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怎一个情字了得:访曹禺

 还是在去年,作家王蒙得知《太原日报》副刊拟用一年的时间连载《作家风采》系列,觉得十分来劲。他说这可真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儿,哪里有这样善良的报纸呢?这简直是一个创举嘛!他说,一定要写写曹禺先生,到时候由我来引荐,我要为这个专栏出点力!

  我没有去打搅他。当了一年的“业余记者”,我有我的笨招数。得知曹禺先生住在北京医院,我曾在一个铺满霞光的傍晚去看望他。依了人们的指点,从东单进去,绕了半天,却从王府井的一条小胡同里钻出来。抬头一看,不禁大为恼火:这不是首都医院嘛!我在这里采访过艾青和延泽民,对高干病房可说是轻车熟路。我满可以大摇大摆地从前门进去,何必要问道于人,绕到东单来背这份冤枉呢?

  那一次我当然没有找到曹禺先生。管病房的大夫坚定地对我说,你找的人绝对不在这里。你要不信,我把名册给你拿来,你这人怎么这么糊涂呢!我说,你先生也够劲儿,恐怕你连曹禺是谁都不知道。一句话把大夫噎得满脸紫胀,愤然吼道:你看过北京人艺演的《雷雨》和《日出》吗?你到底找哪家医院?我说我找北京医院,大夫被我气得哈哈大笑。

  原来北京医院在东单的另一侧,等我今年找到时,曹禺先生已经出院了。此前我曾经在电视里看到他坐着轮椅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又在香港一家报纸上看到有关他的报道。文章说,曹禺希望早点回家,说他十分惦念巴金和所有的老朋友。五年的病房生活,单调且乏味,他再也不想住下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赶往木樨地部长公寓看望曹禺先生。那时候我心里像敲着一面小鼓。为时一年多的《作家风采》系列即将结束,我真希望最后一次采访能够顺顺当当。曹禺是我所敬仰的中国话剧泰斗。一部极具权威的史书称,他“在把欧洲近代剧的写作技巧运用于中国话剧创作,表现在中国社会现实方面;在塑造鲜明独特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女性形象方面;在使剧本富于激情和诗意,特别是悲剧艺术的建树方面;在把生活中的口语加工成文学语言,使对话艺术趋向完美方面,以及在使剧本同时具有可读性和可演性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话写得很拗口,若要我来写,一句话就够了:他是中国话剧最重要的奠基人。我十分敬佩他的文化素养和大器早成。23岁写《雷雨》,25岁写《日出》,26岁写《原野》,30岁写《北京人》。其间还有《蜕变》,还有《家》。对于中国话剧来说,我觉得这就足够了。有论者为他以后没有力作而遗憾,我以为此乃强人所难,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后来的中国文坛有多么凶险吗?

  在警卫室给曹家打电话,一位女士告诉我,曹老散步去了,大约得11点以后回来。我觉得很幸运。我对门卫说,只要他今天没有别的活动,我是等定了。门卫嘴角上挂着一丝笑,很客气地请我出去。

  我坐在部长楼前的台阶上,饶有兴趣地看花的娇艳,看草的碧绿。想到一年的辛苦总算要有一个结局,想到能向读者介绍几十位老作家的晚年情景,甚感惬意。我耐心等待《作家风采》中最后一位老人出现,不管人们用什么样的眼神看着我。

  我的耐心终于赢得了同情。警卫室一位女同胞跑出来对我说,你留神点儿,老先生坐着轮椅,有一个年轻人推着他,你看见了,就跟他们一起回家去。

  我在楼前楼后寻找坐轮椅的老人。从要职上退下来的部长们,在林荫下悠闲地漫步。不少老人推着小车,边哄孩子边议论物价上涨官员腐败。一院里拄拐的、人搀的到处可见,唯独没有轮椅。

  直到中午时分,终于有一辆轮椅缓缓地推了进来。胖胖的曹禺先生坐在车上,戴一顶遮阳帽,脸上流着汗水。当我帮着推车时,他默默地看我一眼,以为是大院里一个好心的男人。

  我一直把先生送到家门口,然后说了我的来意。推车的小白说,真是难为你了,老人今天精神特别好,我们整整走了一万步,不然早就回来了。他把我的话大声地讲给曹老听,先生连声说,真是对不起,让你等了半天!

  这是一位极有教养的老人。在和我谈话时,他再三表示歉意。跟眼下那些疯得发狂的中青年“名家”比,他显然是另外一种人了。他说,我很尊重山西的文学创作,很喜欢赵树理和马烽的作品。他们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在一起共过事,我们是有感情的。赵树理的去世是文化界的不幸,好在那个年代永远过去了。

  他说,中国的作家艺术家以及所有的文化人一直在斗争、在奋斗。即便在最黑暗的日子里,文化人也没有停止过呐喊和奋争。我们终于迎来了今天,过去不能写的、不敢写的,现在可以写了,可见文学艺术的天地比过去宽阔了,作家艺术家的眼界也比过去宽阔了,文学艺术是大有希望的。谁对此表示怀疑,谁就会失去最好的机遇。

  先生说,改革开放,把国外一些好的东西介绍过来,对我们自己是大有益处的。比如前几年北京人艺上演的《推销员之死》,艺术上很好,我很喜欢。中国有进步,像眼下这种时代,实在是太难得了。春秋战国时代,以及以后的两汉、唐、宋,文化事业非常发达,就是因为禁忌少,允许人们说真话,所以出了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大作品。

  谈到对青年一代的期望,曹禺先生沉思良久,然后激动地说,一定会超过我们。机遇这两个字实在是太好了,希望年轻朋友们好好地琢磨一下这两个字,国家对外开放,我们想了解外国,外国也想进一步知道我们,这是一个文化的契合点。国家强盛富足了,社会现象复杂了,人性向多方面发展,给作家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人生场景。青年一代应该大胆些,开阔些,既要不遗余力地赞颂真善美,又要奋力鞭挞人类的丑恶现象。如今有了成就的中青年作家,文学技巧已经熟练了,重要的是要有一种使命感,要更上一层楼,要写大作品,写出21世纪的人物来!

  先生仰着头说,过几天,我就84岁了。住了五年医院,耗去一大段时光,到现在恐怕什么也干不成了。我真诚地祝福我们的年轻人。21世纪是属于他们的。只要充满信心地去生活、去奋斗,就一定会有伟大的作品问世。在下一个世纪的文学艺术史上,应该用金色写上他们的名字!

  曹禺先生噙着热泪说,请转告有志气的青年们,这就是我,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对他们最热切的期望:不要辜负了时代!

  我默默地听着这滚烫的嘱咐,好久好久说不出话来。

  1993年9月20日夜于打桩机震动中

  2005年3月22日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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