•奥勒留的说辞，“简言之，除非为了德性和德性相关物，不要忘了深入到事物的细节中，以便通过这种分析最终轻视它们，要在一生中应用这种方法。一首令人心碎的歌曲，一段舞蹈或竞技，如有可能，你要轻视它们。”文本分析本是手段，目的在于接近，所谓“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如果我国最优异的头脑都在从事这项工作，就不能不说是遗憾。 这就不免说到诗歌本体。谨慎的新诗作者只要不拒绝，一旦有恶劣情绪产生，念及本体或可以稍感安慰。虽然由于尼采，也由于维特根斯坦，他们的敬意大大打了折扣。流风所及，凡自命思想现代者，人人皆言“杀死上帝”，又人人皆言“保持沉默”。然果真说不得邪？则未加深究。若吾国熊十力、牟宗三，则常在书信演讲中驳斥罗素等辈，谓“*******”云云。抛开暂且不论，新诗人的这一理论武器得来实属不易，——没有尼采，就没有现代诗？——大约类似于洗脑，依我看，这项认识论转变的革命尚未成功，虽然知识论成果的影响渐增。关于本体，我在我们中听到的最为聪明的说法是：“本体就像男女，是决定了的。”请想象说这话时的语气、轻松和听者的如释重负。 即使这样，仍普遍存在一种哲学的幼稚，其中还包括对哲学的过分迷恋。诗人写作，最忌头脑不清楚，固不可无哲学，但又不能一切依赖哲学——这恰恰是贬低和拒绝了哲学——，主动弃绝语言感官的刺激和享受。至于单个人的目标，哲学（家）是要通过概念的游戏获得冷静，而诗歌偏要在一个人身上引起色情的效果。因为向来人们悟道，万一极致成为圣哲，不贬低就反对语言。而诗歌与音乐一样，本来依赖音符与词语，所有抽象，当从——词也是物，也是肉身——物性的具体中来。肉身成道。一言以蔽之：诗歌可以无哲学，诗人不可无哲学。诗歌有没有根据，能否站得住脚，要看诗人自己是否找到了根据。 根据不在那儿，找到它还需要工夫。目前虽不能说各种古典知识均告失败，但受鼓励和期待的莫不是变相之新根据。就是新根据用罄了，无人怂恿了。不有新的杂质、异质出现，不能夺人耳目，原为精神界之下降与上升的原生态运动。当具有新旧两种面目的“精神”相摩相荡之际，就有这种运动出现。现今的诗歌若有什么磕碰、奇崛甚或鬼怪之处，无不缘此，察其性情面貌，颇合于玄言诗的称谓。玄言诗本在于精神上之相接相通，否则日常生活仍无法流露，得以表现。中国历史上之玄言诗，实际上对于中国诗的古典精神有融摄、再启蒙之功。而目前玄言诗的成分，众所周知大半出于艾略特、布罗茨基、上至约翰•邓恩的玄学诗影响，其背后仍有一整套的基督教思想背景、是谓玄学、始得以奠立。若无其玄学，只有玄学诗，窃以为岌岌可危。可见真正玄言诗的成立，实则不易；况且玄言诗又必为新诗发展之一阶段而已。正确看待玄言诗的功效，则必曰：清理思想、疏通道路，与中国古典之玄言诗同。对于当代诗，正因为合适与必要的玄学的缺乏，日常情绪才见其可贵与可塑。 而新诗人对待古典诗的态度，都有些绝望，按照博尔赫斯式的理解，古典是一座自我的迷宫。不容易进去，进去了出不来。这大约也有些“后现代主义的误会”。新诗当然有自身的精神命运，不能苟同于古典诗。对它来说，义理的龃龉不合或自相矛盾恰可以填充文本内部的张力，比如在时间观上，中国古典诗都是“即生即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而某类新诗要素却包含着对“基督性”的诉求、关于实在、永恒存在物的苦恼。这样看来，产生的新诗只能是不中不西，尤其是当新诗作者有意兼容并包、穿插联络二者。对于古典诗来说，他即使再轻盈也显得有些蛮干，欠缺一切放下、扁舟不系的风度，索性选择了原罪性和内疚，对于西方诗来说，他自我勉强的悔罪思想不是不够强烈，就是不够甜蜜，而他敏感的智性又过于收敛。这种两难怂恿诗人而不迁就诗人，新诗免于溃败，诗人免于自败。拿一个具体的当代诗人来讲，我不知道他受于古典者多还是受于尼采者多，尼采也是一古典，因为他第一个发明了西人的复仇精神，亦即关于忏悔与内疚的学术和学术制度，——这种动力学机制有别于弗洛伊德，——这些均关乎人格神的出现。 考虑到中国诗人的知识分子角色，和他们在新旧开蒙运动中命定占据的一环，这种罪感和对罪感的研究就不光是书面的，而自有其出处和对应，我们还期望欧美给我们提供和输送什么新价值吗？也许我们从未考虑过自身产生新价值，犹如孕育珍珠的海蚌？对于我们，新诗与英语和文言明交暗访以来，一直在语言的牢笼里，不等于僵局，由新批评救济反而得语言共时性之妙，譬如每一卦象都有互卦、变卦、补卦，王船山注解易经，更有乾坤皆有十二位之说。此诗语翻新出奇之功，外人不足道也。然则何来当代诗的局限？文本一出，落窠臼矣，结构主义于今的盛行，若不论其亲近读者之功，极易构成迷障，不光评家解诗，诗家写诗也受其暗中指挥，落入俗套。在这种对诗人文体变化之功的期待之外，也许还要另有一种期待，亦即某种历史性的场合和纠结，它标志着历史性的因素进入诗歌，就像罗兰•巴特早在一九七零年代的转变态度时说：“不现代，突然对我变得无所谓了。”那时当代诗就不仅仅是现代诗的雄辩，而更是雄辩的当代诗。 200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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