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昂内尔·特里林：别开生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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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不是那种站在潮头的学者，在二十世纪风起云涌的文学理论界自然让人觉得有点陌生。特里林对具体问题的关注要超过他对潮起潮落的理论流派的兴趣，在展开思考时，他的视野不局限于文学的范围，而是更多地把具体问题放在社会、文化与政治的语境下来思考。 这一点在他的《诚与真：诺顿演讲集，1969－1970》中体现得特别明显。 这本书是其在哈佛大学担任查尔斯。埃利奥特。诺顿诗学教授时的演讲集，他围绕真诚（sincerity）和真实authenticity）这两个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相互缠绕的问题，在六次演讲中把卢梭、黑格尔、王尔德、弗洛伊德、马尔库塞等人的论述贯穿起来，委实令人别开生面。 特里林所说的“真诚”指的是“公开表示的感情与实际的感情的一致性”，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诚实有着一定的差别。它作为一种最为重要的前现代品质，是一种自发地寻求统一，在社会的压力下寻找那个没有被社会所异化的自我的恒久努力。 这种努力在卢梭那里得到极为夸张的表达，后来又在托尔斯泰等西方重要作家和思想家那里得到了回应。 特里林事实上正在以独特的角度切入到人类文明发展中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问题。在价值时移代易的历史进展中，新情况的出现总是会受到许多质疑的声音和阻力，某种认为人类的道德生活形式始终如一的观点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并且总是能够得到许多时代道德中坚的支持和倡导。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复古运动反复出现，实在是许多人认为这个“古”之中包含着亘古以来世界（文学）运行的正常规律，既是乱世，当以“古”而治之。在西方，卢梭把文明与“原始的、基本的人性”对立起来，“科学与艺术活动是文明的一个特有的腐败方面。……文学是使人类腐败的无可比拟的力量，是文明社会所固有的谬误的精髓或榜样。”人们欣赏艺术作品的同时，也在欣悦的同时，被变得更富于社会性了。“野蛮人过着他自己的生活，而社会的人只知道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也可以说，他们对自己生存的意义的看法都是从别人的判断中得来的。”在卢梭的想象里，那种完全纯朴的人性是存在的，不断进步的社会使得它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现代社会中的“随波逐流型”人格的突出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印证了卢梭当初的忧虑。这些人的所有生活都是一种亦步亦趋的生活，它完全建立在捕捉他人以及他所生存的制度秩序的信号的基础之上。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力却让人迷惑不已的范例。拉摩的侄儿（他）完全依附于那些他所蔑视的权贵之下的生活，让他的精神处于一种分裂状态。狄德罗小说的人物背景大都带着强调的普遍性色彩，我们如果把拉摩的侄儿那种知识分子特性也抽离出去，而把那些他所必须依附的权贵和生活方式转换成现代社会秩序，那么拉摩的侄儿所经历的分裂正是现代社会人的分裂的先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对《拉摩的侄儿》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把个体意识对外部社会权力的顺从、保持一致称作“高贵意识”，把个体通过修正与外部权力的“高贵意识”关系，开始对抗外部权力的这种意识称作“卑贱意识”。在黑格尔看来，“卑贱意识”之于“高贵意识”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和进步，乃是精神从诸多限制中寻求自我解放的一条道路。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应当为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因为固执于单纯、诚实的灵魂而导致自我毁灭的人物感到惋惜。黑格尔和卢梭这两种相反的立场，事实上代表了西方的主体意识从形成到面临现代社会挑战的两种最基本的态度。尽管特里林的论述涉及到了文学、哲学等诸多领域，但他的这次演讲其实就是围绕这个问题而展开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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